據英國《金融時報》網站5月31日文章，預期慣性是壹股強大的力量。2023年，3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超過5%，隨後下跌。但過去幾周，歷史再次重演，投資者似乎終於接受了這樣的觀點：美國正在離開低利率時代，進入壹個與過去相比有更多因素驅動通脹的新世界。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從戰爭和關稅影響下能源及商品價格上漲、再工業化和國防開支提高，到人工智能巨頭們大量占用地產、芯片、水和電力資源，從而推高整體經濟中此類要素的價格。對美國國債的需求降低也無助於緩解這壹局面。

此外，還有壹些緩慢發酵的問題，例如不斷攀升的債務、地緣政治沖突和民粹主義等。這些風險意味著，未來幾年，投資者出借資金時，希望獲得更高溢價。

綜合來看，壹個信息很明確。正如阿波羅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托爾斯滕·斯洛克最近在壹份客戶報告中所說的：“投資者應為利率持續處於高位的環境做好準備，無論是短期、中期還是長期。”

換句話說，我們正在目睹壹個時代的落幕：廉價時代。過去50年左右，美國的經濟增長是基於所有東西都是廉價的：廉價資本、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能源。所有重大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事態都支撐著這些基礎。

例如，近半個世紀，3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壹直在下降，直到最近，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15%左右降至新冠疫情期間的1%左右。在80年代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馴服通脹後，開啟了廉價時代。但這壹趨勢之所以能持續，是因為所有的宏觀經濟因素對其構成了支撐。

數十年的全球化進程和制造業的技術進步使商品價格得以降低。大量“石油美元”（來自石油出口國的現金）湧入美國，創造了新的、充足的廉價資金供應。養老體系的私有化催生了對各類新型金融產品的更大需求，而美國投資者在其中註入了大量資金。外國借款人想持有更多美債，畢竟，若論資金的避風港，又有哪個國家能比美國更為安全呢？

這些因素如今都已經變化，或正在發生改變。

每次國債發售，國際買家都在減少，而非增加。經濟“脫鉤”，以及美國、歐洲和世界其他壹些國家著手將至少部分關鍵工業產能遷回本土，這種趨勢可能會在中短期內推高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盡管從長遠來看，這也可能增強經濟的韌性）。

許多人認為，石油和美元之間的聯系有助於抑制通脹，但在各國越來越多地嘗試以本幣結算自己與其他國家間的化石燃料貿易後，“石油美元”似乎被削弱了。

那麽勞動力成本呢？尤其在沒有大學學位的工人中，工資漲幅停滯是廉價時代的顯著特征。勞務外包、工會力量衰落、自動化和股東至上原則（股東們青睞金融工程，而不是對工人投資）都支撐著企業的利潤，並強化了資本對勞動力的控制。我們是否也即將看到“什麽都廉價”敘事中的這壹部分走向終結？

技術可能最終決定，從凈值上看美國通脹會更高還是更低。人工智能對生產力的影響是否會廣泛惠及產業和個人，創造新職業和收入來源？抑或，它是否只是壹個用來進行裁員和提高企業盈利的工具？盡管人工智能發展本身就會造成極大的通脹壓力，以至於最終結果將是擡高而非降低成本。根據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近期的建模結果，在更樂觀的情景下，國家債務會顯著下降。而悲觀情景下，債務將會上升，因為政府被迫援助失業工人。

前壹種情況可能導致通脹下降，後者則會使其升高。結果需要數年才能顯現。但有壹點似乎已經很清楚了：大多數市場參與者終其壹生都生活在廉價時代。若想適應未來的趨勢，就必須拋棄舊有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