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想不起来是哪一年的夏天了，我们知青点里，不知是什么原因，流行起了红眼病。

刚开始是有一个女生得了，看上去眼珠子红红的，大家都没在意。过了三、五天之后没见她好转。有人问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她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又有人问她是什么感觉，她说太大的不适倒也没有，就是眼睛里总是有点痒痒。

后来，逐渐地，其她几个女生有一个算一个，也都得起了红眼病。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红眼病可能具有传染性，但是也没有什么好的规避办法。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吃的是一锅饭，喝的是一缸水，而且厨房兼餐厅又是在女生宿舍，那里每天至少有三次人员聚集。

又过了几天，女生的红眼病逐渐都好了。问她们是怎么治好的？她们说，是从附近农场医务室要来的两管土霉素药膏，晚上睡觉时每人往眼珠子那儿抹一些，别睁眼睛，一直闭着到天亮就行了。我们又问她们抹了几天了？她们说，没几天，这玩意挺好使，最多抹三个晚上就彻底好了。

我们这几个男生正暗自庆幸躲过了一劫，没想到，就在刚问完那几个女生当天晚上，我们男生当中就有一个得了红眼病。

记得当时我们睡在南炕上的这几个男生正在头顶吊着的煤油灯下“打苍蝇”（扑克游戏），另几个睡在北炕上的男生点着蜡烛正在“打娘娘”（也是扑克游戏），就听北炕的小黄说：“我先下去了，你们几个玩吧。”小张问：“咋的啦？”小黄说：“我这眼睛也不知是咋的啦，咋这么痒呢，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他就跑到外屋，擓了一盆凉水洗眼睛。我们则仍是扑克牌摔得啪啪响，玩得热火朝天。就这样，闹哄哄的，一直闹腾到后半夜，大家才算偃旗息鼓，各就各位，闭上眼睛睡觉了。

大概是早晨三点半钟左右，也就是我们刚睡下一个多小时，就听队长咣咣咣敲我们窗户，喊我们起来去地里干活。

我刚坐起来，旁边小黄就扯了一下我的胳膊说：“哥们儿帮下忙，把俺的眼皮扒开。”我说：“咋的啦？”他说：“俺这两只眼睛不知是咋的了，上半夜咱们打扑克的时候就一直痒，俺擓了一盆水洗了好几遍都没顶用。这不，现在又好像是被啥东西给黏住，往死里睁也睁不开，还贼拉的疼。”

费了挺大劲，我才帮小黄扒拉开粘在一起的眼皮。着急下地干活，小黄用凉水洗了一把脸，也没当回事，就和我们一起下地干活去了。

事情没有就此拉到，小黄的红眼病更加具有传染性，没过三天，我们这屋里的所有男生，一个接着一个都得了红眼病，也都是每天早晨起炕时睁不开眼睛了。 

按那几个女生的建议，我们也派了两个代表，到附近的农场去找熟人弄土霉素眼药膏，其中就有我。可不巧的是，人家的医务室已经没有眼药膏了。医生说：“前些日子白送给你们知青点女生的那两只土霉素眼药膏，是我们几年前进药进来的，都已经过了有效期两年的时间了，不然的话，哪能免费给她们呢？”

我问：“那你们能不能再进几支这种眼药膏？我们自己花钱买。”医生说：“我们昨天刚从市里进完药，下次进药要一个月以后了。而且我们主任也说了，以后不进眼药膏了，没人用这玩意儿。不过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怪事了，人家那些屯子里的人也都经常有人得眼病，但是他们从来不治。他们没钱买这玩意不说，就是有钱他们也不买，挺个几天自己就好了。所以，我知道，你们屯子赤脚医生那里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眼药膏之类的。”

听这医生这么一说，我们二人只好悻悻地回我们屯子。怎么办？就干挺着吧，或许就能像农场的那个医生说的，挺一挺，过几天就好了。

可是，事情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又过了大概一个星期，我们所有男生的红眼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其中有两个同学眼睛里开始往外流黄呼呼的粘液，像脓似的。

大家都感到害怕了，所以就商量好了，集体请假回城里，到市里医院就诊。

我没有回去，因为我们屯里一个和我比较要好的哥们私下里对我说，他奶奶有“绝招”，能治好我的眼病。我问：“啥‘绝招’啊？”他说：“甭问的太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俺还能坑害你是咋的？”

我说：“那么我就跟我们知青点里的其他同学说一声，让他们也一起到你奶奶那里治眼睛呗？”他说：“不行，人多治不过来，我奶奶哪有那么多烟袋油渍啊？再说了，你们点里的那些人也都不一定信这个，就算是信了，治好了行，治不好了反而还落埋怨，好心当作驴肝肺，犯不着的。”

我听他这么一说，只好作罢，但还是随口问了一句：“你奶奶用啥烟袋油渍给我治眼睛啊？”他还是那句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当天晚上，我那哥们儿就领我去他奶奶家了。她奶奶家在屯西头，紧挨着往内蒙阿荣旗去的一条土路，是一个看上去都快散架子了的小趴趴房。进屋的时候，我那哥们在前，我在后。他刚对我说了一声：“小心点啊，门槛深。”我就一脚踩了个空，扑通一下摔趴在地上，挣扎了好几下才起来。

原来，他奶奶家的这个破房子跟半个地窨子似的，开了门，屋里地面距离门槛子有半米深。而那天晚上又赶上是停电，黑灯瞎火的，我这头一次来，不知深浅，就吃了这么一个哑巴亏。

老太太挺和蔼的，听她孙子说明了来意，赶紧摸摸索索地摸着了一盒洋火，点上一盏小煤油灯，说：“也不知道是咋的了，最近这些日子，动不动就有人闹眼睛。有的皮实点儿的，能挺就挺，挺巴挺巴就过去了。有些娇气的，实在挺不过去了，就往俺这跑，让俺给他们治。治倒是行，乡里乡亲的，能看着不管吗？可是俺这烟袋油渍不够用啊，哪有那么多烟袋油渍啊？”

我正要问什么是烟袋油渍，老太太让我坐在炕沿上，别动弹。她一只手端着小煤油灯，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呈八字状，先是扒开我左眼的上下眼皮端详了一会儿，接着又把我上眼皮翻开，仔细瞅了瞅。

看完我左眼，然后又以同样的动作看了看我的右眼，说：“你的红眼病忒邪乎，都发炎了。”说完。她先是从“炕琴”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纸包，叫她孙子到碗架子上拿来一个好像是能装一两白酒那样大的小酒盅，然后就见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她的小纸包，用手指头从里面捏了几捏看上去有点乳白色的细粉面，放到小酒盅里，摆在炕中间的小木桌上。 

接下来我就见她随手拿起她身旁的那只长杆大烟袋，从两头分别拧下黄铜烟袋锅子和玉石烟袋嘴儿，又从“炕琴”抽屉里拿出一根看上去“油渍麻花”的细铁丝（肯定是她专用的），戴上她的瘸腿老花镜，眯缝着眼睛，把那细铁丝从大烟袋杆这头的眼儿穿进去，那头的眼儿拉出来，重新拉出来。

我一看，那铁丝上面稀稀拉拉地挂了一些黑色的，油唧唧、粘呼呼的东西，想必那就是传说中的烟袋油渍了。

然后，我看这老太太就用手指头捏住细铁丝的一端，从这头撸到那头，把个细铁丝撸的溜干净，烟袋油渍全撸在大拇指和食指的手指肚上了。只见这老太太非常麻溜地用一根洋火棍儿把她两只手指头上的烟袋油渍弄下来，插进小酒盅内的粉末里，又拿起小木桌上的茶缸子，往那里面倒了一点水，搅和搅和，搅和成糊状，然后递给我，说：“孩子，你把俺这药膏拿回去，睡觉的时候抹到眼睛缝里，不出三天，准好。”

我听她这么一说，连说“谢谢，谢谢奶奶”。当然，我也没忘了问：“奶奶，这里头的粉面是什么呀？”老太太说：“问那么多干啥呀？这是我家祖传秘方。”我那哥们在一旁赶紧说：“我奶谁都不会告诉的，连我都不告诉。”

按照我哥们这个老奶奶的嘱咐，我当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把这“药膏”抹上了，第二天早上就觉得眼睛舒服不少，第三天早上就觉得眼睛好了大半了，第四天早上眼睛就彻底好了。

就这样，看似有点不可思议甚至有点荒唐的民间秘方，竟然神奇地治好了我的红眼病，我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老百姓的智慧和祖辈积累的经验真的不可忽视。

我跟一个女生借了一个小镜子照了照，呵，明亮如初！当然，我也是个有心人，懂得感恩，后来回城探亲，我给奶奶带回两包点心，聊表谢意。

（文章、照片选自网上  知青情缘荐稿）

【作者简介】 蔡克举，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知青。于一九七五年五月高中一年级期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离校赴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瑞廷乡插队落户。一九七七年参加高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七九年毕业，先后从事教师、公安、纪检、文化广电等工作，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