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社有个副主任，给社员留下的一句名言：“个人主义加上主观主义，提高到原则上就是男女关系问题。”虽然是被社员多年当作笑料，但也说明了男女关系问题在农村的重要地位。

插队知青当然也存在此类问题。老队长也曾经为此特地找我——不是我出了什么问题，是要我出面管管男女两个知青。

我1968年插队在一个不足百人的山村，11个北京知青来自5个不同的学校。我因为是老三届中年纪最大的老高三，21岁，被知青们推举为“负责人”。所以才被老队长找来谈话。

17岁的男知青王大力同学，本来没有被安排在我们这个知青点，赖在我们这里，目的就是追求在北京就认识的女知青吴小媛。一番坚持后，王同学的档案关系也转过来了。

也难怪王同学追得紧，那吴小媛18岁，属于大美人之列。文革前曾参加中央广播少年合唱团。除了日常的生活和劳动外，王同学一有机会就和吴小媛纠缠。有时候被看到在场上麦秸垛后面，有时候发现俩人跑到附近废弃的王家沟窑洞。被村里学龄前的小女孩唱成歌谣：“王家沟，枣树园，大力媳妇叫小媛……”

其他生产队的社员反映，下山的路上看到他俩从庄稼地里出来，小媛的背上都是土……

这些情况老队长知道了，让我出面干涉，怕搞出事情来。我推辞了。人家两个搞对象我去阻止，我又没个对象！怎么回事？也看上大美人了？嫉妒了？撬行来了？肯定大家都会这么想、这么议论。我何必惹这个骚！我说：“这事情应该老队长您来管。”

老队长，1944年入党的老党员，自打解放后就是村里的负责人，农业合作化以后始终担任队长。他非说我是知青“负责人”，我解释：“我能负什么责？什么责也负不起，其实不过就是一个联系人。”皮球给老队长踢回去。

最终无人干涉，却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王大力同学是我们知青点最早走的，一年左右就当了“后门兵”。当领导干部的父母，通过一起打天下，还仍在部队工作的战友走的“后门”。这种现象在当时为数不少，能量大的父母都会利用关系。“后门兵”没有任何门槛，什么体检什么政审，统统不需要。连户口所在地也不用。

王同学的父母更加有神通，没多久就把小媛也弄到新疆，安排了正式工作。王同学“后门兵”的日后复员也无需回农村，而是直接回北京。有了这个解决小媛知青地位的过程，小媛的女朋友关系也更加正式，和王同学结婚后也从新疆调回了北京。

这个结果似乎相当理想，俩人的女儿后来也参加了中央广播少年合唱团。《北京日报》报道还提到：她妈妈就曾经是这里的团员。

王同学工作在法院的刑警大队当队长，干的是刽子手的头头。九十年代曾经看到在电视中被采访，我也一眼认出：没错！就是当初那个“枣树园”恋情。参访中他提到：手下的战士因为干这个行当搞不上对象。我心想，还是你小子有先见之明，早早把大美人搞到手，没有了后顾之忧。

他这个官大概也在正处级朝上，要想联系上他，顶多打几个电话——我联系他干嘛？啥时候也要被枪毙了：让你手下弟兄们活干利索些，别让老子受罪！

可是事情并非设想的那么圆满。进入本世纪后传来消息，王同学英年早逝。我以为当官的应酬太多，烟酒无度造成的。更大可能：阎王老子嫌刽子手杀人太多，虽然杀的可能大都是罪有应得，还是早早把他召了去。

直到又过了十几年，才知道更多的底细：王同学是死在“小三”家里，而且在即将被“双规”之前。遇上这一劫，逃过了那一劫。大美人魅力终究还是不敌“小三”。

至今没明白，他一个刑警大队长谁巴结？又有啥可贪腐的？

【作者簡介】 張亭，男，本會會員，網上筆名：朱老忠。北京66屆高中畢業生，68年下鄉山西夏縣。76年回城後當了8年陶瓷成型工，畢業于唐山業餘工學院，任機電工程師。1999年來美國，在洛杉磯國際日報任職。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