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文作者的同代人，深有同感！恰在相同时段我也在步行串联。他们步行行程也是和我最接近的。我是步行五千里，从北京到延安，再从延安到河南兰考，继续从兰考走回北京。

我是春节前回到北京，比他们用时稍短。我也是在每个大城市停留，休息整理，了解当地的文革形势。返京途中还按原计划参加根治海河的义务劳动14天。

他们遗憾的是，过黄河只能乘火车，造成步行没有达到百分百。我是过了四次黄河：第一次是从山西永和关，乘木船过浮冰到对面陕西的延水关；第二次是从禹门口走铁索桥进入山西河津县；第三次是从山西垣曲老城乘木船，和第一次类似；第四次是在山东，从鄄城出发走冰面，过黄河到范县。

我们“长征队”北京出发四个人，别人都各种原因先后离队，只有我一个人按计划走完全程。

一致的感受：就是出自一种虔诚。我还暗含着较量，对同行人“红五类出身”的不服。那样的虔诚，当时更多的人都是如此。但后来的两幅照片，看到了多数人态度的转变。  

前一幅普遍戴像章捧红书，一年半后，戴像章的仅我一个“顽固分子”。这期间发生过，就是52年前的那桩大事。

【作者簡介】 張亭，男，本會會員，網上筆名：朱老忠。北京66屆高中畢業生，68年下鄉山西夏縣。76年回城後當了8年陶瓷成型工，畢業于唐山業餘工學院，任機電工程師。1999年來美國，在洛杉磯國際日報任職。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