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1月8日，客车在邵阳至绥宁的公路上颠簸了近9个小时，大家异乎寻常地安静，没有人说话，甚至连呼吸都那么拘谨，我感觉几乎快要窒息了。车终于开到了湘西南绥宁县唐家坊公社的四合院前停下。

我昏昏沉沉，收拾一点简单的行李下车。在进公社大院的门边，我无意间转头，看到大门边的屋檐下蹲着一位中年人，面容憔悴，胡子拉碴，岁月的风霜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他见到我们，便立即站了起来，背略微显得有点佝偻，粗壮的大手里杵着一根扁担，扁担上挂了一副箩索。他冲着我们微笑，有点苦涩，还有一点熟悉，这样的微笑让我觉得亲切，像阳光下温暖的梦境，封存着年少的记忆和即将跨过去的未来，他就是“堂个子”——梅溪大队三队派来接知青的生产队副队长。

我现在终于相信，有些东西是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的，即便过去很久，那些往事，那些目光，总会在无数个寂寞的夜晚，抚慰我们最最隐秘的疼痛，在我的伤口里幽居。

我和女友、刘一平三人被派往梅溪三队。刚宣布完名单，“堂个子”立即跑上来，手脚利索地把我的全部“家当”(一床被子、一个网袋)挑到肩上，边走边淡笑着招呼我们：“我们走吧，路不远，不要爬界，顺河下两里路就到了。”然后又回过头说了一句：“队里昨天就剁了肉等你们来。”那淡淡的一笑和简单的几句话，抹去了我心中的忐忑和惶恐，让我感到了一丝温暖。一路上我们闲聊，才知道“堂个子”大名袁景堂，听他自己说，这个名字是他曾经读过2年私塾的伯父给取的，意为“堂堂正正做一名真正汉子”。他颇有深意地看了看我，那年我20岁，瘦弱，胆怯，但是，我知道，从那天起，我必须开始学会做个男子汉，坚强，勇敢，担当。

晚饭很丰盛，大块的肉，热腾腾的米饭，我们都饿了一天，饥肠漉漉海吃了一顿。饭后，“堂个子”把我们三人安顿下来，我与刘一平住生产队仓库保管室。女友住贫协主席家的仓楼里，他说：“为了安全，女同志还是住院子里面好。”

第一个夜晚总是特别漫长，连星星都找不到，我一夜辗转无眠。清晨，我便想四处走走，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毕竟，这才只是开始要学着适应。

“老石，这么早就起来了，休息休息吧，昨天坐一天车好辛苦的。”我回头一看，见“堂个子”肩扛着犁，赶着一头老黄牛从院子里出来。

“队长，这么早去犁田？”我问他。

“早上做事快些。”他憨憨地回答。

“带我去好吗？”我像个孩子般满怀好奇。

“好啊！”他高兴地答应着。

于是，我跟着他一起来到了田冲，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堂个子”将犁放到一丘冬水田里，便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上“牛轭”，怎样选择开犁路，如何掌握犁的深浅。他说：“如果犁得太深，就用手往后压一压犁扶手，如果犁得浅了，就用点力往前提提犁扶手。犁宽了犁扶手往外倒，犁窄了犁扶手往内倒。”告知一些要领后，“堂个子”就在我旁边跟着我不时提醒我的操作方法。

我用的是一条老牛，力气大，性子急，名为“歪鼻子”。我用梢子一抽，它就狂飚起来，搞得我手忙脚乱，浑身溅满泥浆。“堂个子”赶忙去到牛的跟前，抓住颈绳，用手抚摸着它的头：“急么子，好好走！”奇怪！老牛好像能听懂他的话，乖乖地站住，低着头。待我再开始犁时，老牛竟不紧不慢地顺着犁路走了。“堂个子”坐在田埂上，吸着“喇叭筒”，又是淡淡的笑着说：“咯头牛神得很，听得懂人话，它吃软不吃硬，你不用打它，轻轻地吆喝，保证它服服贴贴。”我恍然大悟，悔不该抽它一梢，搞得我狼狈不堪！几圈下来，我就得心应手了。第一次学习犁田，一早上我竟犁了一亩二分田呢！

那个早晨，我似乎感觉到了一点点快乐，一点点劳动的成就感，这是只有我跟“堂个子”才能记得，才能分享的往事。

“堂个子”不善言词，干起活来却比谁都卖力气。那时农村是出集体工，出工“磨洋工”“撑锄头把混工分”的不在少数。而“堂个子”却与别人不一样，无论是“包工”“调工”，他总是干在前面。早晨他在院子里喊一圈：“出工了，田子冲去修坎”，就扛着砍刀先走了。待到他已在田里干了好一阵子时，有些社员才慢腾腾的来到田边。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堂个子”总是不愠不怒，轻轻责怪一声：“出工莫要咯样‘呆’啰！”

腊月初的一天，出工“歇肩”时，我突然发现青叶子树下的“堂个子”从怀里拿出针线在自己的脚上缝补着什么。我好生奇怪，忙走近一看，心里一紧！原来，“堂个子”的脚底被冻开着五六条足有一公分宽的裂口，红红的肉裸露着，他正在用纳鞋底线把这些口子一针一针的缝合！我不禁“啊”了一声。“堂个子”抬起头来，仍然淡淡的一笑：“没事，有时脚踩到禾篼上出点血，缝起来就没事了。”他这样的憨直坚强让我心里涌上一阵酸楚。春节后返队时，我特地到中药站为他搞了两瓶龟裂膏送给他，他感激不已，连连道谢。他当晚还送了4个准备卖掉买盐的鸭蛋给我“补补身子”。

其实，那时候的我年轻力壮，哪需补养？而他已年过半百，命运多舛，膝下五个女儿，生活的艰辛已让他疲惫不堪。可农村讲究崽多福大。因此“堂个子”不顾自己已50多岁，后来还是生了一个儿子。他说：“乡里没有崽讲话不起，受欺侮。”那年头，我们生产队很穷，每个劳动日仅一角九。一年下来，“堂个子”家因人口多、劳力少总是“倒补”，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说。农忙春耕时揭不开锅是常事，一日两餐稀饭，一家八口围着大鼎锅捧着那“倒在地上狗都追不到”的稀饭狼吞虎咽。有好几次，“堂个子”因为太饿太累倒在田头，出现虚脱！而无力弱小的我，帮不了他任何忙。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们曾经如火一般的热情熄灭后，等待我们的，仍旧是饥饿、困顿、慌乱，甚至恐惧。

女友早已回城，留下我独自一人在梅溪农村，我恐惧自己再也回不去了。7年，我的青春、爱情、梦想都留在这个地方了。在招工的前夜，我忐忑地拿着招工表要贫下中农签具“推荐意见”，驻队公社干部专门召开了生产队干部会议讨论我的招工问题。平时沉默寡言的“堂个子”一语惊人：“石勇这样好的下放学生，在我们公社还没有，还不放他回去真是对不住人家。”一句朴实的话语，引起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于是，我被顺利地招工到邵阳市蔬菜公司豆腐三厂工作，那晚，我拿着那张薄薄的招工表感动得痛哭失声。

离开生产队前，我将自己所有的农具、用具、被褥等悉数留给了“堂个子”。次日，“堂个子”和队上几个青年，抬着我自己动手做的半成品衣柜送我到李熙桥车站。坐在客车里，“堂个子”从车窗外紧紧握着我的手，声音哽咽，欲言又止！在那一刻，我是多么多么的不舍啊！只能紧紧握住他的手，任凭那些眼泪掉下来，然后再硬生生地吞进肚里。我笃信，别离，并不需要眼泪，但重聚之路会很长。

真的如此坎坷！真的相见无期！落后的通讯与交通，以及忙碌于生计，让我无暇顾及我的农民朋友，10多年后我重返绥宁，乡亲们告诉我，在我离开几年后，“堂个子”突然神经错乱了，离家出走一直未归。据说，有人看到他死在邻县一个农贸市场的屠桌下面！

我双目被泪水模糊了！我想：“堂个子”是否真的已然离去，居住在另一个世界？他是否知道我回来看望过他？他是否在一个美丽的地方长眠？那里有没有郁郁的青草，嬉戏的蝴蝶，还有那些有如清风拂面的记忆？若他已不再记得，就请他全部忘掉，忘掉命运的捉弄，忘掉苦难与贫穷，忘掉昨夜的风雨，从头来过！

（文章选自网上。来源：一壁残阳。整理：·用三只眼看世界）

【作者简介】石勇，1948年6月生。1968年下乡插队至湖南绥宁县唐家坊梅溪大队。1975年1月招工返城。1984年，开始从事专职执业律师，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