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後團部宣傳隊裏的哈爾濱知青各奔東西，大多數都由自己的父親單位安排了工作，相繼組建了家庭。開始大家還相互聯繫，後來大多數人便斷了聯繫。

和我在一起的另一個小號手，與宣傳隊的一名女歌唱演員結了婚，這個女歌手是當地老職工的女兒，戶口自然是辦不進來。女歌手的父親是原北京清河農場的老幹部，組建兵團時曾任團部磚廠的廠長，後來退休了全家又回到北京清河居住。取消兵團建制後，五十六團又重新歸北京清河勞改農場管理，這裏的幹部又穿上了員警制服，各方面的待遇也非常好。小號手回城後被分配當車工，幹了一段時間便停薪留職，出來專門吹小號伴舞謀生。那個年月結婚時興請一撥銅管樂隊，這個活錢掙的很俏，我也常參加。

我剛參加婚禮樂隊時，每個樂手才分得20—30元，後來逐漸上漲到每次婚禮80元。恰逢這時我調到公園擔任領導，那時公園是娛樂窗口，越到休息日越要上班。我要求職工休息日不請假，自然我也不能休息日時出去吹號接新娘子了，少掙了不少銀子。那個小號手可一直沒閑著，休息日婚禮接新娘子掙一份，平時舞會再來二三場，小日子過得也非常悠閒。

小號手結婚後生了一個男孩，女歌手既沒有戶口，也沒有正式工作，只得去商場給人家打工賣貨看床子。這樣過了幾年，也不知怎地就離了婚，女歌手帶著孩子回了北京清河，後來聽說在北京市裏買了一處房子，孩子畢業後也在北京找到了工作。這些年來小號手總想重婚，可是對方始終不願意，就這樣幹耗著。後來孩子結婚回到哈爾濱大辦了一次，我也參加了，重新見到了小號手與那個女歌手。

到如今這個小號手也正式退了休，每月能拿到一份不太多的退休工資，婚禮樂隊的事早就沒了，每天只能去舞會吹小號掙一點錢，至今仍然是孑然一身，誰知今後的命運是如何安排啊。

宣傳隊一名舞蹈男演員與一名女獨唱演員都是哈爾濱知青，在宣傳隊時就戀愛了，返城後組建了家庭，男的在省直單位工作，女的在文化部門工作，男的那時還常去兒童公園看我，前幾年這個男演員患上癌症離開了這個世界，從此便不知道那個女獨唱演員的消息了。

宣傳隊裏還有一位哈市知青男演員，也是十八中的同學，他長相好，在樣板戲《沙家浜》中是扮演小角色的。他在大批病返之前就在兵團結了婚，愛人是宣傳隊的李鐵梅，齊齊哈爾的知青。因為扮演《紅燈記》裏李鐵梅有腔有調有模有樣，她的本名倒無人知道，都管她叫李鐵梅。返城後李鐵梅跟隨丈夫回到哈爾濱，幾經波折在哈市木材四營安排了工作，也不是什麼好工作，可能幹了幾年便不去了，從此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瞎混。生活急轉之下，再也找不到在兵團時夫妻二人雙雙把歌唱的感覺，那種被眾人尊重的優越感早已煙消雲散了。

一營還有一個哈爾濱的男知青，他與當地女職工好上了。這個女的長得很好看，個子也不矮。病返後回到哈爾濱，這個妹妹自然也跟著去了他家，可戶口是辦不過去的。那時沒有戶口，就是什麼都沒有，這是非常現實的。這個知青家裏條件不好，住房也小，他們倆人又一時沒有工作，住沒住的，吃沒吃的，那種處境真是不好過。後來憋的實在沒有辦法，一跺腳，竟把戶口又遷回了兵團農場，來了個一刀解千愁啊。

還有一位齊市男知青，曾在大田排擔任排長，與哈爾濱十八中的女知青結了婚。返城後這個排長隨女同學來到了哈爾濱，工作是無法安排了，就自己擺攤賣起了水果。一次我在馬路上看見這個排長自己拉著一車西瓜，滿身滿臉都是汗珠，我強忍著沒有和他打招呼，我怕傷了他的自尊心。想想當年他領著好幾十人戰鬥在北大荒一望無際的原野上，是那麼的英姿豪邁，而如今卻不得不做起了三瓜倆棗的小本生意，真是此一時，彼一時，英雄氣短，馬瘦毛長啊。

辦理病返時我早已調到宣傳隊工作，我的那兩個兄弟周家明與王立民仍在磚廠工作，他們兩人在兵團就結了婚，王立民找的是哈爾濱十八中學的知青，周家明找的是齊市黃安區的知青，當時他倆把家都安在團部附近。那時兵團特別關心知青的婚事，盡可能地幫助結婚知青的生活，連隊分給了他們的住房，都是特別好的磚房，每逢休息有空，我便去他們倆家看看。

病返開始了，這些結了婚的知青也紛紛回城，多好的房子也不要了。王立民是齊市知青，也跟隨他媳婦來到了哈爾濱，在平房區落了腳，找到了一份工作，到現在我們還經常聯繫。

辦病返時周家明正在山上伐木，一時回不來。當時辦病返的手續是先在連隊領取病返申請單，在團部醫院進行體檢，最後回到自己所在城市再進行復審檢查。我的手續辦完後又給周家明要了一份材料，回到哈爾濱去了他家，把病返情況告訴了他父母。可是我感覺到他的家人對這件事並不感興趣，似乎不太歡迎周家明倆口子返回城裏。我不管這些，拉著周家明的弟弟冒充他哥去了哈市指定的復審檢查的地方，給周家明順利地辦完了病返的手續。後來過了一段時間，周家明兩口子才回到了哈爾濱。

事後我才知道，家明的父母對他的返城不上心是有苦衷的。他們家就是車輛廠的一個極普通的工人家庭，住房很小，就那麼一間半房，家明還有二個弟弟，一個妹妹。再增加兩口人，確實不好安排。不管怎樣還是回來了，這麼多人擠在一個小天地裏生活可真不容易。過了沒幾天，家明就把自家院內的煤柈棚子收拾一下搬了進去。

隨著時間的流逝，生活也慢慢地好了起來。如今我們哥三個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也都擁有了不錯的住房，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雨過後才是彩虹啊。

一營四連的一個女知青叫林麗，是我小學的同班同學，上了初中還在一個年級裏，下鄉後又在一個連隊。她的母親與我的母親同是一個學校的老師，所以關係比一般人密切。林麗這個女孩子是十分的天真單純，就是心眼太小，遇事總想不開。病返回城後，大家都是一樣的奔波，什麼事也不見得一帆風順。看到一時找不到工作，又沒有住房，連對象都無法去找，每天只能呆在家裏吃父母的，眼看都30歲了，何時是出頭之日呢？一時想不開，竟服安眠藥自殺了。家裏人發現後搶救也未搶救過來，就這樣一個很好的花朵凋謝了。

後排左四為林麗，前排左二為我

林麗，你太傻了，其實你再咬牙堅持住，會有出頭之日的，我們當時不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嗎？她死了，她本人倒是解脫了，告別了憂鬱，告別了煩惱，告別了痛苦，可她卻把無盡的痛苦和悲傷留給了她的家人，特別是她的母親。那段時間這位老人似乎瘋瘋顛顛的，一下子蒼老了許多，幾乎天天都要去我家，她想她的女兒，她看到我仿佛就能看到她女兒似的。我十分理解這位母親的心情，除了好言勸慰，我還能為她做什麼呢？

如今我們都已經年過花甲，回想往事，歲月匆匆，鬥轉星移。那個年代在一起的戰友、同事朝夕相處，相互關心，相依相惜的感情已經沒有了，留下的只是那遙遠而模糊的思念和說不清楚的惆悵，讓人百般的回味，吞咽下無盡的淒苦。

【文章照片選自網上，作者：李晶（天山）寫於哈爾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