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至1977年，我在北大荒生活、戰鬥了10年。10年，3600多個激情燃燒的日日夜夜，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思念……。我難忘那黝黝的黑土，難忘那皚皚的白雪，更難忘那些被黑土鑄造了靈魂、被白雪陶冶了情操的北大荒人——我的老戰友，老領導們。

我在這裏記述的是我的老領導，25團5營教導員閆克修對我的“教導”。閆教導員，山東濰縣人，1946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50年代初，集體轉業到北大荒，當過多年的指導員，後升任教導員。教導員有個綽號：閆老蔫，人蔫，不過就是話少。教導員少言寡語，我又是普通戰士，和教導員接觸並不多，所以這裏所說的教導，並非是教導員當面對我有過什麼教誨、指導。而是在我親身經歷的幾件事中，通過教導員對人、對事的處理，所感受到的做人的態度和人生經驗，是我的主觀體會和感悟，所以我給教導二字加上了引號。

教導員愛惜人才，善於用人所長。因為歷史的局限和個人性格的缺陷，我在連隊裏是個倍受爭議的人物，不少領導對我不“感冒”。教導員在59連當指導員的時候，發揮我的特長，大膽地讓我做宣傳工作，寫稿子、出版報，參加文藝宣傳隊。在他當了教導員後，又點名把我調到了營部學校，當了一名教師，教美術、教政治、教語文，兼帶負責校舍、桌椅的維修。因為我是木工，教導員在調我的時候，就是用學校搞基建需要木工為理由，說服有異議的連隊領導，還特別指示要我帶上全套工具報到。

在營部學校，我並不顯得另類，也不孤立。因為這個集體裏，還有師範學校出身，懂業務卻不大聽招呼的校長孫承華；有才華橫溢，不拘小節，又“左”得可愛的北京知青語文教師雷兵；有偏執、恃才居傲的上海知青數學教師王堅。他們都得到過教導員的關照，這些關照除了批評，更多是保護。當然，我們的教學業績也說得過去，和其他老師也很團結，5營學校是一個不錯的集體。

教導員很會做思想工作，他會通過一些小事讓你感受到關懷和激勵。當年各個連隊都有文藝宣傳隊，各個班、排的文藝骨幹集中起來，利用業餘時間排練一些小節目、田間地頭演出。既活躍了連隊的文化生活，又能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很受歡迎。我也是個宣傳隊員，負責編導節目，製作道具，有時也串演個角色。宣傳隊員不脫產，白天在各自的班組與大家一起生產勞動。晚上大家休息了，我們便集中起來排練。

農閒時還好，在“兩頭不見太陽，地裏兩頓飯”的麥收、秋收大忙季節，那可真是夠苦的。幹了一天活，人困馬乏，吃完晚飯，洗涮完了，再去背臺詞，練動作，排演合練，一折騰就是十一、二點，甚至更晚。回去後睡不上幾個小時，起床號就響了。可當時我們積極性可高了，天天精神十足，激情四射。這不僅僅是那個時代賦予的榮譽感和責任感，還有來自領導的關懷和支持。

那時教導員還是我們的指導員，他經常去看我們排練。每次都是悄悄地來，站在那裏靜靜地看，什麼也不說，然後又悄然沒聲地走了。有時他會返回來，提一壺水放在那兒。雖然，沒有表揚、鼓勵，沒有指示，沒有修改意見，可每逢這時候，我們都會感到溫暖，受到鼓舞，排練的勁頭更大了。30年後的今天，當我看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的時候，會淚流滿面，看到劇中那個不懂文藝，卻敢於承擔責任，深愛著隊員們的教導員，腦海中就會閃現出閆教導員的身影。當年我們也排演過《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的片斷，也沒少穿幫露馬腳，每當觀眾轟堂大笑時，坐在台下的教導員也會面帶紅暈，無聲地笑了。 

教導員很會處理一些棘手的問題，面對敏感的事情，他會處理得充滿人性味，又不喪失原則。

1974年冬天，59連在搶收秋天因下雨未能及時脫穀的大豆時，發生一次一死一傷的事故。死者叫喬中華，是一個剛滿19歲，參加工作才一個月的老職工子弟。喬家出身地主，老喬因所謂“破壞生產問題”被控制使用。喬中華本人在學校時也因說過頭話，受過處分。家裏政治狀況不好，經濟上也十分窘迫。

喬的突然離去，無疑給這個不幸的家庭帶來巨大的打擊。其父因自身的問題，不敢講話，強忍悲痛，其母痛不欲生，年幼的弟妹哭成一團。為了安慰這一家人，連裏決定要給喬中華開追悼會。對於給這樣一個人開追悼會，是要擔風險的。有人主張請示一下上級，嚴教導員（那時是指導員）說：“算了，開了再說”。看到從團裏木材廠買回的白茬棺材，教導員讓我這個木匠給刷上點漆，可上那幾找漆去呢？無奈，我只好用點廣告色給刷了一遍。看到暗紅色，教導員說喬還未婚，按習俗應該用淺一點的顏色。好歹有點色兒，讓人家家裏人心裏好受些。我刷著顏色，聽到這幾句心裏酸酸的。

晚上，我在連部寫追悼會會標，連裏幾個領導在商量開會的事兒，大家都犯愁開追悼會：要致悼詞，就得定性，怎麼個定法兒呀！討論來，討論去，也沒個結果。我寫完會標，收拾好，就回宿舍了。躺在床上我還想，這個悼詞怎麼說？因公殉職？顯然不合適，工傷、事故都得上級調查後審批呀，上級沒定不能輕易說，說了可能會引起一系列政策問題。

第二天早晨，佈置會場時，我問教導員怎麼定性？教導員眨眨眼，想說什麼，又咽回去了。追悼會開始，教導員主持，又致悼詞，他上來就說：喬中華同志不幸死了，我們按《為人民服務》的要求，開個追悼會，寄託我們的哀思，安慰他的家人……。我當時想：這老頭兒，真聰明！

還有一件事，我至今也很少向人提起。70年代中期，知青返城政策開始鬆動，不少人都在辦理困退、病退。1976年，我的女朋友因家中多子女下鄉，父母身邊無人照顧，也辦了困退。北京方面的函已到了團裏，就等著批呢。在漫長的等待中，焦慮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糟。突然，天塌了，9月9日，領袖他老人家與世長辭。在失去了領袖的日子裏，知青們再次掀起了“鐵心務農，紮根邊疆幹革命”的熱潮。團組織也不失時機地抓緊了教育，每天晚上召開會議要大家表態。不少已經辦理了困退、病退的同志要回了自己的申請，撕毀了已發來的調函。

我的女朋友李寶珍不知道怎麼辦好，與我商量，我說：沒什麼說的，撤回調函，鐵心務農，紮根一輩子。可心裏卻又在想，就這樣算了？真是拿不定主意。商量來商量去，決定去問問教導員。一天傍晚，在教導員家門口，我吞吞吐吐地說了自己的矛盾心理。教導員沒有搭腔，只是沖著遠方默默地看著。

我埋怨自己這不是出難題嗎？怎麼能在這個時候向領導提出這個問題呢？我小聲說：“那我回去了。”

教導員說：“你先別走。”又沉默了一會他說：“老人家雖然偉大，也得走哇。小李子家裏困難也是事實，什麼事都得實事求是呀！”說完擺了擺手，示意我回去。後來我們商量不撤回調函，表態也比較含糊。

兩個月後，一切恢復正常，營團黨委批了一批困退人員回京，我們營只有不多的幾個人被批准了，那些撕了調函的後悔不迭。李寶珍臨走時，教導員一再囑咐她回北京不能變心，要她保證不踹了我。後來，我們夫婦回憶這一切時，還常常想，假如李寶珍不答應教導員不許變心的要求，教導員會怎麼辦？

教導員的這些事兒，確實對我個人境遇的改變，給予了很大的幫助，我確確實實在心裏存著一份感激之情，而更重要的是，我從教導員的言行中學到了做人的原則，學到了愛，學到了厚道，學到了不少的人生經驗、工作技巧。而這才是最重要的。教導員的教導使我終生受益，這才是最難忘的。我常想現在我們黨所提倡的以人為本，在教導員這些老一代的共產黨人身上，不是早就有所體現嗎？！我們黨的宗旨是一貫的，永遠不變的。

【作者簡介】陳春雷：1967年北京知青，原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25團5營59連農工、木工，5營營直學校教師，建三江學校教師。現為北京海開房地產集團公司職員。

（文章照片選自網上，來源：用三只眼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