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知青，特別是老忠這批老三屆插隊知青，到農村以後要過的真正的“關”不是所謂的“生活關”，而是實打實的非過不可的“生存關”。未成年的插隊知青難以度過“生存關”，曾經造成“容當統籌解決”的尷尬。

生活上有“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占首位的是“柴”。山西盛產煤炭，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運城地區沒有煤。當地無論吃飯還是取暖，都離不開柴。我們插隊的村莊在中條山的前坡沿，老鄉們也全都靠的是柴。

我們是1968年12月到村裏，幾天後的第一次勞動，就是搬高粱杆。11個男女知青，立即顯出差別，沒什麼會幹活的。搬高粱杆也要有工具，最起碼需要一根繩，總要捆成捆才好搬。只有我一個人，用了一條背包帶，勉強把高粱杆捆起來。別人都是兩手抱著。那高粱地在圪垯頂，離村將近一公里。這裏是住窯洞的黃土高坡，地多人少。梯田一層一層上坡。好在負重的回程都是下坡，還不至於太困難。那十六畝地的高粱杆，11個知青就搬了一整天。要是包給當地老鄉，依照我後來的經驗，一個人也不用幹一天。

沒給大家記工分，因為這些高粱杆都是給知青做飯燒柴用的。

11個北京知青來自不同的6個學校，只有我和老怯（當地老鄉給他起的外號）是高中生，而且都是66級畢業生的“老高三”。其他都是初中生，都屬於“未成年人”。老怯是個瘦麻杆，滿腦袋花白的頭髮，在學校的外號“老烏鴉”。戴一副1400度的黑框近視眼鏡，幹農活根本就不適合。老怯玩笑自稱“年過花甲”，其實我倆都是21歲。只有我，不但在學校是體操隊的運動員，渾身發達的腱子肉，而且多年自覺參加農村義務勞動，已經有勞動基礎。

因為在隊裏勞動有傑出表現，第一次評工分，我就是隊裏最強男勞力的11分/每個出勤日。

日常生活用水，也是要從深深的溝底，沿著“之”字形狹窄陡峭的土路擔上來，大約有十層樓的高度。起初也只有我一個人能承擔。於是給大家擔水，進而為大家做飯，就暫時成了我的職責。

那年頭，誰不願意“革命”呀！啥叫“革命”？就是“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在家做飯算什麼“革命”？可是生存問題不解決，一切都是瞎扯。人家當地老鄉已經解決了的生存問題，插隊知青要從頭開始解決。作為知青點最強的勞力，我就只能多多負擔了。即便這樣，還是要在有空的時候去田地裏，和社員一起勞動。

做飯這事情，不但要任勞，還要任怨。剛到農村的知青，總以為應該和y在城市一樣，有食堂，有專業的大師傅做飯。下了工吃飯，應該是吃飽吃熱吃及時。稍有不滿就發怨言。當初困難時期，中學食堂把不滿都發到做飯大師傅身上。什麼“大旱三年，餓不死炊事員”，什麼“我們歌唱我們的食堂，裏面的大師傅吃得肥又胖”。食堂大師傅是掙國家工資的，是國家出錢支持著後勤。

時間長了大家才意識到：我們的所謂“食堂”，是沒有人提供後勤的，和下鄉前學校的食堂，和兵團、農場、五七幹校的食堂，完全兩碼事。做飯人的勞動收入是要由吃飯人來負擔的，沒有人發工資，也不在隊裏記工——當地農民，乃至全國農民，各家也都是如此。我們知青來“接受再教育”，當然不能特殊。所以要麼專人留下做飯，大家出工分；要麼輪流做飯，後勤大家共同承擔。輪流做飯更讓大家體會到任勞任怨是如何不易。

農村的做飯，不僅僅是擔水，還要磨面，給我們的口糧全是未經加工的原糧：小麥粒、玉米粒的、帶殼的穀子等等，和城市又完全不同。油鹽蔬菜也只能下山到20裏以外的縣城去買。就這樣掙扎著，一個冬天過去，隊裏提供的高粱杆眼看要燒完了，柴的問題提到了日程上。

其實我看到高粱杆的不斷減少，就已經開始拾柴。最開始是和村裏放寒假的初中生一起去嘗試近處的拾柴，去刨酸棗刺的根。那裏的山坡上酸棗刺很多，栆刺下麵的土裏成塊的酸棗根紮得深深的。扛上一把鐝，就能刨出粗根。當然也要有一定的經驗，判斷粗根紮下的位置和深度。好處是不用走很遠的路，但是經驗不足效率低，往往收穫不超過50斤。

正經男勞力，都是上嶺拾柴。等到開春以後，我就和老鄉們學會了上嶺拾柴。

我們生產隊是黃土高坡，但是沒有多遠的中條山大嶺，就是真正的石頭山。翻過分水嶺，嶺後就是拾柴的地方，那裏有茂密的植被，各種灌木喬木。背上扁擔帶上繩子到了嶺後，一把快鐮拿在手，在山坡上很快就能割下一把把手指粗的灌木。割到足夠多，就可以收“摪”——當地把一捆叫“一摪”。

牛皮繩子在柴捆的當中勒緊。那一摪柴不要捆成圓的，要儘量捆成腰圓，因為要從橢圓的長軸方向將扁擔插入，這樣能插入更深，更可靠。扁擔是兩米來長的大扁擔，和擔水的帶鉤小扁擔不一樣。兩頭上翹，端頭是尖的，插入柴捆後上了肩，扁擔的翹起被壓平。如果兩頭下垂，柴捆會很容易從扁擔上脫落。當地民謠：桑木扁擔兩頭翹，寧挑擔子不坐轎。

柴捆要勒得儘量緊，也是為插入扁擔不容易脫落。把柴捆插入扁擔這道工序叫“關擔”，不但要插到適當深度，還要先按在腿上挑起來，調試一下左右平衡。柴捆半路不能翻，一翻就會連扁擔一起翻，把扁擔楞翻到肩膀上，沒法繼續擔。

一摪調試平衡後暫時拔出扁擔，留下明顯的插入孔，還要繼續插試第二摪進行同樣的調試。第二摪調試好“關擔”完成。但不拔出扁擔，而是直接把扁擔扛到肩上，再用扁擔空頭，對準地上的第一摪留出的插入孔重新插入，“關擔”全部完成。這時是第二摪已經起來，第一摪還在地上，就要把肩膀移到傾斜扁擔的當中，前後兩摪平衡的位置，略微下蹲，就可以讓面對著的第一摪離開地面，直到腰完全直起。

如果簡單“關擔”，柴捆的兩頭會像喇叭一樣張開。一是會兜風，在山風中柴擔會被吹得水準垂直兩個方向亂轉；二是到了家一解繩子，柴會立即散開不再成困。所以兩摪柴，四個頭也都收緊，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沒有那麼多繩子，都是就地取材，用韌性好的枝條來收。這樣的柴捆擔回家，就能一摪一摪地垛起來。

當然更辛苦的還是擔柴回家的過程。拾柴的地方沒有路，關擔的地方只有走一個人的林間小窄路，路邊還有陡坡和樹木荊棘，不停碰撞、干擾著柴捆。好不容易才能掙扎到該下山的地方，也就是“溝掌”。“溝掌”就是山溝的盡頭，三面陡坡，陡坡上只有山羊踩出來的小徑。只有經過最陡的一段，才能下到比較正常的人走的道路。路，本來就是人走出來的，再怎麼“正常”，也只是碎石遍地的溪邊小路。那溪水是不斷改道的，所以肩上壓著有沉重的柴擔，還要一會兒走水左邊，一會兒又跳到右邊。

只有走出山溝，才離開溪水上了“官道”。就是真正修過，可以拉車的道路。到此離家還有好幾裏地。有一次已經進村了，下最後一個坡的時候扁擔哢嚓一下斷成兩截。好在離住的院子已經很近，可以一摪一摪扛回家。

看到我天天忙碌拾柴，男知青也分別跟上陪我一起去。頭一兩次也非常辛苦，而且收穫不大，往往只擔回五十斤左右柴。老怯因為一個跟頭摔壞了眼鏡腿，天色暗下來更看不到道路，因此在嶺上找了個石頭洞過了一夜。把知青和村裏人都急壞了。

曾經動員所有男女知青一起上嶺拾柴——只有唯一的一次。

上山、下山，大家馬馬虎虎都能對付。用鐮割灌木枝條也不是大問題，只需幫著女知青把割下的背到小路。“關擔”就很要命了。除了兩個提前和我跑過一趟的男知青，弄好弄不好畢竟也知道該怎麼弄。其他人都是我一個一個幫著弄好，還要統一分配，按照不同體力安排不同分量，一個一個上肩出發，我才有空把自己的柴擔搞好。

下山的路上還會出現很多問題，柴捆會歪、會掉，有人半路想歇歇，有人願意繼續前進。為避免有人掉隊，再次發生老怯不歸事件，我只能押後陣。全數到家將近傍晚，一天啃幹饃喝涼水，早已是人困馬乏，一個一個累得半死，全都回窯洞躺下了。收拾大家的柴擔，垛起柴捆，一家一家還回借來老鄉的扁擔繩子。“人是鐵飯是鋼”，當然，必不可少的還要擔水、燒火、做飯——全是我一個人的事。比我單槍匹馬上嶺拾柴費費時費力數倍，真是得不償失！

所以後來就儘量單打獨鬥，少一個陪著少一個累贅。

每次上嶺總要擔回一百多斤柴。可是做飯蒸饃供11個人的食用，有時候一次就要消耗半捆柴，也只有這麼努力拾柴才能跟上消耗。剛開始的時候擔柴回到家，都找秤來稱一下。有記錄在案的是142斤。

以後還曾經有過更多分量的擔柴，但是隨著經驗積攢，逐漸也心中有數懶得再稱，大約也都在150斤左右。最重的一次別人估計有160斤，而且是從葫蘆溝趕著一群牛，二十多裏地山路回村。擔的全是樹林裏已經晾乾了的硬柴，比較粗的木頭。

包括知青在內的所有社員，拾柴和做飯都屬於“私活”，再勞累再辛苦也沒有任何工分收入。但是還要和隊長請假。婦女同志無所謂，作為生產隊男勞力的社員不能打亂隊長的計畫安排。季節的限制，農忙期間地裏的活多，不宜隨便不出工幹私活。

所以一般拾柴是要抓緊在清明種棉花之前，和秋收完了以後。清明前積攢一些柴是為應付農忙，秋收後是為了過冬。入冬以後嶺上積雪，山溝裏結冰，空手行走都很危險，無法擔柴。

既然是生產隊，你不出工別人出工，年底累計工分就會少於他人，分紅憑的就是工分。所以拾柴也要提高效率，儘量減少誤工。上嶺拾柴只誤工一晌，在村裏還是從我開的頭，其他男勞力後續跟上的。換句話說，我實際上是當時隊裏最強的男勞力。

我早上出頭晌工，大約上午九點下工，揣上一個饃，扛扁擔上嶺，緊趕慢趕，要在後晌上工前，大約下午兩點擔柴回到家。吃些東西就跟著隊裏下地了。至今村裏人拿我當自己人、本村人，這樣的待遇，就是我山上插隊七年（1975年合點下山）和鄉親們同甘共苦得來的。

每當我想起在村裏為生存而拾柴擔柴，為準備農忙和過冬而積攢柴，那要走的路有多遠？山有多高？長期不知道該如何形容。現代科技為我們回憶過去插隊的日子提供了條件。

在衛星照片上面可清晰地看到我們插隊的村莊，我在圖中標上一個小紅點；也看到我們拾柴的老成窪，我用一個大圓標明——因為拾柴不可能在一個點，必須在一個區域。地圖上可量出，水準距離大約10華里。 

在同樣比例尺的地形圖上看這兩個位置，我們從等高線可估計到兩地的高度差在500米(1200-700)左右。

那麼就把這兩個位置標注移到北京郊區同樣比例尺的地形圖來，把一頭置最高點，另外一頭再看，也是500米(600-100)左右的高度差。

再用地圖方式看水準距離我們就知道，我們當初拾柴一趟，就相當於從北京玉泉山後邊的青龍橋附近（可惜在地圖上找不到“青龍橋”）出發，登上香山頂峰鬼見愁跑個來回。

不要說上去拾柴、捆好、收好再用扁擔擔下山來，北京人自己都可估計一下：就是空手走這麼一來回要多長時間？消耗多少體力？我們當初卻是用一晌的時間，回來還要在生產隊下地勞動。

會有人說：你吹牛B呢，誰信呀！

我卻很高興聽到這樣的話，無非等於告訴我：我們山溝裏的勞動強度，確實令人難以置信。

1994年回村去，聯產承包讓村民不但吃飽吃好，各家的存糧也都足以應付一年的絕收。只是擔水、拾柴這些事情尚未徹底改變。到2012年再去，卻是完全改觀。引水進村家家水龍頭，不再需要下深溝擔水；家家用上電磁爐也不再需要拾柴。柴灶還在，即便需要點起來，村頭長起來的柴就足夠用，根本不需要跑到嶺上。

當初插隊大約半年左右，縣裏的各個知青點普遍分灶。原因不外乎鬧矛盾，無非就是計較在後勤上“幹多了”“吃少了”。我們大隊三個知青點，另外兩個點都比我們點人少，但也都分為一兩個人單獨起灶做飯。我們這個知青點穩如泰山，始終沒有鬧過分灶。

縣知青辦也聽說了我們這個不分灶的知青點，打算表彰，要我們寫出“總結彙報”。被我拒絕了。確實沒有什麼其他知青點能夠學習能夠借鑒的。吃苦耐勞、無私奉獻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學會的，克己奉公的境界，也不是看看別人就能達到的。

更何況，作為這個知青點頂樑柱的我，完全不熱衷、不相信，甚至不贊成“紮根”“一輩子”的虛假口號，而這些恰恰是表彰宣傳知青所必不可缺少的內容。我們不搞那個“假大空”。事實上，最早把“紮根”喊得凶的知青最早能受到知青辦青睞，也越是最早“拔根”離開農村的知青。“假大空”口是心非，目的恰恰相反。

我根本不相信會讓這麼多知青在農村呆一輩子，大部分都遲早會離開農村，不管以什麼方式。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本人也不甘心在農村混一輩子。但是離開城市臨走前，老父親的話是很讓我記憶深刻的：不要以為是臨時的就瞎混日子，每天的日子都要認真過——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本來就都是臨時的。

【作者簡介】張亭，男，本會會員，網上筆名：朱老忠。北京66屆高中畢業生，68年下鄉山西夏縣。76年回城後當了8年陶瓷成型工，畢業於唐山業餘工學院，任機電工程師。1999年來美國，在洛杉磯國際日報任職。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