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开春的一天，三位回北京看病的知青来学校做报告，介绍他们在草原插队的经历和体会。这三位知青就是后来被我们戏称为“革命引路人”的余均、魏复锐和曲军，来自锡盟东乌旗沙麦公社汗乌拉大队。

他们的报告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草原的浪漫生活、淳朴的蒙古族牧民、火热的阶级斗争，令我心驰神往。听众中跟我有同感的不在少数，特别是我的好友、初三俄语班的张亮。大家开始蠢蠢欲动了，都在想能不能也去他们那儿插队。

我们跟三位知青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帮助。5月25日，在曲军家开了会。据他们说，北京市安置办公室表示，只要我们能组织起40人，安办就派车送我们去内蒙古。

6月11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欢送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大会。吴德、丁国钰、聂元梓、李冬民等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以及东北军垦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负责人出席大会。张亮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意气风发走上讲台，代表自愿去内蒙古插队的同学发言，表示要“在内蒙古安家落户，在大草原上滚一身泥巴，练一副钢筋铁骨，和广大的贫苦牧民一起改变草原一穷二白的面貌”。

我们用一个月时间举办赴内蒙古插队学习班，学习“毛著”和中共关于少数民族的政策，进一步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端正插队的态度，充分估计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阻力。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万万没想到，北京市安办竟然变卦了。当我们在各校组织起 40 人之后，安办表示，现在上山下乡工作要按统一部署进行，不能各行其是，故取消了原先的承诺，让我们回校听从分配。安办的做法像一盆冷水浇在我们头上，原定去内蒙古的同学大都打了退堂鼓。可是仍有一些人初心不改，决心克服一切阻力自行前往，其中就包括张亮和我。

临行前，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红卫兵向我俩赠送了蒙文《语录》，并在扉页上用钢笔写了这样一段毛主席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这段话曾在很长时间里激励着我。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一位赴内蒙古插队知青还为它谱了曲，使其在知青中广为传唱。每当唱起这首歌，我们无不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感到特豪迈、倍儿光荣。

6月22日，我们启程了。出发地点是永定门火车站。送行的只有少数家长和同学，没有标语口号，没有横幅彩旗，没有市里和学校领导，也没有敲锣打鼓的热闹场面。

临走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准确人数。一位同学焦急地在站台上走来走去，原先说好跟她一道去内蒙古的好友并没有现身，以至她也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上车。贾平没敢跟家里说，只是像平常那样，拎着装有围棋的布包，平静地跟妈妈说了声，“妈，我下棋去了。”到火车站后，他把一封事先写好的信投入邮筒，向母亲大人禀报了自己的去向。他连行李也没带，只不过多穿了几件衣服。

一位女生父亲被关，工资被扣，家里经济拮据，妈妈勉强给她凑了100元钱带上。临出门时，从来没当孩子面落过泪的妈妈跟她说了声“你好自为之吧”就哭了。

王小娃报名去兵团已获批准。听了“革命引路人”的报告，特别是那句“不吃别人嚼过的馍”的鼓动之后，不顾家人反对改去内蒙古了。一念之差，就从挣工资改成挣工分。

我们没办任何手续，当然也没带户口本和组织关系。我爸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妈妈只是默默地为我远行做准备。送行时，我妈也来了。

当火车拉响汽笛缓缓驶离站台时才知道，我们这批知青共有12人，四男八女。除了张亮和我，还有王小娃、吕小燕、蔡胜、孙卫宁、贾艳丽、张宁远、何膺远、刘义荣、贾平、刘雷音，分别来自北外附校、师大女附中、女十二中、女八中、女四中、男六中和白纸坊中学等七所学校。

古人常叹离别之苦，发出“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之类的感慨。可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心中更多的是兴奋而非伤感。我们决心已定，觉得自己就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燕，迎着暴风雨去了。

我们先乘火车，后坐汽车。那时的草原，路况极差，所谓公路其实就是来往车辆碾压出来的车辙。车一到转弯或转换车辙的时候，就会产生剧烈颠簸。坐在后排的人颠起来，头几乎能碰到车顶，然后再重重地摔回座位，把我们一个个颠得七荤八素。

一进入牧区，无论在饭馆，还是在旅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股浓烈的羊膻味，熏得令人窒息。吃饭时往锅里一看，水都是黄的。这对我们城市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个下马威。有的姑娘开始担心，在这种地方生活，自己能否坚持下来。

我们从北京，经张家口、宝昌、那日图，在四天舟车劳顿之后，才到达锡盟首府锡林浩特，住进锡盟革委会。我们被安置在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四名男生睡长椅上，九名女生（包括同行的魏复锐）一字排开席地而卧，中间以一长桌相隔，算是男女有别。

形势很不乐观。北京市安办提前跟锡盟革委会打了招呼，表示不同意我们去。我们找盟革委会主任交涉，可是他态度明确，坚称决不放行。为了搞到去东乌旗的车票，我们找到长途汽车站站长家。这回改变了策略，一见面先拿出一批毛主席像章相赠，其中还有一枚当地人从未见过的夜光像章，令站长夫妇两眼放光、满心欢喜。而后，我们才一五一十地把要去东乌旗的想法告诉他。东乌旗属于边境地区，买车票去那里需要有边防证和防火证。我们自然没有。

一听这话，站长愣了，说这事儿他还真的不好办。我们则表示非去不可，如果坐车不行，就步行去，但凡路上出点事儿，他得负责。“受贿”在先的站长，此时真是骑虎难下了，思量再三才表示，希望我们分批走，不声张，他就假装不知道。我们决定先把运动中家长蒙冤被关的几个同学“偷渡”到东乌，因为家里有“重大问题”的人是绝对不能去边境的。

首先到达旗里的是两位女生。在前途未卜、情绪低落的情况下，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她们竟拿出刀片划破手指，各自写下一份血书，托人带回盟里。其中一人后来回忆起当年的壮举，笑道：“字迹很浅，太疼了，没敢割深。”

据说，在盟里工作的一位姓李的年轻干部看了血书备受感动，为盟领导最后改变态度起了推动作用。从东乌旗到沙麦公社，140 里路，没有公共交通，只能搭乘顺路的货车。我们几个先期抵达东乌的同学没有找到车，7月2日就沿着公路徒步向沙麦进发了。断后的张亮和魏复锐运气不错，找到沙麦公社的卡车司机老陆，搭上了他的车。

路上，老远看见我们几个步行的人，就高声招呼我们上车。我们不明就里，以为是旗里派人抓我们回去呢，于是全体卧倒，匍匐前进。最后发现是张亮他们，才欢呼雀跃着爬上车。坐在敞篷车麻袋上，我们翘首瞭望着神往已久的乌珠穆沁草原，有新奇 , 有期待 , 也有新生活开始前的一丝忐忑。

七月的草原，正是水肥草美、繁花似锦的时候，近处是绿草如茵的平原，远处是绵延不断的山峦。就在我们搜肠刮肚试图在自己贫瘠的词汇库里找出最华丽的语言来赞美草原的时候，张亮突然冒出一句“啊，寂静的群山像凝固的海浪”，令我们拍手称绝。

距离沙麦公社还有 20 多里地的时候，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出现了。灿烂的落霞下，只见一队队身着蒙古袍、肩背步骑枪的牧民，在红旗指引下，骑着骏马向我们狂奔而来。很快，我们就被马队包围了。这是欢迎我们的人群啊。

看着车厢两侧跃马扬鞭的骑手，回想一路上的坎坷，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向贫下中牧学习的口号。一时间，汽车的轰鸣声、嘚嘚的马蹄声和高昂的口号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草原上空。到达公社时，只见满山遍野都是人。

原来，为了欢迎我们，三个大队的牧民都出动了。草原亲人们用甜奶豆腐、炒米、奶茶招待我们，晚上还和我们开了座谈会。当得知我们全部去汗乌拉队时，另外两个大队十分失望。

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背景下，在既成事实面前，北京市安办再也拿不出反对的理由，终于回复说：条件很好，给予安排。盟革委会也一再关照东乌旗，不要打击我们的积极性，应予大力支持。但是，在没有补办手续之前，我们只能待在公社集体活动，初步体验草原生活。

7月11日，也就是在我们离开北京近20天时，正式批文下来了，这次非凡的旅行终于落下帷幕。我们12人被分配到汗乌拉队的不同组里，从此告别中学时代，开始了真正的牧民生活。 

【作者简介】章明，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1968年赴内蒙古东乌旗插队，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回京上学，1979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新闻写作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对外部，从事英语新闻采编工作。后定居美国，现已退休。

（文章照片选自网上，供稿：用三只眼看世界，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