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加入中國共產黨

我這一代中國人呱呱墜地後，大多會有三次莊嚴。第一次是九歲，在五星紅旗下戴紅領巾。管他什麼是主義？好玩而已。第二次是面對團旗宣示：“為解放全世界2/3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將革命進行到底，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這一次，意味著靈魂像石膏流進了膠模，定型了。

我在山東省實驗中學，因為品學兼優，任少先隊大隊長，不滿十五歲就入了團。一路走來，一路優秀。在中央美術學院附中，我是團總支宣委。到了電影學院，自然成了學生會學習部部長兼院火炬報主編。我準備衝刺第三次莊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1964秋，一切似乎都順理成章。

我懷著赤子之心向黨寫了申請書，坦誠地說明自己出身：生父是國軍將領，四九年逃往臺灣。現在的爸爸是我的養父。申請後有了奮鬥目標，以雷鋒為座標，每天都狠鬥私字一閃念，每週遞交一次思想彙報。

很快，攝影系黨支部書記W找我：你和黨越來越近了，要好好努力啊！不僅要學雷鋒做好事，雷鋒的本質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書記的話具體體現黨的領導，讓我感到心裏真溫暖，深深鼓舞著我。不管要做什麼，先看毛主席怎麼說，我再怎樣做。

老子反動兒混蛋

那年電影學院貫徹毛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最有效的莫過於直觀教育，大禮堂全校師生鬥爭反動學生。群情激奮，高喊：打倒反動學生郭寶昌，吳天忍，劉文田！口號此起彼伏。郭寶昌的主要“罪行”是散佈資產階級糜爛的生活方式，他成長為同仁堂的繼承人，所有言行就都打上階級鬥爭的烙印。批鬥結束，公安幹警將三人押下講臺。這位日後的大導演消失在大門的逆光中，押去了南口農場。

“敲山震虎”，我要是虎，也許不怕震。我像鼠，我膽小如鼠。這一震，讓我一天到晚在想我究竟是誰？我自以為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別人看我是混入團內的階級異己分子！每晚我會被同一個惡夢折磨：生父發猛力，把我從雲端推出，我落呀落，速度越來越快，一直到我驚醒。一身虛汗後想到自己無法改變的出身，前途如斷崖，感到絕對的孤獨。我想，雷鋒的所做所為可以學，但他是窮人有階級仇，地主還鄉團來了要受二茬罪。用金庸復仇主義的思路看：他是毛家莊的，我是蔣家莊的，水火不容。

我渴望把自己挪到毛家莊來，也用階級分析：“生母出身貧民，1940年被萬惡的地主搶佔了，這就是階級仇啊！”好像找到透氣的縫了。可是按照土改以前三年為劃分標準，1950年土改，我媽還是個地主婆！人走投無路的時候，阿Q能緩解接近崩裂的精神。但是這次學阿Q越學越絕望。敵我的觀念在同學中發酵，不久，我就挨了亂拳。

這一天春光明媚，同學ZZP，拿著暗袋找我：阿傅，你幫我看看，我的暗袋是不是漏光？我天生助人為樂，二話不說把暗袋套到頭上。正在仔細查驗，一通亂拳打過來，打得我眼冒金星，不顧一切扒開暗袋，看見了三張臉，除了Z，還有J和C。他們在微笑，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我在黑暗中無法“橫眉冷對千夫指”。滿臉紅腫，我忍了，有句話，小不忍則亂大謀。

接著猛戲就來了。8月18日在天安門上，毛主席給紅衛兵宋彬彬改名叫宋要武。第二天，一列紅衛兵闖進電影學院，高歌：“要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你媽的蛋！”這些來自自哈軍工清一色的高幹子弟，腰中的軍官皮帶扣是方的，銳利像刀……

全校都集中到禮堂，沒有人敢不來。臺上，一位颯爽英姿的女紅衛兵大聲命令：“文藝院校徹底爛掉了，凡是出身不好的都上臺來報到！”我蒙了！記不清有幾個人上了臺，說了些什麼。我只想我該怎樣交代？如實說，會不會被皮帶抽得皮開肉綻？打馬虎眼，是不是會有人上臺當場揭穿？我的屁股一個勁向後移，但是腳就是不聽話。

忽然有女生上臺說：我反對！女紅衛兵：你叫什麼？是哪個學校的？女生：我叫楊其韶，中央美術學院學生。紅衛兵來回甩著皮帶：什麼出身！楊其韶：三代貧農。女紅衛兵：你反對什麼？楊其韶：我認為，出身是不能選擇的，大家都生長在紅旗下，絕大多數出身不好的同學是熱愛毛主席的。

趁著氣氛緩和下來我蹭出了禮堂。楊其韶，長長的辮子，瘦尖的臉龐，身材秀美。在美院附中我高一她高四，她救了我，她是我的救星。一年後紀念毛主席暢遊長江一周年，大學生橫渡八一湖。忽然狂風吹大浪起，四個美院學生不幸身亡，其中有楊其韶。46年來，我無數次經過八一湖念悼楊其韶。遺憾我未能對她說：謝謝你。

楊其韶說得對，我傅靖生就是熱愛毛主席的，我改名叫付紅。毛主席直接領導紅衛兵，我渴望加入紅衛兵像渴望入黨。當然不會吸收我，我就自己做紅袖標，印上“共產主義紅藝兵”。胸前嵌上毛主席像章，渾身熱得不知怎樣才算是革命了。我無限崇拜毛主席，一點都不假。終於，一次毛主席接見被我趕上了。

三米高的標語牌八個字，一個字八人抬，我在“鳴”字下麵最邊上，在馬路最南端，離天安門最遠，卻看得最清。毛主席在天安門東南角，摘了帽子向下揮手，我激動直抖。佇列邊向前，我邊向後扭頭，一直扭到100度。我對自己說：要是反動地主官僚的爺爺、生父站出來，毛主席只要一揮手，我會揮大刀向他們頭上砍去！

革命要有敵人，人人都在找敵人。

我為什麼愛廣角鏡頭

8月25日早晨，在太平湖畔跑步，遠遠地，看見有數十人圍在中堤嘰嘰喳喳，像是有人投水了。議論隨風飄來：是誰啊？是老舍，畏罪自殺！人越圍越多，我不敢見死人，在護城河轉悠著看城牆。轉回來路經演員劇團門口，院子裏黑壓壓地圍著外地串聯的紅衛兵，有人喊：抬起頭來，低頭就是公然對抗文化大革命！原來是造反派拿美女明星X和Y示眾。革命者可有三個動作，一：口號，二：啐吐沫，三，擰敵人胳膊上的肉。革命要有理由，哪怕為所欲為。

我磨嘰到正午，相信學院食堂已經沒人，沒想到我錯了！買飯的窗口只有我，沒看見北窗陰影下還有三桌人。“我要個榨菜炒肉絲……”話音未落，同學們呼啦圍上來沖我砸拳，為首的是表演系的同學ZY和ZJM。啊……啊……啊！我邊喊邊退，革命同學邊打。我倒下了。腳踢代替了亂拳，我蜷著身子護著頭……啊……此時通向大門的方向來了一位同學W。他高聲問：打誰哪？有人回答：打狗崽子付紅哪！他高喊：打得好，該打！

眼看他在地平線，小小的，徑直沖過來了，迅速變大，朝我的頭踢，撞我太陽穴的是一雙皮鞋，我昏了過去。低角度，瞪圓了自己的雙眼到最大視野，（是廣角鏡頭啊！），拍攝物由遠到近，一直沖到眼球表面，這就叫衝擊力！我有切身體會，在電影中就特愛用廣角鏡頭。偉人講話：“生活是藝術唯一源泉”。

W姓同學在美術系，也是美院附中的同學，算得上少年同窗。此時，他的父親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揪了出來，他想必也是要擺脫囧境。如果他也學雷鋒寫日記，一定會這樣寫：“今天，我朝狗崽子傅靖生踢出革命的一腳，相信大家已經看在眼裏，記在心中。”

我鬥了我爸

雷鋒說：“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我卵翼在少數派聯委會裏，因為他們以我為同志，我感到了溫暖，他們相信我能和剝削階級劃清界限。可是，對臺灣海峽那邊表態是水中撈月，劃清界限要我面對養父傅博仁。

1954年5月的一天，10歲的我在大街上流浪，一位解放軍走過來，他就是傅博仁，時任高等軍事學院的工兵教官，在金華軍事演習。他笑眯眯地把我抱起來問：想不想跟我走，當我的兒子？我滿口答應。一周後，我坐上載滿坦克的軍列北上南京。從此，不再有人朝我吐唾沫，罵我是國民黨姨太太的拖油瓶。也不會被生母拽著我的頭往牆上撞，拿我宣洩對丈夫的憤怒。到了南京我樂，是真正的童樂。我說我要畫油畫，爸爸就帶我去新街口百貨大樓，我錯要了戲劇油彩，畫永遠不幹，他也沒批評我。從小學，初中，美院附中……我不再野，只要我上進，爸爸就支持。

但是，主宰我的卻是以下資訊：國民黨少將傅博仁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和保定陸軍大學。曾代表國民政府接收杭州。上海戰役前任湯恩伯的工兵司令，他已經被策反，工事按照陳毅元帥的意圖改修。但是陳毅也被揪出來。

想到這些，我決意要造他的反。尤其是我找到了證據，養母用舊的青天白日旗為我做褲衩，上面還留著星角的殘影。有紅衛兵SYZ陪同證明，八個小時的火車我到了濟南。建委和街委會紅衛兵圍了一圈，爸爸，媽媽低頭站在人群中間。大家一陣口號過後，接著就是我在憤怒，我揮動藍褲衩，揭發他們保留了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錄，裏面不是侵華日軍的頭目，就是國民黨的反動軍閥，這是幻想著蔣介石反攻大陸！然後，鄭重地宣佈：和他們斷絕關係。

最後，媽媽細聲問我：以後還給你寄錢嗎？我怒斥道：誰要你的臭錢？我頭也不回地走出了我少年時生長的院子。

要想繼續革命，還要對自己的愛情，檢驗我和趙蘅的愛情是否純潔，是不是真的像馬克思和燕妮？是不是能和岳父岳母劃清界限？既然毛主席說文藝界稀爛了，就要緊跟。實在沒有類似藍褲衩的理由，就硬扯黑幫的連線吧！把岳父趙瑞蕻、岳母楊苡和黑線人物賀敬之、蔡若紅、巴金、袁水拍都加扯在一起，要他們老實交代他們的黑關係。很快，一張黃紙黑字的大字報就寄到了南京師範學院，變成了鬥爭楊苡的炮彈。

革命像瘟疫，由一個傳染給另一個，因為我的傳染，趙蘅在單位也拿起筆做刀槍了。抖掉自己身上的恥辱，把恥辱轉嫁給另一個人。人說：白眼狼，鐵石心腸。上帝要是來糾錯，會說：不，是紅眼狼！

秋涼的時候，我和同學G，L，C串聯到武漢。住到了武昌長春觀旁的小旅店。長春觀裏貼滿了大字報，全是道士相互揭發怎樣和道姑有染的故事。大家有感而發，深深佩服毛主席的文革可以鏟掉人間三尺淤泥。

回到房間還沒進屋看到，旅店門口貼了一串通緝我的傳單，赫然醒目：現有我院狗崽子傅靖生（付紅）其父是臺灣的反動軍官，借串聯的名義，流竄各地，破壞文化大革命。知情者請聯繫北京電影學院井岡山紅衛兵。革命最終也沒有放過我，“群眾專政”輻射四海。

原來如此

1967年冬，革命在深入，公安六條在幾乎成了殺無赦的尚方寶劍。其中第二條“凡是……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和第四條“……敵偽的軍（連長以上）……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准外出串聯，不許改換姓名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組織……”，加之外逃，我是沒跑了，至於沒堅持反動立場就說不准了，說你反動就能找出你的反動依據。

在清理階級隊伍的狂潮中，同班同學陸海炳被捕入獄，罪行是放大照片的時候，切掉了林彪的半個臉。農影的高班學長鄭邦昌被作為現行反革命槍斃，罪行是在日記中攻擊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沒有人同情他，都認為活該。要想不被清理，就要努力清理別人。夫妻反目，父子交惡，朋友翻臉，相互揭發，人人自危。

有一天，中央派人來到學院向兩派負責人宣佈：“學生MBY，他的父親是我黨潛伏在蔣介石身邊的地下黨員，不幸被發現，光榮犧牲了，現在宣佈他為烈士子弟。”有了至高無上的認知，從此他從狗崽子中出列，挺直了腰杆，過著陽光燦爛的日子。

消息傳出，深深刺痛了我，在以後的半個月中，我愛在學院門口溜達，見著陌生人就問：是不是中央辦公廳的？我希望有人也來宣佈我的生父也是地下黨員，被蔣介石槍斃了。我是真的以為有可能。

很快，到了文革第三年蟬鳴的盛暑，毛主席下達“知識份子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工宣隊舉著大旗沖進了校園。這次，是以抓516為理由，用工人整學生，不管是哪一派，凡是積極參加文革的頭頭，都開始了漫長的煎熬。

岳父趙瑞蕻曾對我說：人在不經意的時候聽到陌生人的一兩句活，人生就會茅塞頓開。

一位人事的長輩告訴我：……傅靖生，你是外逃反革命的家屬，是黨的內控對象，共產黨是絕對不會要你的，這是黨內的規定……原來如此！像觀音菩薩點化孫悟空，我被點化了，明白我錯了，明白物種都是分類的，人起碼也分百類。我是哪一類？本該有自知之明，我卻誤以為我可能成為共產主義接班人，滑稽！從那時起，我和人群漸行漸遠，埋頭創作，我從此被邊緣，邊緣是我的宿命。雖然歷盡滄桑，卻是我的本分。

可是，我潛意識中一直隱藏著忐忑不安，直到2005年，國共宿敵的後人胡錦濤和連戰握手言歡，8年有15次。我的心才踏實了。我居然能對人說：我的生父，養父都是抗日的戰將，真不可思議。

1996年，我應聘導演《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兼黨委書記譚斌，就是譚立夫。我還沒來得及談對聯，他卻先給了我一篇報摘《發生在當年的一場辯論》。陳伯達把反動血統論強加給他，又將他投入監獄。

巧遇不僅如此，當年押送南口農場改造的郭寶昌，到2009年，我們一行人相聚懷舊。我由衷地說：寶昌，你最牛，45年前，學院批鬥你的，不過言論而已。現在，你一部《大宅門》反彈，讓全國人民都來體驗同仁堂的生活方式。牛！此一時彼一時也！他樂了，腰杆直又直。

63年後回故里

2013年3月5日，我回到故里廣西岑溪古太村，63年前，我從這裏逃亡。

古宅是青磚碉樓別墅，四棟拆了兩棟。我小時玩耍的回廊依舊，挨著我讀書的屋子二樓正廳曾是貧協辦公室，磚牆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大標語上掛滿了蜘蛛網。

爺爺建立的古太中學，依舊佇立在山崗上，門框的牆口有他書寫的楷書：古今書可讀，太上德長修。圓拱下有文革遺存，紅太陽焊在鐵門上，鐵條放射代表光芒。

多年尋親有了結果：生父黃健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步兵科，第五戰區司令部少將參謀，抗戰勝利後代表中國政府接收廣州。1947年任臺北師管區參謀長，臺灣2·28事件因拒絕向民眾開槍，被蔣介石嚴懲，革職免死。歿於1968年，享年61歲。

爺爺黃桂丹，岑溪縣四任縣長，下屬李宗仁任第三縱隊司令，阻擊日寇未能進入古太境內。他樂善好施，口碑極佳。廣西解放前，曾以一個連的兵力保護李濟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過境免遭特務暗殺，功載國民黨黨史。歿於1961年，享年72歲。

看兩人過世的年份正是我惡遭原罪的時候，簡直讓我唏噓不已！如今，媽媽陶庭弼，爸爸傅博仁，岳父趙瑞蕻都先後過世，楊苡媽媽依舊健在。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我從未覺察到四老有任何的責怪，爸爸幾乎逢人便說，一生做的最對的一件事就是收養了我。

他們充滿人性的品格，讓我高山仰止。在他們眼中我是孩子，孩子做事即便荒唐，也情有可原。但是，我不能因為情有可原就原諒自己，我為我給他們帶來的痛苦而永遠愧疚。

本文摘自：《經濟觀察報》2013年03月18日第49版。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