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年初的冬天，天是那么冷，心也是那么寒。我们北京知青被火车拉到了陕西铜川。插队的地方是离铜川最近的一个小县，叫宜君县。但也是最穷的地方。交通不便，我们的大队离通汽车的五里镇有35里山路，而从五里镇到县城65公里。公共交通就是大卡车，那种没篷的，人站在上面饱受风吹日晒，颠簸之苦。即便这样的车也不固定，许多天没有是常事。 

就在我们到达铜川的时候，老天不作美，下起了鹅毛大雪。要是现在，大家一定美坏了——多美的镜头画面。可那时是我们的巨大不幸，路滑汽车无法开。在铜川住了两天以后，我们被通知必须步行去队里了。我们于是背着行李行走在茫茫雪原，漫山遍野的知青，队伍拉开有几十里，比流放西伯利亚还痛苦。

我那时感冒了，病毒侵蚀了心脏（后来才查出来），一走一喘，心跳得不行，山路路滑，举步为艰，但是我还是坚持着，慢慢地跟着大队走。天黑了，65里山路走了50多里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一阵心慌，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一个拉行李的架子车上。我就这样病着被拉到了队里。

我们的生产队叫尧生大队，共有5个小队，分散在几个梁上，离的虽不远，但各小队联系不太紧密，因为七沟八梁的，“对面能说话，拉手得半天”。我们是3队，有5个知青。5队知青最多，有十几个，且都是男生。平时大家来往不多，要到大队开会的时候才见面。

在村子里，知青的日子不好过。宜君在解放前就是国共拉锯的地方，这里的村民比较滑头。加上我们来了明摆着是来枪他们口粮的，所以对我们根本不欢迎。加上各家住的都不近，我们也几乎和他们不大来往。刚到的日子很苦，我们没有柴，有时队里让所谓地主分子给我们打点。要知道那时是冬天，没有任何庄稼，也没有什么植物，到处光秃秃的。每日的柴仅用来烧饭还将就，男生住的屋子就是做饭的地方，就和着还有点热气。我们女生住的窑洞原来就是牲口棚，高大，透风，有没有多余的柴烧炕，晚上睡觉得戴上棉帽子，屋里水缸里的水都结了冰。初来乍到，一下就掉到冰窖中。我当时还不足80斤，加上感冒没好，那一天就病得不醒人事了。和我一起的同学急坏了，要知道方圆几十里都没有医院，只好叫来了村里的一个赤脚医生，其实也就是多少懂一点常识，我醒来的时候，那个“蒙古大夫”正用缝衣服针在扎我的十指放血。看我醒来了，大夫说送医院吧，晚了小命可难保了。

我是和一个要好的同学跟着她哥哥学校走的，当时送知青的工宣队还没走，一起到公社要求派车，送我去医院。因为必须到35里外的五里镇才有可能搭乘汽车。可队里就是不派车，说没有牲口。眼看我就这样熬着，不吃不喝昏睡了两天，也没人答理，一下激怒了大队里所有的知青。他们一起跑到大队去闹，说你们也太不拿我们当人了，公社有命令你们都不派车。这样吧！我们自己拉人去医院，给个车就成。此时队里刚好没盐了，要派车去镇上拉盐，就说捎着你们吧。我终于被放到一人宽的架子车上，因为山路太陡太窄，只能“人驾辕，驴在外”。9点左右，我们上路了，除了我们队的两个知青，5队也派了四个知青前来护送。

这里插队的多是北京26中男校的男生，而且这些学生并非都是“革命青年”，许多是从“帮教班”被直接送到这里接受教育的。问题也是多样的，出身不好，有反动言论，小偷小摸等。但是到了这里，大家就成了插友，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情感。架子车走在两三米宽的山路上，我已经没有精神了，昏沉沉地躺着。不久，我感到有凉凉的东西掉到脸上，睁眼一看，下雪了。鹅毛般的雪片扬扬洒洒落下来。此时，我们才离开村子不到一里地。看到下雪，赶车的社员死活不肯再走了，说下雪天路不好走，驴也受不了。知青们好说歹说，“人命关天，就送一趟吧”，可赶车的执意不肯，知青们就请他留下驴，他们自己送我。由于大家快急眼了，赶车的答应让知青自己拉车，留下一条拉套的老驴，扬长而去了。看着赶车的背影，学生们直气得咬牙切齿，咒他不得好死。可人走了，车还得拉，几个男生决定轮流驾辕，车就这样走在了白雪覆盖的山路上。我心里十分不忍，但实在没有力气说谢谢，只觉得那生命之火在慢慢熄灭。几次心率到了每分钟180次，难受得要命，也就任他们拉了。

一开始，完全是上坡，驾辕的人肩上套一根绳，拼命向前拉，那拉套的老驴还是56年入合作社的老驴，油得很，根本不使劲，怎么打，那根拉套的绳子都是松的。所有的力都在驾辕的知青身上，因为车矮，推车的人根本使不上劲，帮不上什么忙。加上雪天路滑，可以想见对于这些刚从北京到这里的学生该是多么繁重的劳动。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好多人肩上都勒出了血印。雪越下越大，他们轮流拉着我，在白茫茫的山路上一步一滑艰难前行。一个上午，还没有走出10里。出来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此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别说吃饭喝水，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忍饥挨饿的向前。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白雪上只有这一行人的脚印和两条车辙。

就这样走呀走，拉呀拉，终于来到了塬上，下边就要下山了。这可应了那句上山容易下山难的话，那山路一路向下，连个缓冲都没有，稍不留心，车就会滑到沟里，那我们就都完蛋了。于是他们只好把驴卸下来，一个人牵着它在后边，驴欺生不肯好好走。然后几个人往后拽着车，驾辕的人才能勉强慢慢往前走。下山的路走得时间更长，天越来越黑了，好在只有这一条路，还不曾迷路。

大家跌跌撞撞摸黑赶路，就在这时，远远的看到一些绿色的闪光，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有狼”，果然，听到了远处狼的叫声，在北风中显得那么凄厉、恐怖。每个人都惊出一身冷汗，冬天的群狼是最可怕的，老乡是告诉过我们。大家闭住气，一声不响地拉车前行，只听得见喘粗气的声音。我也突然惊醒了，我心里难过，要是出了事，又都是为我去治病，我该如何面对这些素不相识的知青呢？心中还在不停的骂自己不争气，真想跳下车向前跑，可是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任眼泪和着融化的白雪流淌。

不知过了多久，狼被我们甩在身后了，它们只远远的叫了一陈，居然没有近前。终于看到灯光了，听有表的同学说，已经晚上9点了，过一个桥就要到五里镇，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就这样被拉到了镇的卫生所，其实就是几间有土炕的房子，来看病的人都要自带粮食，有个灶间可以烧饭。我被安置在一个土炕上，那房间里冷得厉害，我发着烧，哆嗦成一团，那些拉我来的知青，脱下他们的棉衣给我盖在身上。一个同学到处去找大夫，此时这里惟一的大夫早就下班回家了。大夫来了，草草看了一下说先打点滴吧，就上青霉素，居然没做皮试就给我扎静脉了。那大夫长什么样我已经记不得了，只是他打针的技术真是不敢恭维，加上我几天没有吃饭，血管都瘪了，所以他在我胳膊上扎了好几针都没有扎对地方。记得我的同学都替我疼的倒吸气，最后，她实在看不下去了，仗着她妈妈是大夫，她也曾看过不少输液的，就说让她试试，居然一下就扎了进去，是扎在了臂弯的地方。此时，大家都一下子瘫软了，要知道一天水米未沾，又走了那么长的山路，何况还要拉一个病人。大家东倒西歪坐在炕边，才发现牵驴的人还没到，大家立刻跑出去找，可别是他们喂了狼！到了河边才发现，那驴不肯过河，牵驴的人已是黔驴技穷，怎样也无法让它上桥。最后大家七手八脚，愣把这个祖宗抬了过来。

在镇上吃了点干粮，只留下我的同学和她哥哥，别人又连夜赶回村子。因为他们明天要去公社要车，这里不是久呆之地，至少要到县医院才能得到起码的治疗。这一夜，我的胳膊就伸在外边打点滴，兄妹俩轮流看着，生怕点滴打完没人知道。

就这样，在镇医院住了两天，人也熬得不成了，我挣扎在死亡线上。第三天，来了一个架子车，说是拉我去县医院的，因为下雪，汽车是不会来的。后来听说，全村的知青都到公社请愿，说也太不拿我们知青当人了，如不派车，就要告上北京去。不知是什么起了作用，反正公社专门派了一辆架子车，驴拉了65里，我终于住进了县医院，诊断急性心肌炎，肝损伤，病情危重。就这样，我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月，仗着年轻，生命力旺盛，我居然挺了过来。终于又捡回了这条命。

这件事过去了近30年了，我却始终不知道那天给我拉车的是哪些人，回村以后想去感谢一下，可大家却各忙各的，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至今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以后病退回京，就再也没有他们的音讯了。不夸张的说，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们并不是英雄，却是世间最有人情味的插友。我无法找到他们，但我没有一天忘记他们。用感谢这个词未免太轻了，但我没有办法表达。自从有了这段经历，一切都不在话下，死都死过了，还有什么看不开，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我唯有用对他人更多的付出来表达我对这些知青的感激之情。只有好好活着，才不辜负那些挽救我生命的好人们。

【作者简介】王钧 女 网上笔名：往往。1968年北京高中毕业，陕西延安宜君县插队，1971年病退回京，进工厂，1977年考上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北京医药大学教书，已退休。仍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