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道别，感动得我要娶她

1968年9月20号，我们从北京出发去内蒙白城地区的突泉县插队。与那天车站月台上热闹的送别场景相比，我孤独地站在一边，心绪杂乱，头脑发木。

家里没人来为我送行。那时父母压力很大，艰难度日，没有心情来送我可以理解。往宽里想，我高中一直住校，生活能力强，家里人也相对放心。别的学校送行的同学们大呼小叫地照合影，我们这边一个送行的同学也没有，确实有点冷清。

火车快开了，那帮送别的人群情绪进入高潮。这时我忽然看到，一位本校的女生，虽然跟我不在同一个班，但是在同座教学楼里上课，经常见面也算脸熟。她径直走到我面前，笑容可掬地冲打了一个招呼：“祝你一路平安”。简单平常的一句道别，我却如同触电一股，瞬间感动得几乎要控制不住泪水。我们班包括我在内共有三人去插队，但是班上没一同学来送我们。她却送来了一声关切的祝福，此事让我至今难忘。当时我心里想，就凭她的这一声祝福，我会娶她，（当然如果她同意的话），我会对她好一辈子。如果我父亲当年不是右派分子，没准她会同意。我感觉她肯定对我有好感，否则不会单独凑到我跟前来，专程祝福。她的个子不算很高，但是苗条好看。从她的语音我估计她应该是杭州人，也可能是上海人。是那种小鸟依人的女生。我虽然出身不好，也其貌不扬。但认识我的女生都还觉得我不错。我自认为这是因为人品好，这一条是根本，我认为女生最看重的就是这一条。

就这样，我胡思乱想着，乘着火车去了塞外当了农民，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一盘散沙的集体户

火车跑了一天后，到达插队的那个公社时，发现箱子丢了，几小时后才找到。在公社吃的什么饭完全没有印象。到了小队，才知道我们集体户（青年点）是由同校14名女生和四名男生组成，后来女生人数达到20人。男女生之间基本不交流，这是我们集体户的一个特色，现在想起来总觉得挺对不起她们。

第二天正式参加劳动，我们的实际“战斗力”远不如“半边天”，累得够呛还不出活儿。但知青受优待，男生每个工值10分，女生才8分。当年的十个工分价值:一元六角。我们只干了两个月，男生都分得80多元。说实话，我们真是剥夺了农民的利益。

刚组建的集体户不团结，后来更是一盘散沙，有几件事至今记得。

第一件事是，个别人，在没征求大家意见的情况下，就把国家配给知青的面粉（仅配给了那一次，以后就没有了），送给了贫下中农，引起大家不满。

第二件事是，个别知青非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到农民家睡觉。结果把集体户里的知青都染上了虱子。于是煮衣服灭虱子一度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业余爱好”。

第三件事是，男生天天变着法子以各种理由抵制“天天读”。有一个女同学人挺很好的，就是太“左”。晚饭一吃完就喊：“男生到女生屋来，天天读了”。有两个男生吃完饭借口上厕所，趁机溜了。我和另一个男生不慌不忙答道，“你们天天读吧，我们得天天抓（虱子）。”那女生也不敢进屋查看。再加上女生也有反对的，理由是太累了要睡觉，天天读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一位高干子弟私下说，我们就是天天读了T老仁家，才读到这里来的。后来我两成了好朋友，他为人诚实、讲真话，爱思考问题，我俩脾气相投。

农闲不闲的知青

1968年冬，漫长的农闲。集体户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回北京探亲，只有两三个父母在部队的女知青回去了。开始以为她们娇气，吃不了苦，后来才知道，她们回北京都后门参军，跟我们这些同学，以及贫下中农们不辞而别了。

知青利用农闲组织农民学习毛选，有时还要宣传突然发布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事其实挺辛苦。女生要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蹚着齐腰深的雪，挨家挨户敲社员家的门给他们宣读。有时脾气差的社员不高兴，还得挨训。她们走完三十几家就到后半夜了，有的人手脚都生了冻疮。而男生骑马将最高指示送到其它小队的队长家，然后便可以回去睡觉了。

这样的学习持续了近一个月，由于受到贫下中农的抵制，不久就销声匿迹了。期间，知青在宣传三面红旗时还和年轻社员发生口角，在农民看来，提到三面红旗就想起了挨饿。

除了有些不愉快的记忆，乐子事儿也不少。有一天，高三的那位特左女生突发奇想，要求几个农民每人背诵一条语录才能回家。饲养员赵玉堂不识字，他要求背一条短的。于是就让他背诵“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背成了“人民，只有人民，是赤赤赤……赤使的动力”，引得大家笑的前仰后合，因为推动、历史等几个词他们不知道是啥意思，所以也不会说，说成“吃屎”的谐音。还有一老农民在发言时说：“苏修再捣乱，就给它一颗元旦社论。”显然是不知道元旦社论和原子弹有啥区别。

作者简介：左大千，北京47中老三届，1968年去内蒙古突泉县太和公社插队。1982年毕业于东北师大历史系。退休前是大学马列主义公共课教授。自下乡当知青到退休，先后当过农民、工厂工人、司法干警和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