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是从斗争和妥协中走过来的。时间是最好的溶剂，随着岁月的推移，事物的真相就溶解出来了。

1964年秋季，居委会多次召集失学青年开会，说“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个气氛、形势，你想不下乡，绝对不行。11月27日，市四向办在工农广场开欢送会，很热闹。1000多知青首届下乡到绥宁、城步、洞口。我们狮资街和大安街的56个知青下到城步平林公社。

公社做了很多工作，生产队才接收我们。第一年，我们吃国家粮，第二年就按工分吃粮，多劳多得，要是工分不够，就向队里借粮吃，以后有粮了再扣除。我们天天出工，迎接日出，与农具、土地、农作物为伴，慢慢地掌握了农业基本知识和技术。后来，公社要我当民办教师教孩子、放土电影（幻灯片）。队里给我记最高工分：每天10分，年底结算一个劳动日一角二分。

我们6个知青共一块小菜地约20平米。菜不够吃，有时就去山里找野菜。那时野菜很多，也好吃，随到随摘。食油很少，我们吃了很多红锅子菜。生产队杀一头猪，我们每人可以得到三片熟肥肉（约2两）和三坨熟精肉（约3两）。我们盼望生产队多杀猪，可队里一年只杀两头猪。

劳动一年半，请假15天回去看望父母。回家不到一星期，居委会主任就找来，要我赶快回农村。我一阵心酸，忍住没有流泪。我母亲是小学校长，57年划为“右派”，早就在农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和中学老师“黑鬼”爸爸。我不能抱怨现实的残酷，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美好，我妥协了，假期没完我就回生产队了。到了文革期间，弟弟和妹妹也下乡了，我回城看望爸爸。每次都得到居委会主任的开导：不要“逗留城市”。报纸、广播都这么宣传，谁还敢呆在这里？只得老老实实回农村，享受那种田园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年纪大了，到了男婚女嫁的时候。有人帮我介绍男朋友，人家总嫌我是下乡的，回城吃黑市粮，很麻烦，就拜拜了。1969年春节，我母亲的一个同事，帮我介绍一个。这个人很风趣，在银行工作，工资每月40元。他说上山下乡是个社会问题，将来有一天下乡的青年会回城的。还说一切都要过去，不会永远困难，要相信将来“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他没有嫌我是下乡的，我也没有嫌他身体不好。双方妥协，保持联络相互了解。1969年11月，我24岁，和那个人结婚。婚后，我回农村，不敢在城市逗留。1971年1月，我以投亲靠友的理由，从城步迁到新邵陈家桥，我还是住在农村，只不过与先生见面的机会多了。

1971年10月，我生下一个男孩。高兴了4天，我先生被办学习班，说与“516”有关，搞周总理。在这之前，有一次看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林彪靠近毛主席，周总理与林彪约有一米的距离，与毛主席的距离更远一点。我先生说：周总理没有紧跟，是不是有什么不同意见？就是这句话惹了祸。他参加学习班17天后，我被赶回生产队。产假期满，我就背着孩子出工。

先生在学习班从41天起，宣布不准外出，不准回家，不准接触他人。看病有“警卫”陪同。学习班109天结束，先生来看我，我背着孩子从地里回来。先生一见我就流泪了。命远是这样，有什么办法？我咬紧牙关，继续背着孩子出工。

1972年4月，孩子6个月了，我带着孩子回城探亲，2个星期后，单位的革委会副主任通知我先生说，你老婆要赶快回农村，不能逗留城市。这个通知我们不敢违抗，为了减少麻烦，当天下午我就带着孩子回农村了。

本来我想等待出台知青回城政策，堂而皇之荣归故里。可是这个政策遥遥无期！当时生活困难，又看到一些知青招工了，返城了。我动摇了这个信念，靠背景关系返城、招工，我不敢奢望，没有这方面的资源。1974年3月，听说有“病返”政策，于是选择旁门左道——装病。先是装肺病，想得很幼稚，在胸部粘一个5分钱的硬币，照出来的片子阴影边缘整齐，被医生看穿，失败了。不甘心，想来想去，装肾炎病试试。

我和先生到新华书店找书看，了解肾炎病的主要症状是蛋白尿、血尿、浮肿、高血压、腰部酸痛。于是我和先生开始搞“科学试验”。我夜晚不睡觉，第二天眼睑是浮肿的。在小便中加一点鸡蛋白和自己的手指血，再吃一粒麻黄素升高血压，然后去人民医院看病。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我说，近两个月了，精神不好，头晕，眼睛有睁不开的感觉，小便时感觉有点痛，而且颜色不正常，好像有点红，尿泡泡多，腰部酸痛。医生在病历上做了记录之后，听呼吸量血压测脉搏，查看我的眼睑轻度浮肿、按脚踝有凹痕。他将检查情况记录之后，就开化验单查小便，说化验之后来看病。

交一角钱化验费，拿尿杯到厕所把自制的尿液样本倒入送化验室。过一会检验结果出来了，白血球三个+号，红血球三个+号，医生看了之后开处方，并在诊断单上写着：慢性肾炎，建议休息10天。同样的方法到市立医院看病，“科研成果”加一角钱取得同样的效果。再到中医院，医生开中药5副，在诊断单上建议休息一星期。虽然是手工操作加入的蛋白和手指血量不等，化验结果有时多一个加号，有时少一个，但都在不正常范围内。

一个月之后再到人民医院，我说吃了药不见好转。医生说：换一种益肾康试试，你要好好休息，多喝点开水。这次在诊断单上写着：建议休息15天，不参加重体力劳动。三天之后，我到市立医院看病，收到同样的效果。

两个多月之后又去人民医院，医生说：这样的病要住院效果才好。如果治疗不及时，转为尿毒症就麻烦了。于是开住院证。历经这样三个多月的反复多次“科学试验”，我拿着“科研成果”病历、诊断单、住院证，和不参加重体力劳动的证明，到生产队请假。生产队队长看了证明，要我好好休息，也给我写了证明：“该同志患肾炎病，不宜参加重体力劳动”。

市四向办看到我的这些证明说：你要在县里检查后，再到这里来。我到县四向办，说明情况递交证明，接见我的同志很热情，立即派人陪我去县人民医院检查。我事前考虑，怕出问题，要检查2次，于是带了2个样本。陪检的同志很负责，看到我进厕所，等我出来，再到化验室。医生看了化验结果，点了一下头。我问医生还要检查什么吗？医生说不要了。这时四向办的同志说，你回去等吧！我们会把挡案寄到市四向办。

大约10天后，市四向办通知我先生单位，派人陪我去检查。到医院后，才知道有专门医生看病，四向办的同志监督检查，气氛严肃。监陪的同志和单位陪检人商量之后，医生就给我看病，并开化验单。我交费之后就去拿尿杯，陪检人送我去厕所，看到我没有和他人接触，看到我进厕所，看到我出来，看到我将尿杯送化验室。化验结果医生看后，抬头看了我一眼。这时监陪的同志说，你回去等通知。我心里猜想：过关了。

谁知过了10来天，市四向办通知单位要再次陪检。我问为什么？答复说：你是女的，上次是男的陪检，不妥，这次要女的陪检。我怀疑他们发现了什么问题，才要二次检查。这次我带了三个样本，以备不测。到了医院后，现场气氛、纪律、检测程序和上次一样。这位女陪检员非常负责，她看到厕所没人，才要我进去，之后守在那里。我拿着尿杯和她一起送到化验室。化验单出来了，医生看了没说什么。四向办的监陪同志和医生会意了一下，对我说，你回去，我们会通知的。

10多天之后，四向办发来返城通知，我才结束十年下乡生活。

50年过去，这件事我还一直感到内疚。我知道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诚实，讲良心，有道德，遵纪守法，勤劳度日，保持自己人格的尊严。不过这50年来我一直当老实人，做老实事，从未谋取过个人私利。相信上天在我离开人世时，会让我的灵魂得到宽慰的。 

【作者简介】张静妮,湖南邵阳人，1945年出生，初中毕业，1964年下乡，曾担任小学教师一年。74年回城，75年招工邵阳市二化工厂，担任仓库保管，至91年退休，现与女儿居住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