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上世紀末吧，作為兼職記者，時不時地碼一些通訊之類的小塊文字，在報端湊份熱鬧，順便也創收一些散碎銀兩，應付煙酒飯局。

經知青朋友介紹，結識了返城女知青方菲（化名）。據介紹人說，這是一位比一般知青吃了更多的苦，受了更多委屈的女知青。由於她的家庭出身與紅五類無關，卻與黑五類沾邊，所以，無論方菲怎麽努力幹活，知青選調進工廠，推薦上學讀書，參軍當兵或根據特長進文藝團體，等等，一概與她絕緣。於是，整整十個春夏秋冬，炎暑酷寒，風裏來雨裏去，臉朝黃土背朝天，把她從城市的一個水靈靈的姑娘，熬成了一個面有菜色，憔悴滄桑的農村中年婦女。她的青春都丟在了黃土高坡的溝溝坎坎中。

改革開放給遺留在農村十年的知青一條生路。費盡周折，方菲在大返城潮流中返回了城市。為了解決她的就業，母親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讓方菲頂替進了街道工廠，有了每天幾毛錢的計件工資收入。聊以維生。

按照常理，象方菲這樣在農村熬了十年的知青，絕大部分都屬於「有悔」派，對上山下鄉運動詛咒的多，贊頌的少。然而，事出反常。據朋友介紹，方菲是個不折不扣的「無悔派」。返城後，凡是舉辦知青上山下鄉紀念活動，方菲一定是積極參加，而且還一定是組織者。平時，在知青辦的報刊和網站上，方菲撰寫的歌頌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和反映知青戰天鬥地的文章源源不斷地閃現。芳菲幾乎成了職業知青活動家。

這倒引起了我的興趣。記者行話叫做「正常的不叫新聞，反常的才有新聞價值」。於是，在朋友的幫助下，約請方菲出來聊聊。姑且也算一次非正式的「采訪」。真的出人意料，幾乎跌碎一地眼鏡。我事先知道方菲是個心直口快的女性，所以毫不婉轉地直來直去：「方菲，我從朋友處和知青網站上你發表的文章中已經對你有個大致的了解，所以，今天不談十年知青的事兒，我只想了解你在農村熬了十年，累下一身病，為什麽返城後對上山下鄉運動還要歌功頌德？還要做堅定的無悔派？」

很顯然，方菲原準備給我介紹十年戰天鬥地過往經歷的。但聽我這麽直接了當地提問為什麽「無悔？」她茫然的眼神告訴我，沒有思想準備。她看了我一眼渴求答案的神情，微微地低下頭，陷入了沈思。我沒有打攪她，掏出一顆煙，點燃，臉朝側面默默地吸著。

良久，方菲擡起頭，盈出淚花的雙眼看著我，說：「你想聽真話嗎？」「當然。」我答。突然，方菲嗚嗚地哭出了聲，她哽咽地問我：「假如上山下鄉運動成了十年浩劫的組成部分，被徹底否定了，那我們在農村吃的十年苦不就一筆勾銷了嗎？那我們響應領袖號召去插隊落戶的光榮，不是虛幻了嗎？那我們知青這一輩子不是一無所有了嗎？」

我愕然。出人意料的反問，讓我真不知道該怎麽回復她。是的，十年，整整十年的青春被拋棄在荒山野嶺窮鄉僻壤，生命中又有什麽能拿來替代？拿什麽來補償？但是，方菲啊，為上山下鄉運動歌功頌德，牢牢地把知青這頂帽子戴在頭上，就很榮光？就能補償你失去的讀書權利，失去的青春年華？顯然，這也是否定和荒唐的。但是，我說不出口，或者不忍心說出口。因為我不想親手殘忍地摧毀方菲對這十年蹉跎唯一的精神寄托。我握了握方菲的手，道了聲：謝謝。轉過身，悲哀地朝來路走去。

（文章選自網上，轉自：知青情緣）

【作者簡介】張錫鵬（筆名：阿鵬），靜安區五四中學1968屆初中生。1969年赴內蒙古烏盟插隊。1971年選調進國營9114廠工作。1982年轉內蒙天鵝電子集團工作。畢業於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管理專業。1998年調入深圳創維集團，任營銷總部行政總監和集團總部品牌副總監。偏好擺弄文字，在國家級報紙兼任財經記者數年。並兼任企業集團內刊雜誌，報紙總編輯。曾撰寫，主編，並出版了《感悟蹉跎》、《返城前夜》、《陽光心靈》、《營銷創維》、《沈澱是金》、《走出烏蘭察布的足跡》、《尋覓哲理》等書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