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第六章 潑辣的團支書马小芳

一. 差點被女八路給拐跑了

薊縣縣城位於燕山腳下，緊鄰煙波浩渺的于橋水庫。水庫清波如鏡，北面就是連綿的群山和蒼翠的盤山景區。盤山是乾隆皇帝多次遊歷的勝地，古松怪石、雲海與飛瀑如畫。而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古薊州段，則像一條巨龍橫亙於山間，將這片土地的壯麗與厚重的歷史氣息融合為一體。這些自然與人文的交匯，使得薊縣充滿獨特的魅力。

1975年五四青年節，我曾來縣城參加薊縣學大寨青年標兵表彰大會，這是我第二次住進縣委大院後面的縣委招待所。這一次，我的身份發生了奇妙的變化——從一個需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青，轉變為要參與教育農民、整頓基層黨組織的工作隊員。這種變化讓我既感到興奮，又充滿未知的忐忑。作為一個普通知青，這樣的政治任務對我來說，是前所未料的機會，也是一種全新的挑戰。我暗自提醒自己：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轉折點，更是肩負起一份責任與使命的時刻。

集中訓練幾天後，我被分配到別山公社的大官場大隊。我們的工作組共有十人，包括我，還有天津市委派來的三位幹部和薊縣縣委選派的六位當地幹部，由縣委戰備辦公室主任老楊擔任組長，天津幹部老田擔任副組長。

出發當天，十多輛滿載工作隊員的大卡車浩浩蕩蕩駛出縣城，奔赴薊縣各個落後的鄉鎮，展開文革結束前最後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別山公社與縣城之間隔著于橋水庫和翠屏山公社，雖然路途不遠，但沿途的翠屏山風景令我印象深刻。山勢巍峨，林木蒼翠，讓我不禁想起《水滸傳》中，在這裡發生的“石秀殺嫂”那個故事，彷彿這片土地自古以來就充滿了英勇果敢的氣質。

到達別山公社後，大官場大隊的村幹部們早已在政府院內等候，他們騎著自行車迎接我們。其中一位年紀與我相仿、性格潑辣直率的姑娘，徑直走到我面前，她自稱是大官場大隊的團支書馬小芳，不由分說，就讓我坐上她的自行車後座上。一路上，青紗帳在風中搖曳，馬小芳飛快地騎著天津飛鴿牌自行車，將後面的同事和村幹部甩得遠遠的，很快離開了大家的視線，消失在青紗帳之中。她一邊騎車，一邊不停地問東問西，對我的背景似乎特別感興趣，而我則盡量以工作隊員的謹慎態度應對，盡量與她保持距離。當我們到達駐地時，天津幹部老孫调侃地對我說：“我們都怕你被這位女八路拐跑了呢！”一句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們的組長老楊，則表現出他軍人式的謹慎作風，他是薊縣很多配槍幹部中的一員，總是習慣性地將右手放在槍套上。到了駐地，他提著手槍，帶著我們繞院子巡查一圈後，才允許我們進入。那一刻，我感到這場運動彷彿是一次“敵後武工隊”的行動。

大官場大隊的規模，遠超我插隊時的李四莊子，由五個自然村組成。每個自然村就是一個小隊，我們十個人便分成五組分別開展工作。我和天津的老田分配到第四小隊，他是工作組的副組長，也是經驗豐富的老幹部，他常常去公社和大队开会，留下我一个人在四队工作。那時的人際關係很簡單，官兵不分，年齡大的被稱為“老某”，年齡小的被叫做“小某”，彼此間都以同志相稱，頗有一股革命情誼的氣氛。我和老田的一日三餐，則是在四隊村民家中輪流“號飯”吃。

二. 從分配幹農活到自選幹農活

在李四莊子的一年勞動改造中，我每次都只能被動接受生產隊長分配的農活。而到了大官場四隊，政策要求我們“三同”——與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這種開放的勞動方式讓我感到興奮，因為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農活，更深入地體驗農村生活。村幹部和村民甚至將我視為“領導”，讓我頗感受寵若驚。

時間一久，我逐漸與村民們熟悉起來。他們評價我說：“這老某，既不整人，又肯踏實幹農活，是個好人。”這種好口碑很快傳遍村子，甚至每個村民都開始尊稱我為“老某”，讓我哭笑不得。我為了配得上這個稱呼，居然開始故意刮鬍子，希望唇上的毛毛快點長粗長黑。而每當輪到哪家招待我吃飯時，主人都會特意趕集買肉，精心準備飯菜款待我，老田也總是驚呼，跟著我吃飯真是沾了光。

在四隊的這一年裡，我的每日三餐，竟然達到了難以想象的水平：早餐是烙餅炒雞蛋，午餐是大米飯豬肉燉粉條，晚餐則是熱氣騰騰的餃子。那個曾經的苦命知青，居然成了“沙家浜的新四軍”。我不禁感慨，人生的轉折竟是如此出人意料。

三. 文革的末路狂奔與痛苦思索

1976年，是中國大事不斷的多事之秋。那年春天，別山工作隊組織我們乘坐大卡車前往北京參觀全國學大寨展覽館。這是我第一次去祖國的首都，卻趕上了“四五天安門事件”的爆發。首都工人糾察隊手持鎬棒，用暴力解決了示威民眾的抗議。這一事件讓我深感震撼，也為十幾年後再一次震撼後，我毅然決定出走異國他鄉埋下了伏筆。

在大官場整黨整風運動的一年中，我們幾乎每天都在開會。白天是工作組內部開會，晚上則是給村幹部或村民開會。每次在隊部組織村民大會時，村民們放屁的聲音此起彼伏，仿佛村民们在抗议着什么，搞得我和老田兩個城裡人，臉上寫滿了尷尬與無奈。有的村民看出了我們的窘態，打趣：“哎呀！我們農民吃五穀雜糧，哪能不放屁呀！”這一句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氣氛一下子緩和了許多。

這些會議讓我陷入深深的沉思：為什麼這裡的村幹部如此自私？為什麼自然條件與李四莊子差不多，但集體經濟卻始終發展不起來？帶著這些疑問我反復思索，在日記中寫下我的無數問題，還大膽地提出一個設想：我是否應該向工作隊申請加入共產黨，留在大官場當支部書記，做一個真正扎根農村幹革命的知識青年，像李四莊子的大隊書記那樣，带领群众改變大官場的面貌，幹出一番事業？這個想法讓我坐臥不寧，因為它與我最初下鄉的想法，以及父母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馳。我清楚，這個決定將改變我的人生軌跡。

某個月的一次假期，我回天津探親，與最要好的中學同學坦誠交流了這個想法。他聽後大為驚訝，說：“你這個假革命，難道要成真革命了嗎？你可要想清楚啊！這個決定可是非同小可。”這句話讓我愈發感到，自己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工作組每天的會議洗腦強化了我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內心深處卻總有一種人性的呼喚在反問：難道世上真的有焦裕祿嗎？保爾摒棄了冬妮婭，晚年不還是與女秘書私通嗎？……一個人唱高調容易，但如果能堅持到最後，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

我把這些自我追問都寫進了日記中，但越寫越覺得迷茫。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這些文字一旦曝光，可能會給自己惹來麻煩。於是，我悄悄地將那本日記燒掉了。從此，沒有答案的日子，讓我更加悶悶不樂。

不久後的一天晚上，工作組開會。組長宣布，大官場的計劃生育工作，被公社領導和工作隊領導嚴厲批評，要求我們立即採取行動扭轉局面。當晚，工作組長和大隊書記制定了半夜行動方案：村黨支部成員和基幹民兵，持槍並套上馬車，由村婦女主任帶隊，挨家挨戶抓超標懷孕的婦女，押送到公社衛生院強制墮胎。基幹民兵帶著麻繩，如遇反抗就地捆綁上車，組長甚至要求我們工作隊員全程監督行動。

那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夜晚。孕婦們撕心裂肺的哭喊聲，至今仍在我耳邊迴響。這個事件對我的衝擊極大，讓我瞬間清醒，也徹底否定了之前那個衝動的想法：我不能留在這個村子，我開始懷疑這場所謂的革命運動。

四、莫名其妙的家書：馬小芳前後出擊

一天，我突然收到父親寄來的一封家書，信中嚴肅地警告我，不要在農村談戀愛。我看完愣住了——我根本沒談過戀愛啊！父親這是從何說起呢？我趕緊寫信回去，向父親保證，自己絕不會在農村談戀愛，請他放心。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幾天後，工作隊與村幹部又一次去公社開會，馬小芳主動推著自行車過來，執意要載我一起去。我在同事們意味深長的微笑中，紅著臉坐上了她的自行車後座。

田野間的土路上，麥田迎風起伏，黃綠相間的景色像畫卷一樣鋪展在眼前。馬小芳飛快地騎行，帶著一種與她性格相符的乾脆與利落。騎到半路，她突然停下車讓我下來，很直率地問我：“你想扎根農村一輩子嗎？”如果是在此前，我或許無法立即回答這個問題。然而，經歷了那次半夜強制墮胎的慘烈行動後，我的思想已然堅定。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不想！”

馬小芳聽後沉默了一會兒，隨後告訴我，她前些天去天津辦事，順便去了我們家，見到了我的父母，還特意對我說：“你的父母真好！”我聽完後，只是淡然一笑，說了聲“謝謝”，沒再多言。

後來選調回城後，父親才告訴我他寫那封信的原因。原來，馬小芳當初以辦事為由要到了我家的地址，帶了一封信和一些土特產給我的父母。她在信裡直言不諱地表達了想做我父母兒媳婦的意思。這讓我父母大為震驚，趕緊寫信警告我，千萬不要在農村談戀愛。父親解釋，當時之所以沒有告訴我真相，是為了不影響我的工作，同時也相信我有自制力。

許多年後，當我身處異國時，常常看到美國政府譴責侵犯人權的相關報導，總會想起當年那個半夜行動的慘烈場景。那次行動成了我心中永遠揮之不去的陰影。後來，我帶著一種贖罪的心情，重訪了大官場村。馬小芳的大嫂告訴我，馬小芳1977年參加了全國第一次高考，考上了天津師範學校，畢業後在當了中學教師，後來回到縣城工作，並且與丈夫創業，如今已是事業有成的企業家了。

再後來，我去縣城拜訪工作隊的老戰友時，意外發現馬小芳也在場，她随后招待我入驻了縣城最高級的賓館，并且熱情地率丈夫、兒子、兒媳、孫子、孫女，在这个賓館設宴款待了我。讓我驚訝的是，她的丈夫竟然與我同名。我趁她丈夫去衛生間時，悄悄地問她：“怎麼這麼巧？你先生真的和我同名吗？”她严肃地對我說：“我就是一個執著的人，這輩子就是要嫁給這個名字的人。”我笑著回應：“所以你的事業才這麼成功啊！”兩人不禁會心大笑，笑聲中夾雜著些許對往事的懷念與釋然。

五、感悟與感慨

大官場的那一年，是我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點。在青紗帳的土路上與會議室之間，我經歷了理想與現實的劇烈碰撞。從最初的迷茫到後來初步的清醒，每一幕都讓我明白，真正的成長往往是在痛苦的思索中完成的，而在工作队的第一年，只是我思索中国政治问题的开始。

馬小芳的故事，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縮影。她的潑辣與執著，讓我感受到一種純粹的真情，而那些帶著矛盾和複雜情感的歲月，也讓我更加珍惜後來人生中的每一個選擇。正如那年的土路與青紗帳，儘管充滿坎坷與迷霧，卻引領我走向了更寬廣的天地。

第七章  知青戰友顧小芳 

一、唐山大地震與毛主席逝世

1976年7月28日凌晨3點42分，我們仍然酣睡在大官場駐地的土炕上，卻被一場強烈的地震驚醒。全體工作隊員慌忙跑到院子裡，耳邊傳來附近民房倒塌的轟響。組長老楊迅速指揮所有隊員趕赴各自負責的自然村勘查災情。此時，老田他們已經結束工作返回天津，只剩下我一個人負責四隊的抗震救災工作。

村裡有幾處房屋倒塌，還有幾位傷員需要緊急救治。我立刻跟隨馬車把傷員送往公社衛生院，安置好他們後，又趕去公社郵電局，想給天津的父親單位打個電話報平安。不料，電訊系統已經全部中斷，無奈之下，我只能盡快返回大官場繼續投入救災工作。

別山公社地處唐山通往北京的公路邊，我們看到一列列軍用卡車從唐山方向駛來，停在公社路邊。軍人們將傷員抬下車，安置在路旁，而後馬上掉頭返回唐山方向。別山公社的人，都對這一幕感到震撼卻不解，紛紛議論時，天空傳來直升機螺旋槳的轟鳴聲。一架從北京方向飛來的軍用直升機，在我們頭頂撒下大量傳單。我撿起一張傳單，發現上面寫著：“唐山發生特大地震，造成人員與財產重大損失，偉大領袖毛主席向災區人民發出親切慰問……”

拿著這張傳單，我催促趕馬車的老鄉迅速返回大官場。回到工作組駐地，眼前的一幕讓我目瞪口呆：許多同事都已離開村莊回家了。我知道他們家都在薊縣，騎自行車就能趕回家，而我若想回天津卻是難上加難。我暗下決心：越是這個時候，越要堅守崗位。

在抗震救災總結大會上，我因堅守崗位受到表揚，工作隊決定批准一批非黨隊員火線入黨。我填寫了入黨志願書，由工作隊轉交我插隊落戶的李四莊子黨支部，上報公社黨委批准。

同年9月9日，傳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這場哀悼如同古代皇帝駕崩般隆重，全國各地響徹震耳欲聾的哀樂聲。四隊村民也組織召開追悼會。在哀樂聲中，我冷眼觀察村民的反應，不同人的表情各異：悲痛欲絕的，是利益群體中的黨員；略顯悲切的，是普通村民；面無表情的，則是那些“黑五類”分子。看著那些面無表情的臉龐，讓我陷入深思。我理解他們：這些人自解放後就沒過過好日子，如今壓在他們頭上的“神”突然去世，他們既不想哭，也不敢笑，只能鐵青著臉，面無表情。

二、第三個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幫

1976年10月6日，是我下鄉兩周年紀念日。恰逢這一天，中共高層逮捕了“四人幫”。這一天，也是工作隊第一期任務結束的節點，第二期任務即將展開。隨著天津來的幹部陸續返城，別山工作隊迎來一批新隊員，各項工作也開始調整。

工作組長老楊升任別山工作隊隊長，我被分配到專案組，跟隨薊縣教育局長組成的四人小分隊，進駐馬各莊調查處理大隊書記的專案問題。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來，我們全體工作隊員走上別山鎮的大街，沿街遊行慶祝，隨後在鎮上唯一的大食堂聚餐，舉杯暢飲慶祝這“勝利”。然而，這個勝利來得太突然，讓我心生疑惑：毛主席剛去世，華主席就迅速拿下他的夫人及幾位親信，還冠以“粉碎”的名義。這一切，似乎透著蹊蹺，讓我心生疑窦。

（待续）

【作者簡介】劉輝，1974年到天津薊縣插隊落戶，1975年參加縣委工作隊，1977年選調回天津從事商業工作。1988年創辦天津陽光商業公司，1992年在華沙創辦波蘭首家華人旅行社，1994年在美國創辦旅遊巴士公司，1998年創辦美国中文繁體字《創業》雜誌，2002年創辦中文簡體字《新人》雜誌，2006年創辦美國太平洋汽車貿易公司，2009年創辦美國大陸廚房餐廳，2012年創辦重慶中美合資飲料公司，2014年創辦重慶鮮果集果汁公司。2016年退休回美，專注撰寫回憶錄和相關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