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第八章 選調與知青院的故事

一、放棄上中專的機會

1973年，廣播裡傳來了毛澤東的一項“最高指示”，為困苦的知青命運帶來了一絲曙光。這一改變源於福建莆田縣一位普通教師李慶霖寫給毛澤東的信。這封信直陳“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種種陰暗面，尤其是知青們的困苦處境。毛澤東回信道：“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這封信不僅使知青問題得到重視，更直接催生了1973年出台的“兩年選調”新規定。按照新政策，只要表現優異，知青兩年後便有機會被選調回城。這一改變，無疑點燃了知青群體回城的希望。

1976年夏天，我懷著期待回到懵圈公社，找到知青領隊詢問自己選調上大學的問題。領隊是一位中年人，臉龐消瘦，眼神中透露著一絲疲憊。他聽完我的問題，沉思片刻說道：“你當然可以！兩年來你的表現我們都看在眼裡。按照規定，你完全夠得上選調上大學的資格。”

我還沒來得及高興，他卻輕輕嘆了一口氣，語氣中帶著些許猶豫：“可是，這次縣裡分給我們公社的大學名額只有一個，是去南京大學的。這個名額……早就內定給天津和平區區委的一個幹部子女了。我們根本沒辦法。”他停頓了一下，似乎不忍心讓我失望，接著補充道：“不過，上中專的機會還是有的。如果你願意，這個名額可以給你。”

他的話讓我感到複雜的情緒交織在一起。雖然內心對上大學的期待落空失望，但對於中專的機會，我並未動心。我思考片刻後，坦然地答道：“中專的名額，我就放棄了，讓給更需要的人吧！我希望来年有機會，能成為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工農兵學員。”

他聽後，先是愣了一下，隨即露出一絲欣慰的笑容：“也好，我相信，你還有更大的舞臺。”

沒想到，我放棄的中專名額，竟被我們知青中外號叫“收買”的男生拿去了。他是我们六位男同學中，三位落後同學中的一位，幹活拖沓，生活散漫。但他憑藉家庭的經濟支持和“收買手腕”，不僅謀得一份修補战备公路的輕鬆工作，這次還成了第一個被選調回城的人。這一結果，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選調政策很快成為歷史。1977年秋，全國恢復高考，公平競爭取代了選調制度。那一年，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我雖遺憾錯失選調回城上大學的機會，卻也慶幸沒有成為後來被嘲諷的“工農兵學員”。對我來說，這段經歷既是遺憾，也是幸運。

二、麥田裡的拼命一搏

1975年的麥收季節，是對我們十個新知青的一次嚴峻考驗。麥浪翻滾，一望無際，金黃的麥田鋪展開去，與遠方的藍天連成一片。空氣中瀰漫著成熟麥穗的清香，風一吹，麥浪湧動，彷彿在低聲吟唱著豐收的頌歌。然而，這片美麗的麥田，迎接我們的不是浪漫，而是艱苦的勞動。

早晨，生產隊長發給我們每人一把鐮刀。我接過手，試了試重量，發現這鐮刀不僅把手粗糙得硌手，刀刃也不夠鋒利。相比之下，村民們的鐮刀鋥亮、順手，顯然磨礪已久。我低頭看了看手裡的傢伙，心裡明白：這是一次考驗，也是一次競爭。

除了留在宿舍做飯的一位女生，我們其餘九個知青站成一排，與村民一字排開。我握緊鐮刀，望著眼前那一望無際的金黃海洋，心裡暗下決心：無論如何，我都要拼出個樣子來。生產隊長沒有說話，直接俯下身開始割麥。村民們一聲不吭地跟上，動作熟練，乾淨利落。我趕緊模仿他們的姿勢，右手抓住麥秸，左手揮刀割下，我是個左撇子，這把右手鐮刀讓我割起麥子來既彆扭又吃力。麥秸的韌性出乎意料，每割一下，都感覺像是在與大地較勁。我一邊觀察村民的動作，一邊咬緊牙關用力揮刀，不敢有絲毫懈怠。汗水從額頭滾下來，模糊了我的視線；手掌被粗糙的鐮刀把磨得發痛，但我全然顧不上，只知道拼命往前。沒過多久，割麥的隊伍逐漸拉開距離。

第一梯隊是男社員，身強力壯，動作如行雲流水；第二梯隊是未婚婦女組成的“鐵姑娘突擊隊”，而我緊跟在她們中間；落在最後的，是我們那些知青同學，他們被甩得遠遠的。我身邊的何小芳和張小芳，一邊揮汗如雨，一邊用眼神鼓勵著我。當我終於跟著鐵姑娘們快到地頭時，男社員們已經完成一輪，轉頭來接應我們。會師的那一刻，我的手臂像灌了鉛一樣沉重，但心裡卻湧上一股自豪感。隨後，我們又趕去支援那些掉隊的知青同學，當所有人都到地頭時，我的雙腿一軟，直接倒臥在地。

躺在麥秸堆上，我閉上眼睛，感到整個腰部已經完全不是自己的了。張小芳忽然驚呼：“你的手！”我睜眼一看，發現左手滿是血跡，皮肉翻卷，混合著血與汗，觸目驚心。我竟然連疼痛都感覺不到，只覺得麻木。

生產隊長走過來，掃了一眼我的手，聲音低沉卻堅定：“行了，你今天算拼了。從今晚開始，去看守麥地吧。晚上守夜，白天休息。”

傍晚，按照生產隊長的安排，我拎著棉大衣，獨自走了四十分鐘到白天割麥的地頭。麥田在夕陽餘暉中變得安靜而遼闊，晚風輕輕吹過，空氣中夾雜著青草和泥土的氣息。天色漸暗，四周只剩下我的腳步聲和遠處的犬吠聲。我裹著棉大衣躺在地頭，仰望夜空。星星一點點亮起來，銀河橫貫天際，璀璨奪目。我從未見過如此明亮的星空，也從未感受過這樣的孤獨與寧靜。天地之間，我彷彿成了這片麥田的一部分，聽著風吹過麥浪的“沙沙”聲，內心毫無懼怕，竟然生出一種奇妙的滿足感。這片麥田白天是戰場，夜晚卻成了我的庇護所。天為被，地為床，我躺在這片麥田裡，思緒如星空般深遠。儘管身體疲憊至極，心裡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踏實。

就這樣，我用拼命換來了一週的守夜時光。回望這段經歷，我明白了什麼叫真正的堅韌，也把這片麥田永遠刻在我的記憶裡。

三、面對屠刀毫不畏懼，遭到羞辱絕不退縮

在李四莊子的知青歲月裡，我遇到了兩個讓我難忘的壞人。一個是我們學校的小流氓，也是我們十位知青之一；另一個是生產隊的一位隊長，他娶了六八屆的一位女知青。他們，一個讓我看到了無賴的猖狂與怯懦，另一個讓我體會到了特權者的小人嘴臉。

一個夏日的深夜，我們男知青屋裡，忽然聽到對面女知青房間傳來“砰”的一聲巨響，隨即傳出兩人廝打的聲音。我和同伴連忙披衣起床，趕到現場，原來是一個女生將另外一個女生踹到土炕下面，只見兩個女同學扭作一團，哭喊聲、拉扯聲混在一起，手上還不時抓起枕頭朝對方砸去。周圍的床上，一片凌亂的被褥和散落的衣物。我們費了好大勁才把她們分開，這才知道，她們為爭奪那個小流氓大打出手。

這一幕讓我無語，也終於明白，為什麼最近這三人總是“泡病號”不上工。

幾天後，其中一位女知青找到我，遞上了一份入團申請書。我當時耐心勸她：“想入團，首先得好好出工幹活，別總是請假不上工，更不能因為這些事情分心。只有踏實表現，才有機會被選調回城。”我以為這番話能讓她反思，卻沒想到，一場危機正在悄然降臨。

第二天晚上，知青們都出去活動了，只有我一個人留在宿舍看書。突然，門被猛地踢開，小流氓提著一把菜刀闖了進來。他怒氣沖沖地走到我面前，把刀舉到我眼前，咬牙質問：“你憑什麼讓她跟我分手？”

面對突如其來的威脅，我愣了一下，但很快鎮定下來。我抬起頭，冷冷地盯著他，聲音不高，卻堅定得如同一塊鐵：“你有種就砍下來！”說著，我把頭往前一探，直直地迎著他的刀鋒，“我倒想看看，你敢不敢！”

他的手舉在半空，卻始終沒有落下。我的眼神緊盯著他，繼續冷靜地說道：“你們的事我沒興趣管，但我要告訴你：再這麼亂搞下去，你會毀了自己。你難道想一輩子呆在農村？”

這一句話彷彿戳中了他的軟肋，他的氣焰瞬間消散，整個人如同洩了氣的皮球。他拋下菜刀，變得語無倫次：“哥，求你，別把這事告訴大隊書記！”

我盯著他狼狽的樣子，心裡只覺得可笑。最後，我淡淡地答應了他，這件事始終沒有外傳。

回想這次對峙，我不禁感慨，那些紅色書籍裡說的沒錯：貪財好色的人，往往都是怕死鬼！

然而，事情並未就此結束。1977年秋，我從工作隊返回知青點等待選調通知時，那位女知青挺著大肚子，正準備分娩。孩子出生後，小流氓竟矢口否認與他有關。大隊書記忍無可忍，派民兵將他綁起來，吊上房樑，嚇得他連聲求饒，才畫押認罪。然而，這場鬧劇的結局卻更加荒唐：那對母子最終被男方拋棄，孩子被送給下倉鎮的一戶人家，而這位女知青則被村裡人冠以“破鞋”的名號，時常遭到無良村民的調戲與羞辱。

每每想到她的下場，我都感慨萬千。或許，她的選擇有失明智，但這樣的代價也未免太過沉重。而那個小流氓，最終也不過是個懦弱無恥的小丑罷了。

選調通知書遲遲未到，我依舊像普通知青一樣下地勞動。一天收工後，生產隊的一位隊長叫住了我。他指著地上一根又粗又長的木頭，語氣輕佻地命令道：“把這個扛到那邊去。”

我低頭看了看那根木頭，心裡很清楚，它的重量明顯超出我的體力承受範圍。他這樣做，無非是想讓我難堪。這個隊長一直看我不順眼，因為我的努力表現在縣委工作隊待了兩年，而他的“特權”不過是讓知青老婆當了個餵豬的飼養員。他嫉妒我的經歷，便想藉此羞辱我。

我沒有退縮，彎下腰，用盡全身的力氣把那根木頭抬到肩上，一步一步向他指定的地點走去。每邁一步，木頭的重量都像一塊巨石壓在我的肩膀上，肩頭火辣辣地疼。但我咬緊牙關，硬是沒有停下。終於，我走到地方，把木頭重重放下。低頭一看，肩膀的衣服已經被磨破，手一摸，鮮血黏在掌心。

那一刻，我的肩膀痛得像要裂開，但我的內心卻充滿了力量。我知道，這不僅是一次體力的考驗，更是一場意志的較量。而我的堅持，正是對他卑劣企圖的最有力回應。

疼痛持續了幾天，但我從未後悔過。我明白，正是這些屈辱與磨煉，讓我的人生更加堅韌，內心更加堅定。

（待續）

【作者簡介】劉輝，1974年到天津薊縣插隊落戶，1975年參加縣委工作隊，1977年選調回天津從事商業工作。1988年創辦天津陽光商業公司，1992年在華沙創辦波蘭首家華人旅行社，1994年在美國創辦旅遊巴士公司，1998年創辦美国中文繁體字《創業》雜誌，2002年創辦中文簡體字《新人》雜誌，2006年創辦美國太平洋汽車貿易公司，2009年創辦美國大陸廚房餐廳，2012年創辦重慶中美合資飲料公司，2014年創辦重慶鮮果集果汁公司。2016年退休回美，專注撰寫回憶錄和相關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