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是我下鄉在吉林延吉三道的第二個年頭，四月底正忙著春耕，隊裡安排為地裡送肥，忙乎了一陣子，覺得腰酸背痛，尿頻乏力，於是去了公社衛生院看病，檢查結果：尿常規紅血球一個加、尿蛋白三個加；血常規：白細胞和中性粒細胞都高，院長楊大夫建議我去延吉市中醫醫院找林醫生作檢查治療。

延吉市中醫醫院的林醫生真厲害，不用化驗，僅用三根手指搭脈就能斷定我的病況，他不僅說出了與三道衛生院化驗一樣的結果，而且確診我的病是由混血性球菌感染引起的腎盂腎炎。他開了幾天的消炎藥和兩周的中藥，讓我回家按要求服用。兩周後我感覺好些，血檢基本正常，但尿檢的蛋白尿還是三個加，於是我又去了延吉中醫醫院。

我還是掛了林醫生的號，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大家很照顧我這位來自130多裏路的知青病人，晚來的給先看了。醫生搭完脈後他對我說：「孩子，這個病是不能受累、受涼的，要休息一段時間。你們知青的生活太難了，你還是回家治病調理吧」。他又給我開了一周的中藥，並開了張病情證明，讓我去縣裡辦知青病退，趕快回上海吧。我點了點頭，當天就去了延吉縣知青辦。

回到集體戶我就著手準備了。這次生病，在生產隊裡預支了30元，公社知青辦補助了15元，加上我手頭的10元，一共55元，看病辦事已用去了35元，顯然剩下的20元是不夠買車票的。我插隊已經給家裡添了很多麻煩，不能再問母親要錢，只能學逃票回家了。我選擇的路線是從安圖坐圖門到長春的列車先到吉林，然後轉車去瀋陽，從瀋陽再到大連，最後買張大連到上海的船票。我把買船票的10元錢藏在毛衣的袖口內層，其他的錢分幾處藏好，路上只帶個書包，縣病退證明、醫院診斷書和檢查報告就放在書包內層有拉鍊的口袋裡。

吃完了最後一副中藥，第二天下午，我搭車到了安圖，聽說火車每次過安圖站都會查票，所以我買了張到亮兵臺的車票上了車。慢車每個小站都停，過了亮兵臺我就提心吊膽了，只要看到遠處乘警或乘務員，就提前走開或藏在廁所裡。列車走走停停，還有五、六站就要到吉林了，迷迷糊糊睡著了的我突然被叫醒，列車員讓我把票拿出來。這些長春段的列車員一聽我是上海知青，不聽我解釋，下一站兇巴巴地把我推下了車。

「下就下吧，何必這麼兇，難道你家沒有知青嗎？」我回過頭憤憤地說。走進候車室看到，這是個小站，一天只有兩列開往長春方向的慢車，只能等明天白天的車了。坐在候車室髒兮兮的椅子上，東北六月初的淩晨真冷，只能小跑取暖，跑了一會肚子又餓了，逃票的滋味真不好受，我第一次體驗了什麼叫饑寒交迫。

不知什麼時候我睡著了，又被一陣嘈雜聲吵醒，一看售票處開始排隊買票了，買票的人還真不少。原先打算買一站路程的車票先上車的我改變了主意，從小站沒有圍欄的地方走了進去、藏了起來，等到火車到了，迅速走上月臺，找上車人最多的車廂擠了上去。如果上不了車，那我又要在這小站等半天了，感謝上蒼的保佑！為了逃避查票，我靠在車廂中間的車椅上，再也不敢走神，兩面張望、提高警惕、隨時躲避。列車行駛了近2個小時，也沒有查票，吉林站到了，我下了車，沒出站，等著坐吉林到瀋陽的列車。

我在車站裡的遊動食品車上買了兩個麵包，喝著車站的過濾水，肚子總算填飽了。車站裡遇到了一位在吉林四平梨樹縣插隊的上海徐匯區知青李軍，他知道我的情況後，告訴我到瀋陽後可以找車站的京津滬知青辦，他們會幫你解決問題的。他跟人家說自己是從上海探親回吉林四平時錢包和行李被盜，後來知青辦給了他回四平的路費，叫我到瀋陽也試試。

上了吉林直達瀋陽的列車，中途查了一次票，我被查票員帶到了列車長辦公室，我向他們說明我是回滬病退的上海知青，沒有錢買回家的車票，準備去瀋陽京津滬知青辦公室求助，並給他們看了縣裡的證明。這趟列車是瀋陽段的，瀋陽人和長春人對上海知青的態度完全不一樣，他們很同情我的不幸，列車長不但沒讓我下車，而且到了終點站瀋陽，還叫列車員送我到車站的京津滬知青辦公室。

進了辦公室，我就按四平知青李軍教我說的，說自己從延吉病退回滬的路上，錢包行李被盜，現想坐火車到大連再坐船回上海，希望能得到知青辦的救助。當我拿出病退證明時，沒想到裡面夾著李軍寫的字條，知青辦的人看了後臉色明顯有了變化，似乎在說，「你是昨天來過的李軍同學叫你來的吧？」我怎麼會這麼糊塗，竟把病退證明和李軍寫的字條放在一起呢？我很自責很鬱悶。我沒有得到李軍的待遇，只是三棵樹到上海的列車要進站時，他們打開了辦公室的後門，讓我上了月臺。

我擠在上車的人堆裡鑽上了三棵樹至上海的56次列車。這時已經午夜了，大家都在休息，有的靠坐在椅子上或車桌上打盹，還有的就站在車廂過道上打盹，我在三人椅子底下鋪上幾張報紙，踡著腿在上面睡覺了。不知什麼時候，我從迷糊中醒來，便從椅子底下鑽了出來。一看，火車快要到山海關了，要進關了，該查票了！

果然不出所料，過了山海關就開始查票了，由於車上的人很多，旅客們很同情我這位病退知青，他們沒有檢舉揭發，反而用身子掩護著我，使藏在長椅下的我躲過一劫。俗話說，過一過二不過三，第三次查票，在濟南的前一站德州，我去洗手間方便回來時，被查票的乘警碰個正著，列車長請我在濟南站下車，去找當地知青辦。

我稀裡糊塗地出了站，卻找不到進站的「旁門」，只能花錢買一張到晏城的車票，上了濟南到南京的慢車。當我看到列車長領著乘警在車廂頭查票時，我就退到乘坐的車廂尾，因為慢車停的站多，只查了一半車廂就到下一站了，這時我馬上下車從月臺回到我們的車廂頭。這個方法不錯，因為檢查過的車廂是不會再檢查了。到了徐州，無聊的我下車逛了一圈，上車時偏偏與列車長撞了個滿懷，他以為我沒有票想上車，無法辯解的我只能在他的註視下離開了月臺，跟著一群下班的鐵路工人從他們的專用通道出了站——這次我記住了這個進出口。

徐州位於江蘇省，與山東省、河南省、安徽省三省交界，那時是一個亂、髒、雜無人管轄的地方，車站周圍要飯的人很多，我在車站飯店買了一碗面，才坐下來吃了兩口，就被要飯的乞丐衝上來舔了一下，之後呲著大嘴對我傻笑，嚇得我轉身就走。這地方可不能久留，得趕快走。得知傍晚有一列從天津發車到南京的普快要經過徐州，趁鐵路工人交接班的機會，我混進了車站，找到了月臺，幫著一位老大爺提著行李，混上了列車。

列車行駛了兩個小時，我被列車長在安徽宿縣請下了車。宿縣處於淮北，地方也很窮，但路邊的小吃還蠻便宜的，1毛錢能買上當地的特色煎餅(含薄脆和雞蛋)，五分錢能買滿滿的一碗豆腐腦或半個大西瓜……雖然也有要飯的，卻沒見明目張膽搶的。那晚我吃的飽飽的，在候車室的長椅上睡了。這一覺誰得真死，醒來已經早上9點鐘了，忽然發現耳朵上的近視鏡不見了，頓時緊張起來，但看到身上的書包和藏錢的毛衣都在，才松了口氣，看來眼鏡是不小心掉在地上讓人撿了。

宿縣的車站裡裡外外有好多人啊！原來是附近發大水了，很多人扛著行李在撤離，其中不少的是知青。列車停在月臺，不見下車人，只有上車人。車好不容易開動了，一起走的有人上了車，有人還在車下；有人把行李從車窗扔進了車廂，人卻還留在月臺上；火車聲、哭叫聲混雜在一片。

我總算擠上了北京到上海的快車，我的心暫時安定下來，如此擁擠的車廂已經無法查票了。看著列車過了一站又一站，望著一批一批的旅客下了車，我又擔心起來：應該從哪個站下車呢？到上海肯定不行，沒法出站一定會被逮住送車站派出所，到時家裡來領人補全票加罰款，母親單位知道詳情問題就嚴重了。補個蘇州到上海車票吧，可是哪個列車員會相信你是從蘇州站上車的？

正犯愁時，遇到了在宿州上車的南京知青，「知青見知青，兩眼淚汪汪」，他們告訴我，他們也沒有錢買車票，讓我不用擔心，到南京跟著他們出站就是了，還告訴我：買一張去上海的船票，不會貴的。「謝謝，謝謝」，我緊緊握住他們的手。

南京站到了，跟著他們不知不覺的出了站，其中兩位熱情的南京知青把我送到了中山碼頭，還要掏錢給我買船票，被我婉言謝絕了。我掏出了縫在毛衣袖口裡的10元錢，買了張3元5角的五等艙船票，剩下的錢我們在碼頭飯店吃了頓便飯。

長江輪到了，我們互相揮手告別。半小時後啟航了，站在甲板上，涼風吹拂著我的臉龐，望著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看著漸漸遠去的南京古城和橫跨長江的南京大橋，我的耳邊響起了那首淒美哀婉的南京知青之歌。長江輪順流而行了十幾個小時，6月9日上午到達了上海公平路碼頭，經過七天六夜的風險和拼搏，我終於回到了上海的家。

逃票回家的路太心酸、太辛苦；延吉中醫醫院的林醫生太神奇、太高明了；為病退而逃票的我，緊張勞累了一週，竟然在幾天後的上海病退體檢時，各項指標全部正常，以後的兩次複查還是正常，我的病退夢想沒有實現。在以後繼續插隊的日子裡，我再也沒逃過票，但是這段逃票的回憶，卻牢牢地記憶在我的腦海中。

（本文選自網上「草根茶社」，來源老知青家園，感謝何老師薦稿！）

【作者簡介】尹永林，69年吉林省延吉縣三道公社中心大隊插隊，79年上海市四平中學數學教師，至退休。曾獲上海市虹口區教師園丁獎，全國希望杯數學競賽優秀輔導員。熱愛寫作，文章多有發表，受到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