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能不說的話

早在雲南兵團的知青返城風潮前11年零4個月，1967年8月17日的深夜，湖南長沙的六千知青開始了驚動全國的知青大逃亡。所有過程的請願、遊行、絕食、臥軌，長沙知青早他們十幾年就一一做過了。這和湖南的上山下鄉運動要早全國四年有關，和湖南1964年的“徹底貫徹階級路線”有關。

1964年9月，長沙市六千初、高中畢業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縣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類子弟”占85%，這個比例在我們白水知青中還可上升到95%，且不乏學業優秀者。從數字來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一開始顯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千少年下鄉的動機中或多或少的帶有“原罪”。

在最初的兩年裏，這些從16歲至20歲的年輕人幹得有聲有色，他們積極勞動，辦夜校、組織農民學文化；有知青為病重的農民獻血，有熱心的家長捐款給生產隊建發電站；他們寫詩、寫劇本，抒發自己的理想情懷、頌揚村裏的好人好事，自編自導自演，很受當地農民的歡迎。不少人寫下了豪言壯語：“誓把青春獻給黨，扎根農村幹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現很快影響到了省內外，一位中央首長說：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導演謝鐵驪拍攝知青專題片《在廣闊的天地裏》，其中有一個大場景就是在江永白水公社拍攝的。他指著一座山頭上的塔說：“你們知識青年下農村不就是幹革命嗎？看，那就是延安塔，衝啊！”

臨時組織起來的知青有千多人，導演一聲令下，大家就向著“延安塔”跑去……

帶有“原罪”的單純少年，他們特別看重“革命的知識青年”這個稱號。

1965年新年剛過，江永四個長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一是高澤源林場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廣西灌陽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鋤頭，回場路上在突來的風雪中迷路凍死；二是大遠公社兩名剛滿十七歲的女知青在一場大火中喪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卻失去了美麗的容貌和健康的體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陳，身體虛弱又不甘落後，在堅持犁完一丘田後咳血不止，因為得不到及時的救護幾個小時之後就停止了呼吸。

他們的死必然地引發出一些問題：知青下放的生產隊多是貧困隊，本身不具備接收知青的能力，農民只能將老隊屋、豬牛欄屋稍加改造讓知青住進去，沒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燒死的兩名女知青就是住在豬欄屋搭建的閣樓上，樓下儲備著飼料、稻草等易燃物）；部分知青身體瘦弱承受不了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患病得不到醫治，意外死亡的情況仍不斷發生。

1966年後，隨著知青的年齡增長，不滿情緒悄然滋生。而這時，有人別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場自覺革命，寫大字報互相批判，互相揭發，互相傷害。這場自覺革命的結果實質上成了日後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當地農民十分驚愕。

1967年8月13日，與江永毗鄰的道縣，由派性武鬥瘋狂演變為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集體屠殺。“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成立，他們的宣言是：“斬盡殺絕黑五類，永葆江山萬代紅”，畫大紅勾的殺人佈告赫然在目。殺人手段之殘酷，不忍再述。8月29日，湖南省駐軍解放軍陸軍47軍奉中央軍委命令“堅決制止湖南道縣的反革命暴亂”，9月初的幾天裏還只能動用軍用飛機在道縣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殺人、殺人犯法”的宣傳單。9月27日，47軍和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聯合發出緊急通告，直到10月17日，歷時66天的殺人事件才徹底平息。

“暴亂”影響到周邊十個地區，與道縣相鄰的江永縣首當其衝，一個夜晚的速度，整個江永縣就已經籠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未能倖免，一條白水河成了汙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類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單。

⒉詩人之死

8月17日，長沙知青王百明和一知友在飯店吃早餐時，四個端著鳥銃的農民沖了進來，“誰是王百明？”王百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百明！”呯！呯！呯！一連串的鐵砂彈在王百明的臉上、身體裏炸響，頓時鮮血噴濺，全身烏黑，當即死亡。年僅22歲。

王百明的死絕非偶然。王百明何許人也？長沙市第三中學62屆高中畢業生，中學生歌舞團樂隊指揮、“紅雲詩社”主筆，連考三屆大學，因出身問題未被錄取，1964年下鄉。在江永縣成立知青農藝隊時，因出眾的才華，成了農藝隊的一員。王百明和大多數知青一樣，是帶著“原罪”下鄉的。父親本人只是普通的會計人員，他的罪惡是在解放前夕為岳父，也就是王百明的外公買了車票並將他送上了火車，轉去臺灣。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幾年，逢運動都是鬥爭靶子，被反復投入獄中，由反革命演變成歷史反革命，加之右派頭銜，最終失去工作癱瘓在家，對他的鬥爭才算結束。

下鄉後，王百明對農村生活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他的一首小詩《炊煙》，寫得抒情浪漫：不是虛浮，是向上的表現/雖無雲的色彩，也想打扮藍天/狂風吹不斷我的軀體/我啊，和火熱的生活息息相連。另一首長詩《新農民之歌》，寫得激情澎湃：扶著犁，揚起鞭/趕著我的小黃牛朝前走/緊緊地追趕春天……這些詩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響很大。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無疑有些“左”，而對於1964年下鄉的知青來說則頗具代表性。因為出身，他們的心靈深處或多或少的存在著一種“自虐”。

挑擔子只挑得起100斤重的拼著命也要挑上150斤、200斤，以折磨自己、以肉體的痛苦求得罪惡的洗滌、靈魂的昇華；日記中經常寫些勉勵自己的話，寫學習心得，對個人的思想行為嚴格地上綱上線乃至批判。因著一份真誠，對自己有過高的要求；因著父輩的陰影，有著超出年齡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百明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要加強文學、藝術修養，在這方面為人民做出貢獻來。要快，你的時間不多了！一年之後，將有大的變動發生。”他敏銳地感到，中國大地即將有一場重大的革命到來。“文革”一開始，連偏僻小縣江永都沸騰了。紅衛兵旗幟到處飄揚，派性組織針鋒相對。

自覺革命之後，同一批下鄉的知青被劃分了等級，有人評為勞模，有人已經內定要抓進看守所，有人已經關進了看守所。膽大的直接向省委寫信申訴，並提出了江永知青安置工作中的一系列問題。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書記甯生為團長的調查團來到江永，對知青的安置工作進行考查。持正反觀點的人有過幾場大的辯論會，在辯論會上，王百明就知青問題發表了個人觀點。他以事實為依據深入闡述，令持反觀點的人瞠目結舌。他的銳利的目光，標準洪亮的普通話，給到會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67年春節零點，江永縣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頭頭為名，王百明和十幾名知青被捕入獄。

可以說，王百明是帶有“原罪”下鄉的知青中最早覺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個被槍殺的目標，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劃的必然。

⒊集體大逃亡

8月17日，王百明慘死的當天，消息傳遍了各大農場、各公社知青點，長沙知青極為震驚，他們悄悄地聚攏商議，不能坐以待斃，在當時已經荷槍實彈的民兵到來之前，只能逃跑。當晚，六千長沙知青的大逃亡拉開了序幕。

8月19日，零陵地區的長沙知青9名死於槍殺，15名受傷。之後，桃川農場知青俞沛昌中彈後流血過多死亡。

8月19日，連結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橋被炸毀，對外聯絡中斷，長途汽車停開。

知青的大逃亡大致分為三路：一是經道縣翻雙牌山去廣西全州；二是走麥嶺；三是翻過都厐五嶺去廣西灌陽。

8月17日，江永銅山嶺農場躍進隊的知青集中在隊部“接受教育”，當場槍斃了兩名地主、兩名地主子弟，吊死了一名婦女，並說明今天處決的是第一批。在驚慌中度過了一天的知青，挨到夜深時99人（ 包括女知青懷裏的小孩 ）悄悄地聚攏，一個挨著一個摸黑離開了隊屋。連夜緊張行軍，不敢有半點鬆懈，當太陽照耀著這支疲憊不堪的隊伍時，同時也給予了大路上的民兵更為刺目的光芒。惶恐中他們發現不遠處的一片田地裏有部隊戰士的身影，機敏的一群人向著“救星”跑去。他們忘記了滿腹心酸，忘記了饑餓困倦，綻開笑臉為軍人唱歌，和軍人一起割稻。部隊派出了一部軍車將他們送到接近株洲的火車站，上不了火車，一行人最後搭乘三部“運屍車”回到長沙。

（待續）

本文摘自羅丹著《知青筆記》, 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作者簡介】羅丹，1964年下鄉到湖南省江永縣白水公社，當了16年知青，20年工人，後進入一家出版社擔任美術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