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8月18日，一個“特派員”帶著武裝民兵來到桃川石梘村抓王伯明的妹妹立明，就在天亮之前，她和知青點的全體知青已被村民們送走了。石梘村的農民深明大義、可敬可佩，為了安撫悲傷中的立明姐妹(王伯明12歲的小妹因為學校停課鬧革命也來到了石梘村)和憤懣不平的知青，生產隊的青壯年農民都出動了，在村周支書的帶領下，為知青挑行李，走四五十里山路，一直護送到駐軍6950部隊，眼見他們安全了才返回村去。

這時的6950部隊的大院裡已成了難民所，逃亡知青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部隊求救，部隊官兵給予了極大的關懷和妥善安置。像鳳亭農場、迴龍圩農場、桃川農場、銅山嶺農場等幾個大農場的知青，在部隊的保護下，一批一批地走廣西麥嶺，再往全州火車站去。

翻越都厐嶺的多是井邊公社和大遠公社的知青，當地人和廣西灌陽的農民有一條往來的山路，因人跡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過五座山嶺就到了灌陽。井邊知青先是十幾人同行，沿途又彙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岔路多，走到懸崖絕壁時幸遇灌陽方向而來的山民指引；雖幾遭民兵攔截，幾位領頭的知青沉著冷靜、機智應對，又有公社開出的紅頭證明作保，一路算是有驚無險。

走了一天一夜後，隊伍中發出了一個女生的虛弱的聲音：“我再也走不動了，你們別管我，快走吧。”她說著身體直往地上倒。“這哪行?既是一起出來就得一起回去！”領頭的周哥牽起她的手就走，另一名男生黃哥在她身後護著，倆人一前一後的不管山路多險，都未將她拋下。

有一對戀人，女知青體弱，她能爬上千多米高的都厐嶺就已經拼盡了氣力，何況連續翻過了幾座山嶺，男生挑著兩人的行李，邊關照體力不支的女朋友，已經累得咳出了血。隊伍中一個不滿周歲的小孩，在母親懷裡時不時發出饑餓的啼哭。其他人互相攙扶著前進，體力幾乎耗盡。

八月酷暑天，山上卻冷風肆虐，多數人行前匆忙，衣服未帶足，有幾個知青聽說鄰隊殺了四類份子，還有十幾個知青被捆去了公社，嚇得連剛煮熟的一鍋飯都不敢吃，拔腿就跑，哪還顧得上拿冬衣。危險眼見過去，衣著單薄的一群人卻難擋山上的風寒。饑寒交迫的隊伍每前進一步已經顯出了萬分的艱難。

在前面探路的幾個男生發現半山腰裡有戶農家，趕忙上前交涉，請求弄點吃的東西。山民非常同情，馬上燒火做飯，還特別殺了一隻雞。飯後為他們燒了一堆火，男生圍著火堆睡在地上，女生享受優待進了裡屋;老兩口和三個女兒徹夜未眠，守護了他們一夜，第二天還煮了很多紅薯給他們帶在身上。知青感激涕零，各自掏出僅有的一角兩角錢湊攏，以表感謝。

走其他路線翻山越嶺的知青並未有如此好運，遭遇民兵的突然襲擊，挨打之事時有發生。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專抄荒草荊棘裡的小道走，弄得遍體鱗傷，衣不遮體。

江永大橋炸毀以後，從道縣往永州成了一條回長沙的捷徑。白水公社臨近道縣，先有一隊人僥倖混過去了，第二批走的四名男生險些丟掉了性命。他們搭上一部過路郵車，結果在“暴亂”中心壽雁被抓，關了六天，每天慘遭一撥一撥的民兵毆打。那些人用扁擔用磚頭將幾個手無寸鐵的知青往死裡打，四人被折磨得毫無動彈之力。

命懸一線時竟出現了奇跡，當地有一人認出了他們，這人的兄弟曾在白水搞過社教，他往來白水多次所以認識。他找來了一駕馬車，裝滿稻草，將四人藏進稻草裡，戲劇性地救了出去。更幸的是，他懂草藥，隨即用草藥為他們療傷，四人得以保住性命。

他們寫信給留在白水的知青：“我們被抓，生死未知，千萬不要再走這條路。”

白水知青接到信後馬上找到6950部隊的政委，請求派人去道縣營救遇難者。一位剛剛新婚的連長和幾名軍人到達了道縣，在制止兩派的鬥爭中，那位新婚的連長不幸罹難。

軍人之死使事態的發展更為險惡，部隊官兵堅定了制止“暴亂”的決心，加強了對知青的保護。他們四處搜索，尋找滯留的知青。未有逃亡的白水知青當時正在田裡割稻，模樣裝束與農民一般無二，致使軍人未能發現。

白水知青中素有一群思想者，遇事喜歡思考、討論，在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尋求答案。危難當頭，他們固守原有的精神信仰，還心存著對於事態的一種觀望，“抓革命促生產”的知青難道會被殺?本村農民說不會，外隊的民兵蜂擁而來，將他們趕上了一個山坡。

在經歷了一場靈魂和肉體備受摧殘的“假槍斃”之後，他們有了清醒的計劃，兩人一組分散而行，在一個陰雨的早晨，穿上蓑衣、提著篾簍、將斗笠遮住半邊臉，從民兵的眼皮底下混了過去。幾撥人在縣武裝部集中後，又在軍人的幫助下彙集馬河等公社滯留的知青一起坐車離開了江永。路上不斷遭遇武力堵截，甚至出現了槍口對著槍口的緊張對峙，憑著他們的勇敢機智最終還是闖了過去。

如果沒有部隊的保護，沒有善良的農民的幫助，六千長沙知青的命運必當重寫。

王伯明死後的三四天裡，京廣線沿途的郴州、衡陽、株洲以及廣西的全州等地火車站所有的月臺上，全被逃難的知青佔據了。正值時局混亂，列車晚點，知青上不了車。這群人幾天的疲於奔命，已是衣衫襤褸、形同乞丐，黑壓壓的一片，過路司機根本不敢停車。

可以說，大逃亡是知青情緒的大暴發，壓抑幾年的“原罪”意識徹底清醒了，饑餓者暴發出憤怒的吼聲：“黑五類子弟”何罪之有？知識青年何罪之有?他們憤然而起，衝向列車，用石頭、扁擔砸車窗玻璃，不顧死活地往裡爬。火車時開時停，他們被當成“暴徒”遭驅趕，被機槍團團圍住。當瞭解到逃難知青的真實處境時，才准許上了車。

有一支從牛路口出發的隊伍，在離全州火車站六公里的地方集體臥軌。

他們接到了知情人的報信和公社武裝部長開出的一張路條：“本來今天晚上要殺你們，是武裝部長說了明天再殺……”知青哪還敢有片刻停留，倉惶中連夜奔逃，幾天水米未進，身體已經虛弱到了極限；有人有錢、有人還有湖南糧票，但是沒有廣西糧票，在廣西境內連一個饅頭都買不到。他們的代表向車站、司機多方請求，遭斷然拒絕。

絕望之中37人走上了鐵軌，16名男生在前，21名女生在後，一個挨著一個躺下。如此慘烈的場景，給八月的毒日頭抹上了一片淒冷的顏色。相持幾個小時後，車站被迫臨時加掛了車廂。

8月底，歷經千難萬險的六千知青終於從各路回到了長沙。

那是一幅幅怎樣的流民圖！蓬頭垢面、拖著襤褸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組、幾十人一隊，既看不出年齡也難分出性別，爬煤車爬貨車回來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長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著就要落淚。

在可以容納幾萬人的體育館裡，回城知青為王伯明等人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會後，上萬人的遊行隊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給動亂中的長沙城添了一層厚厚的陰霾。有志者組織成立了“紅一線”宣傳隊，將知青的種種遭遇編成了節目，演出場場爆滿；並自籌經費辦報紙，《紅一線報》《反迫害報》等，一時間影響甚廣。

政府為了安撫知青，每人每月發了9元錢、30斤糧票。

10月8日，中央安置辦下達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農村“抓革命促生產”，不要逗留城市。與此同時，《致全國貧下中農的一封公開信》發出，大意是：知青是響應党和毛主席的號召下鄉的，貧下中農要關心他們，愛護他們……

《10·8通知》以後，“9元錢、30斤糧票”的待遇停止。

各級領導開始勸導知青回鄉，並對其父母施加壓力。長沙城的大街小巷貼滿了針對知青的巨幅標語：“我們都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剛剛驚魂甫定的知青，特別是父母還在監獄、五七幹校、掛牌批鬥、甚至生死不明的，看著心裡就很難過。

《10·8通知》以後，各區派出所公開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關起來然後用大卡車送回江永。江永方面也積極配合，向知青宣傳：回鄉的每人可以領5元錢、一擔穀。

此時的知青家長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含著眼淚為子女作返鄉的準備。

有一位知青徐的母親將僅有的兩百元錢縫進了兒子的棉褲裡，然後跳下了長沙北門的一口“彭家井”。那口井從此遠近聞名。

按政策知青徐是不應該下鄉的，他出生時就成了棄兒，被當時一位“官太太”收養。解放前夕養父拋下母子倆獨自去了國外，從此音訊全無。養母苦熬了二十多年，年老體衰喪失了生活能力，雪上加霜的是經常挨批鬥。潔身自好的老人不堪受此羞辱，选择了死路。

老人本以為，死可以為自己一生的苦難、為兒子蒙受的冤屈解脫。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難也許解脫了，兒子的頭上又加了一筆：母親畏罪自殺。家門貼上了封條，知青徐無家可歸，又不敢回鄉，只有四處流浪。

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鄉。仍有部分人躲藏下來，在長沙的河碼頭、建築工地，凡那些報酬最少、活兒最髒、社會地位最低的人堆中，必有隱藏的知青在。有人投親靠友走向遠方，往新疆、雲南、貴州……

04 尾聲

1967年11月17日，在王伯明被槍殺整整三個月的那一天，回到江永的知青找到了王伯明的屍體，有人將他和當天槍殺的地主富農分子一起葬在了亂草坡上。屍體已經腐爛，大家將他的白骨重新裝棺，為他舉行了一個遲到的葬禮。

由白水的八個光頭男生抬著欞柩。他們先一天就商量好了，王伯明既是他們三中的學長，也是引以為表率的一位知青兄長，抬棺的事他們一定要做。八個人一律剃了光頭，衣著整齊，神情莊重，步伐一致。後面緊跟著三千多男女知青和自願參加的本地人。

隊伍行至江永大橋時，半空中突然響了一槍，氣氛頓時凝固。知青領隊馬上鎮靜下來，將隊伍迅速調整：男生站外面，女生站裡面，作好隨時拼搏的準備。頃刻之後，縣城裡鴉雀無聲。沒人敢阻攔這支沉默、憤怒的隊伍，觀望者皆凝神靜氣，所有的一切為之肅穆。

就在縣政府大樓的地坪前，知青們挖了一個很深的墓穴安放王伯明的棺柩，為了防範破壞分子，他們專門弄來了三噸水泥加上很多陶瓷片、糯米混合在一起，將墳的四周牢實封住。墓前立了一塊石碑：上面刻著：長沙知青王伯明烈士之墓。

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脫被捆綁被毆打的命運，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再次成了鬥爭靶子，夜裡和四類分子關在一起，白天在民兵的槍押下出工。

1968年底，江永知青紛紛轉點，往沅江、瀏陽等地，又匯入到1968年的全國上山下鄉運動的洪流之中。

“文革”之後，王伯明之墓的墓頂被炸平了，碑沒有了，下面的墳因壘得扎實，巋然未動。

縣政府大樓門前已經栽種了一片花花草草，後人想用美麗的鮮花來掩蓋歷史的傷痕。

附記：1980年代初，王百明的母親收到了法院送來的一紙通知，字是列印的：“經重新審查（指王百明的父親），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錯案，現予以撤銷。”沒有一句道歉，沒有任何撫恤。這樣的通知書很多知青都已接到。2005年，幾名老知青作為國民黨抗日將領的子女，接受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紀念章。

（全文完）

本文摘自羅丹著《知青筆記》,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作者簡介】羅丹，1964年下鄉到湖南省江永縣白水公社，當了16年知青，20年工人，後進入一家出版社擔任美術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