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1946年的广州，风雨欲来  

1946年的秋天，广州仍带着战后的疲惫与躁动。中山大学法学院的梧桐树下，一个戴着圆框眼镜、身材清瘦的青年正抱着一摞书匆匆走过。他叫朱玉德，刚以优异成绩考入法学院，表面上是潜心学术的优等生，暗地里却已是中共地下学联的联络人。  

那时的广州，国民党政权已显颓势，通货膨胀肆虐，学生和教师连基本温饱都难以保障。而随着内战爆发，国民政府加紧对进步力量的镇压，特务遍布校园，任何"异端思想"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  

但高压之下，反抗的种子仍在悄然生长。  

第一章：觉醒——从法学青年到地下战士（1946-1947）  

朱玉德1946年考入中大法学院后，他很快在同学中崭露头角，被推举为"宪法研究会"会长。这个看似普通的学术社团，成了他开展地下工作的最佳掩护。  

"我们研究宪法，就要真正理解'人民权利'的含义。"在一次读书会上，朱玉德翻开《中华民国宪法》，指着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意味深长地说道。台下，几个心照不宣的成员交换了眼神——他们知道，这场讨论远不止于书本。  

不久后，朱玉德秘密组建了"海燕读书会"，表面研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实则暗中学习《共产党宣言》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了躲避审查，他发明了"书籍改造术"——将禁书伪装成《法学讲义》，封面烫金，内页却藏着革命理论。读书会采取三层阅读体系：外层讨论合法书籍，中层研习进步文学，核心成员才能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  

到1947年底，读书会已发展至30余人，其中6人后来成为地下学联骨干。  

第二章：暗战——情报、密写与文献保卫（1948-1949）  

1948年，国民党在广州的统治愈发严酷，特务开始大规模搜捕进步学生。朱玉德的活动也转入更深层的地下。  

1. 禁书网络：法学掩护下的思想传播  

他利用法学院图书馆的便利，将《整风文献》伪装成《六法全书》，并在书脊上做暗记，方便同志识别。这些书在校园内秘密流通，甚至被借阅至岭南大学、国民大学等高校，形成了一张隐形的禁书传播网。  

2. 密写技术：报纸与书盒里的情报战 

朱玉德精研密写术，用明矾溶液在《中央日报》的空白处书写情报，接收者只需用火烤即可显影。他还将重要文件藏入《孙中山全集》的书盒夹层——这本书在国民党统治区随处可见，反而成了最安全的掩护。  

3. 文献保卫战：抢救革命火种  

1949年春，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清查校园，试图销毁进步书籍。朱玉德组织"护书突击队"，将300余册禁书秘密转移至沙面教堂地下室，由一位同情革命的法籍神父庇护。  

最惊险的是转移孙中山手稿的任务。这批珍贵文献若落入特务之手，不仅会暴露地下党关系网，更可能被国民党歪曲利用。朱玉德将手稿缝入棉被，由农学院学生伪装成"疟疾病人"抬出校园，最终安全送抵香港。  

第三章：撤离——最后的读书会与东江纵队（1949） 

1949年7月，国民党败局已定，广州城内风声鹤唳。特务开始大规模搜捕学运骨干，朱玉德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通缉名单上。  

在撤离前夕，他召集读书会成员，举行"最后的读书会"。桌上摊开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一本《水浒传》。  

"诸位可记得宋江为何上梁山？"朱玉德轻声问道，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一周后，他化装成药材商人，经顺德秘密撤离至香港，随后加入东江纵队，参与华南最后的武装斗争。  

第四章：归来——从地下战士到文化守护者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朱玉德随军返回，参与接管文化系统。那些他曾拼死保护的禁书和文献，如今成为新中国的精神财富。  

结语：星火不灭 

朱玉德的故事，是解放战争末期广州学生运动的缩影。他以法学为盾，以书籍为剑，在白色恐怖下开辟了一条"思想游击战"的道路。  

如今，中山大学法学院的老档案室里，仍能找到当年"宪法研究会"的会议记录。泛黄的纸页上，一行小字依稀可辨：  

人民有追求真理的自由。 

而这，或许正是朱玉德一生斗争的最好注脚。  

（本文基于《广州地下学联史料汇编》及亲历者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