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紅娘”二字，不要以為我是女性。其實，我是一名男生。當年給隊長和寡婦大嫂牽紅線時，我才二十二歲，自己還沒談過戀愛呢。有關我們生產隊長和那位寡婦大嫂的風流韻事，還要從我到山西插隊落戶當知青說起。

時間雖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至今我還記得，我和同學們是1968年12月21日乘坐知青專列離開北京的，滿載北京知青的專列歷時近二十個小時，最終停靠在山西省運城地區境內一個叫水頭的小車站。

走下火車，我們得到了當地老鄉的夾道歡迎。在車站廣場舉行了簡單的歡迎儀式，我們又按照帶隊幹部宣讀的知青分派名單，分別乘坐汽車和前來迎接的馬車各奔東西，我們十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距離水頭車站二十餘公里遠的張南莊五隊，隊長讓我們住在了隊部的兩孔土窯裡，安排了一位年輕婆姨幫我們燒火做飯。

五隊的隊長叫牛吉田，當年三十五六歲的年紀，個頭不高，皮膚黝黑，其貌不揚。別看牛隊長長相一般，可他對我們北京來的知青特別熱情，忙前忙後幫我們安排住處，擺放行李，還把他家掛在窯門口的穀草簾子（苫子）拿到隊部來，掛在了女生居住的土窯門口擋風禦寒。

幫我們做飯的那位婆姨看上去也就二十五六歲的年紀，長相挺好，就是有些靦腆，不善言語。但她燒火做飯挺麻溜，人也很善良很隨和，每天做早飯的時候，先把我們十個人的暖水瓶都灌滿熱水，做好了飯才叫我們吃飯。

開始我們都不知道該怎樣稱呼這位婆姨，就叫她姐。那位婆姨有些難為情地說：“我是結過婚的女人，你們不要叫我姐。我娘家姓郭，我叫郭秀玲，你們就叫我秀玲嫂子吧。”

漸漸熟悉了以後，秀玲嫂子含淚給我們講述了她的不幸遭遇。

秀玲嫂子十九歲那年從郭家窯大隊嫁到了張南莊，當時她男人染上了癆病（肺結核），她著急嫁過來是為了給她男人沖喜。可惜好景不長，結婚三個月，她男人楊大勇還是病逝了。可村裡人卻說她命硬，是她妨死了楊大勇。也有人說秀玲嫂子和楊大勇姓氏不合，說姓郭的不能和姓楊的聯姻，郭（諧音鍋）煮楊（諧音羊）所以婚姻不久長。當然這都是迷信，可秀玲嫂子卻深受其害，守寡八年竟然沒有男人敢娶她，她的公婆也不和她來往。

知道了秀玲嫂子的不幸遭遇，我們知青也都很同情她，她幫我們做飯的時候，女生就幫著燒火，我們男生就搶著去挑水，搶著抱柴。秀玲嫂子把家裡的洋芋、蘿蔔和鹹菜都拿來給我們吃，她自己連鹹菜都捨不得吃，我們都很感激秀玲嫂子。

春節過後，天氣逐漸轉暖，馬上就要為春耕春播做準備了，地裡的農活要忙了，牛隊長就不再安排秀玲嫂子幫我們做飯，她也要下地幹農活參加生產勞動了。春耕備耕生產開始以後，我們知青也和社員們一樣，天天早起晚歸下地幹農活，回到住處真的沒有力氣做飯了。我們就去找牛隊長，想讓秀玲嫂子再回來幫我們做飯，牛隊長說其他生產隊早就不安排人幫知青做飯了，要是讓秀玲嫂子再幫我們做飯，社員們該有意見了。

我們也理解牛隊長的難處。可是自從我們找了牛隊長的第二天開始，牛隊長就讓他母親來幫我們義務做飯，隊裡不給記工分。那時我們才知道，牛隊長自幼就失去了父親，是他母親一個人含辛茹苦把他養大成人的。就是因為家裡沒有當家主事的，再加上家裡生活困難，牛隊長一直也沒找上婆姨，到了三十五歲還打著光棍。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勞動鍛煉，我們慢慢適應了農村艱苦的生活環境和繁重的生產勞動，就不讓牛大娘幫我們做飯了，她天天義務幫我們做飯，我們心裡也確實過意不去。

之後的日子裡，秀玲嫂子有時間也來幫我們做飯，我們的紐扣掉了，衣服破了，秀玲嫂子也幫我們訂紐扣縫補衣服，秀玲嫂子對我們知青好，我們發自內心地感激她。秀玲嫂子家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忙的，我們也是隨叫隨到，熱情相助。

記得是1971年春節過後，我們回北京探親過年回來，當天傍晚就帶著北京的糕點糖果去牛隊長家串門。牛隊長母子倆對我們知青有恩，我們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到副食店給牛大娘買北京的糕點糖果，再給牛隊長買上兩條煙，表示一下心意。那天在牛隊長家吃的晚飯，等我們回到知青點就很晚了，給秀玲嫂子帶來的禮物，只能等到第二天再給她送去了。

第二天吃過早飯，我們帶上北京糕點就去了秀玲嫂子家，秀玲嫂子端出紅棗和花生熱情招待我倆。無意中，我看到了炕上放著一包點心，正是頭天傍晚我們送給牛隊長家的紅帖桃酥。無意發現了牛隊長和秀玲嫂子的秘密，我心裡恍然大悟，怪不得在秀玲嫂子面前一提起牛隊長她就會臉紅。牛隊長每次看到秀玲嫂子，表情也會顯得很不自然。這下我算明白是咋回事了。

有一次到水井挑水，我看到牛隊長幫秀玲嫂子打上兩桶水，秀林嫂子擔著水就走了，給人的感覺她很著急，連一聲感謝的話都沒說，這就有點不正常了，她應該是怕別人說閒話。

1973年秋後，我跟著牛隊長去公社糧站交公糧，交完公糧，我去郵電所寄信的工夫，牛隊長一個人走進了郵電所斜對過的公社供銷社。從供銷社出來，牛隊長解釋說想買燈油（煤油），忘了帶油棒子（油瓶子）。回家的路上，我問牛隊長：“隊長，你看秀玲嫂子怎麼樣！用不用我給你倆牽一下紅線。”“可不敢亂說，我比人家郭秀玲大八歲哩，人家年輕長得還好看，我又黑又矮咋能配得上人家哩。”聽了我的話，牛隊長滿臉通紅，說話都不利索了。

快到村子的時候，有一段路是下坡路，牛隊長就讓我坐在架子車上，他一個人拉車。走著走著，突然從牛隊長懷裡掉下了一塊紅方巾（那種絨線圍巾）。我趕忙跳下架子車撿起地上的紅圍巾遞給了牛隊長，牛隊長趕緊把圍巾揣在懷裡，紅著臉說：“給、給你大娘買的……”可是過了幾天，我看見秀玲嫂子脖子上多了一塊紅圍巾，正是牛隊長在公社供銷社買的那塊圍巾。

那天秀玲嫂子來知青點給我們送鹹菜，我偷偷問秀玲嫂子：“嫂子，你看牛隊長這個人怎麼樣？你要是對他有意，我就給你倆當一回紅娘。”“我姓郭，他姓牛，我倆姓氏不合，怕是牛隊長犯忌諱……”秀玲嫂子紅著臉說。“嫂子，那都是迷信，你千萬別相信這。牛隊長人正直善良，勤快會疼人，你要是嫁給他，保准能過上舒心的日子。”“就怕大娘（牛隊長的母親）不願意……”秀玲嫂子說出了自己的顧慮。

就這樣，我兩頭跑了幾回，做通了牛大娘的工作，又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社員和我一起做紅娘，總算把牛隊長和秀玲嫂子撮合在了一起。當時也有人私下裡說：郭（鍋）煮牛，夫妻難白頭。聽了這話，我們幾名知青就在眾人面前說，以後誰要是再敢胡說八道，再敢說鍋煮牛，誰家就遭雷劈。從那之後，再也沒人敢說半句“鍋煮牛”的渾話。

1976年冬季，我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回北京讀書的時候，牛大娘和秀玲嫂子抱著一歲的娃娃一直送我到村口。牛隊長趕著隊裡的毛驢車把我送到了公社汽車站，分別的時候，牛隊長把一個包袱遞給我說：“秀玲給你做了兩雙布鞋，就怕北京不興穿這個。回到北京好好上學，結婚的時候打封信來，你這要走了，我心裡怪捨不得哩……”包袱裡有兩雙秀玲嫂子親手做的布鞋，有秀玲嫂子親手烙的白麵餅，有曬乾的紅棗，還有十塊錢……帶著牛隊長一家和鄉親們的深情厚誼，我回到了北京，踏進了高校的大門。

去年秋天，我和幾名同學重返第二故鄉看望鄉親們，九十歲高齡的牛隊長身體還挺好，雖然駝背嚴重，但生活完全能自理，家裡還種著半畝責任田喂著兩隻羊和十幾隻雞呢。看我們回來了，秀玲嫂子高興得直抹眼淚，趕忙給生活在縣城的二女子打電話，還在鎮上的飯店訂了酒席。

前兩天，我跟秀玲嫂子通電話，她問我什麼時候還回山西，我說等秋天的。秀玲嫂子高興地說：“樹上的棗我都給你們留著，等你們來了，我叫大小子回來給你們殺羊……”

時間過去了這麼多年，每當回憶起在山西插隊落戶的點點滴滴，我心裡還很溫暖很感動，第二故鄉，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老隊長和秀玲嫂子，今年秋天我們一定回去看望你們。

（文章選自網上，作者：草根作家 講述人：張朝陽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