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苏北,朱范庄的夏天总是被金黄的麦浪和蝉鸣填满。朱家是庄上的大户,田地广袤,每年农忙时都要雇上不少长工短工。朱家的老爷们习惯背着手在田埂上踱步,眼睛像鹰隼般盯着干活的人,稍有懈怠便是一顿呵斥。唯独朱家大少爷朱玉德不同。
朱玉德在城里念高中,穿长衫,戴眼镜,说话斯文,身上总带着一股书卷气。农忙时,别的朱家人监工,恨不得把长工的脊梁骨都盯弯,可朱玉德却总是远远地站在田头的老槐树下,手里捧着一本书,偶尔抬头望一眼,见活计没落下,便又低头沉浸进他的文字里。长工们私下都说:“要是天天是玉德少爷监工就好了。”
朱范庄的老人们后来回忆,朱玉德不像个地主少爷,倒像个读书人。他偶尔会蹲在田埂边,跟歇息的长工闲聊,问他们今年的雨水如何,麦子长势怎样,甚至还会掏出本子记上几笔。庄上的孩子喜欢围着他,听他讲城里的新鲜事,讲书上的故事。朱玉德自己也常说,等高中毕业了,他要去南京、上海念大学,将来做个教书先生,研究学问,著书立说。
然而,1937年的炮声碾碎了这一切。
日本人来了。
起初,朱范庄的人以为战火离他们还远,可很快,苏北的县城一个接一个沦陷。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识字的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有文化的,要么低头做顺民,要么就得消失。朱范庄的私塾先生被拖走的那天,朱玉德站在自家院子的梨树下,攥紧了拳头。
那一夜,朱家老爷把儿子叫进祠堂,沉默良久,终于开口:“走吧,往南走,去国统区。”
朱玉德没带多少东西,只收拾了几件换洗衣裳,把高中毕业证拍成小照片,藏在布鞋的夹层里。临行前,他站在庄口的老槐树下,回头望了一眼朱范庄——麦浪依旧金黄,长工们依旧在田间劳作,可他知道,这一走,或许就再也回不来了。
他混在逃难的人群里,沿着乡间小路向南走。路上,他见过被炸毁的村庄,见过饿死在路边的孩子,也见过日本人巡逻的刺刀。每一次盘查,他都低着头,手心冒汗,生怕鞋底的那张小照片被发现。
后来,他辗转到了江西,抗战胜利后进了大学,真的成了一名教书先生。很多年后,他的学生问他:“老师,您家乡是什么样子的?”
朱玉德望着窗外的梧桐,轻声道:“那里有片麦田,夏天的时候,金黄金黄的,风一吹,像海浪一样……”
他再也没能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