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德在中山大学法学院读的是经济系，虽然刚刚经过战乱，但是他的学问却是做得非常好，除了数学外，他门门功课都是名列前茅，在同学中相当有威望，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少说话，但是他一旦说话却带着分量，因此当同学们聚在一起对时事，对功课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在一旁，默默的听着，不发一言。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会开口说话，这个时候大家都安静下来，听他讲他的观点，他所说的话都在点子上。因此同学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当他们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就会停下来，都把目光投向朱玉德，希望由他来做出一个论断。因此朱玉德成了这群同学的意见领袖。那很自然的，朱玉德就被选为江浙同学会主席。当时大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同学会，江浙同学会是影响最大的同学会。江浙同学会召开会议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热闹，影响力也非常大。

朱同学功课非常得好，因此大家都认为他未来一定能够成为大学有名望的教授。当时跟朱同学同一宿舍有两位同学，一个叫王昆明，一个叫何锡权。王昆明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他父亲在各个大城市都有银行支行。王昆明未来肯定要接他父亲的班的，因此他在大学里面物色他未来的各个分行的接班人，他对朱同学很佩服，因此就常常对朱同学说你毕业以后我父亲的支行随便理解你都可以去当经理的，每当听他这样说的时候，只是笑笑也没有回答，因为他志向并不在于做一个银行的经理
朱同学在经济系学的经济最主要的还是政治经济学，因此他们就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读的经典，但厚厚的如砖头般厚的资本论要啃起来也有相当的难度，其中因为里面也有数学，而数学是朱同学的一个弱点，因为战乱，所以并没有更多的数学训练，所以数学课是他的一个弱点，另外一个就是外语。朱同学他们的外语基础也基本上就是没有，但必须有门外语才能毕业，这个时候，王昆明就出了个主意，说你看那个日语里面有很多汉字，所以读起来一定很容易。朱同学就信了王昆明的话，就选择日语，结果上完课以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汉语再多，日语也一样很难学。不过，这两门课勉强也就算过了，并没有影响功课，而且，他们上完课，考完试以后，发现他们读得很辛苦，可是他们那些同学读的就更辛苦，因为大家都一样，抗战的那几年大家都在流浪，没有功夫学外语。
朱玉德在政治经济学中表现了他既有的才能，尤其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这些表现看在他的另外一个室友何锡权的眼中，却有不同的意义。这位室友有一个秘密的身份，他是当时的中共地下党领导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当然，朱玉德并不知道。

当时的广州市的中共地下党在领导学生运动的时候采采取“隔离”制度，就是地下党并不直接参与领导学生运动，而是由地下党物色的进步学生出面组织学生运动。地下党与进步学生之间进行单线联系，这样就可以防止地下党组织遭到特务的破坏。

何锡权领导法学院的学生运动，他需要一位进步学生来出面组织。朱玉德在同学中有很高威望，品学兼优，而且又具有领导才能，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定的研究，同时又是同宿舍，知根知底，因此朱玉德就是一位非常合适的人。
也许这就是一个命运，如果不是做何锡权的室友，也许朱玉德就不会成为一个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可能埋头读书，但是时代选择了他。
地下学联是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虽然参加地下学院并不是加入共产党，但按照后来的规定，只要加入了地下学联，就可以说是参加了革命，地下学联的外围组织是读书会，读书会就是组织学生在一起读书。中山大学最有名的读书会就是法学院读书会。这个读书会组织者就是朱玉德，历史档案上记载，法学院读书会组织者是朱玉德，何锡权。
读书会的活动除了凝聚学生，同时也作为一个学生运动的领导，朱玉德主要负责组织学生运动，同时也负责观察参加读书会的同学，并及时将要求进步的学生吸收进地下学联。
因此，朱玉德在晚年离休在家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年龄相仿的同志找上门来，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求朱玉德为他们开证明，证明他们当年确实加入了地下学联。当年地下工作的严酷性，并没有多少的文字档案留下来。因此能证明一个人参加地下学联的，可能就是朱玉德为他们开证明。这些同志当年是都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年，经过这么多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最后又在一起，很多过往的事，过往的记忆又清晰起来，他们之间回忆起他们共同并肩战斗的日子，但他们只是互相聊着，他们并没有将这样这些事情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