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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种的传递者(1947-1949)
1946年至1949年,中国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广州作为华南政治与文化中心,既是国民党政权南迁的临时“陪都”(1949年4-10月),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核心区域。随着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高压加剧,全国范围内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风起云涌。在此背景下,中共在广州高校(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为主)秘密成立地下学联(全称"中国学生联合会广州分会"),通过读书会、歌咏队、同乡会等合法形式团结进步学生,领导学生运动,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高校成为斗争前沿。朱玉德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激流中,以读书会为阵地,成为广州学生运动中的觉醒者与革命火种的传递者。
朱玉德公开身份为江浙同学会主席,中山大学法学院宪法研究会会长,他以此掩护革命活动。1948年朱玉德负责组建中大法学院读书会。读书会核心任务是传播马列主义思想, 组织反蒋反美游行,向解放区输送青年干部。读书会名义上研讨法学理论,实则传播《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等禁书,秘密发展"地下学联"成员,成员后来多成为粤赣湘边纵队骨干。
读书会采取分层管理:外层讨论合法书籍如费孝通《乡土中国》,内层则学习伪装成《法学讲义》的毛泽东著作,逐步吸引30余名进步学生加入。
朱玉德通过读书会构建“思想堡垒”,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行动纲领。读书会不仅培养出6名地下学联骨干,更以“香烟密码”(烟头排列传递信息)等创新手段突破封锁,成为广州学运的“神经中枢”。
1948-1949年这一时期正值国共内战,
1947年5月31日,地下学联通过读书会带领中山大学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集会,遭军警镇压,逮捕学生50余人。引发全市学生抗议,最终迫使当局释放被捕学生。
1948-1949年针对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学生失学,读书会带领中山大学学生开展义演、义卖等助学活动。 1948年中山大学助学运动募得法币20亿元,救助贫困学生。
1949年4月,读书会带领中山大学学生开展护校斗争, "反对南迁",阻止国民党将中山大学迁往海南。读书会组织学生自卫队保护学校设施,迎接解放。
1948年,朱玉德的读书会升级为地下学联情报中枢。朱玉德在情报工作中展现出非凡才能 ,他发明了“书籍改造术”,将《整风文献》伪装成《六法全书》,并通过法学院图书馆流通;建立三层阅读体系,外层书籍用于混淆特务视线。他用明矾溶液在《中央日报》空白处书写情报,火烤显影;重要文件藏于双层墙皮的《孙中山全集》书盒中。
朱玉德通过读书会成员父亲(国民党市警察局科长)获取“学运黑名单”,成功转移12名被通缉骨干。他利用沙面教堂的法籍神父作掩护,建立文献转移通道,将香港《华商报》伪装成“海外法学期刊”输入,再通过“香烟密码”(烟头排列传递信息)分发给各校。
在国民党“特种刑庭”审讯记录中,朱玉德发现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镇压重心从公开镇压转向思想渗透,随即调整策略,将读书会活动地点转移至石牌校区附近的农民家中,利用地形复杂性和群众掩护形成“移动堡垒”。
1949年国民党清查时,朱玉德组织“护书突击队”将300册禁书转移至沙面教堂地下室(法籍神父庇护),并将孙中山手稿缝入棉被,由农学院学生伪装成“疟疾病人”送抵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