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歷史之後到1980年結束了。結束的理由有幾個“不滿意”，無論三個“不滿意”還是四個“不滿意”，都包含了一個“農民不滿意”。很可惜！研究上山下鄉的專家學者們似乎對這個“農民不滿意”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

沒有人問過：既然號召“結合工農”，或“與工農相結合”，或“與工農兵相結合”，可是為什麼工人沒有“不滿意”？為什麼士兵沒有“不滿意”？為什麼惟獨只有農民“不滿意”？

也沒有人問過：從1939年起就號召“與工農民眾相結合”，農民一直沒有“不滿意”；從1955年就開始組織城市青年上山下鄉，農民還是一直沒有“不滿意”。為什麼要等到1968年以後才開始“不滿意”？

農民的“不滿意”都在哪些方面？

1968年12月的“最高指示”告訴我們：“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這裡最後一句“應當”，道出了“不歡迎”的存在，也道出了農民“不滿意”的苗頭和開始。

從此以後，“結合工農”被抽掉了“工”，只留下“農”，“相結合”也改成了“接受再教育”。與此同時出現了一種與歷來上山下鄉不同的模式，也是文革產生的“新生事物”——大批知青集體插隊。

1968年秋季以後開始的“老三屆”集體插隊是這一階段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主體和中心，也是引起“農民不滿意”的真正原因。研究知青問題，研究上山下鄉問題就必定要重點研究1968年秋季以後的插隊知青和他們的“上山下鄉”。必須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階段的老三屆插隊在所有上山下鄉歷史上規模最大、動員廣度和力度最大、涉及面最寬、影響也最深遠。也必須把老三屆插隊這一文革產生的新生事物，與以前和以後的上山下鄉、與上山下鄉的其他模式，嚴格區分開來。

明確了“農民不滿意”原因的同時還應該清楚：農民不是對老三屆插隊知青不滿意，而是對這一新生事物的政策不滿意。因此最終解決“農民不滿意”，不是對個別表現差的知青加強管理，而是要調整政策。

為什麼會造成“農民不滿意”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老三屆大規模插隊這一引起農民不滿意的新生事物呢？因為高、初中老三屆總共六屆中學生同期畢業，這一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現象在1968年的中國發生了。

“老三屆”是指自1966年起文革期間滯留學校的中學生。本該在1966年畢業的高、初中學生，沒有升學和分配的任何出路，到1967年便積壓成為兩屆，但直到1968年秋季，招兵、招工、去農場僅僅安排了少部分人，遠遠不足以消化秋季以後高、初中同時畢業的六屆中學生，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

“大轟大嗡”、“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動盪”已經延續了兩年多，好不容易才用“工宣隊”結束了全國的學生運動。而孩子們可不管你文革不文革、路線不路線，該長大就要長大，長大了就要上學。正常的教育流程在“老三屆”這裡被“梗阻”，孩子們面臨無學可上的處境。解決問題迫在眉睫。

沒什麼別的辦法，農村歷來是用以“藏污納垢”的地方。介於最高行政處分和最低刑事處分之間，有一種處分叫作“遣返”，就是註銷城市戶口，發配農村種地。插隊的老三屆就這樣，被施以類似“遣返”的手段，一鞭子趕去了農村。雖然有“響應號召”的“光榮”，有鑼鼓喧天的“歡送”，但與“遣返”一樣地不歡迎你再回來。

類似遣返的老三屆插隊知青，被扣上了“很有必要”的“接受再教育”的帽子，當然無須通過“政治審查”，政治上的“可靠”已經不存在。給農民平添了義務監督教育的“任務”，農民當然會“不滿意”。打發知青插隊去，不管年齡是否成年，健康是否適合，農村也一樣什麼樣的年齡什麼樣的身體都有，自然也無須體檢。

無須政審和體檢，這一點上也和“遣返”十分類似。

生產隊的本隊子弟初中畢業回鄉尚且難以容納，又突然來了很多年齡體質未必適合務農的知青，農民當然會“不滿意”。僅僅提供有限的“安家費”，給農村平添了分糧分紅人口，增加了農民的經濟負擔。生產隊是自負盈虧企業，農民當然會“不滿意”。

1968年秋季以前的下鄉知識青年都是要求“一輩子扎根”。特別是兵團、農場的知青，國家每年承擔兵團數以億計的虧損，為的就是屯墾戍邊，充實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族人口。以一種就業方式要求“一輩子扎根”，就是以上述目的為前提。當然也不會有“接受再教育”。

筆者正式下鄉山西之前曾於1968年10月在內蒙牧區停留了一個月，體會到當地北京知青的政治地位，無論1967年11月未經政審去的，或1968年6月“名額有限”去的，都不需要“接受再教育”，和貧下中牧都是平起平坐，是政治上的依靠力量（在日後挖“內人党”時甚至高過貧下中牧）。和秋季以後的大批插隊完全不一樣。

在老三屆插隊知青以後還有應屆插隊在城市郊區的“小知青”，“接受再教育”是跑不掉的，可是對他們就不再號召“一輩子扎根”，而且有不成文的默許：兩年“再教育”畢業，由原城市招收就業。實際上是名正言順地在農村“待業”。

只有對老三屆集體插隊知青，卻是既有“扎根”又有“接受再教育”的“雙料”要求，甚至有“一輩子接受再教育”的提法。這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最突出的特徵。

不同于後來插隊的小知青，老三屆插隊知青的返城不是被原城市直接招收，大都是在當地就業。10年間佔用了將近一半本該屬於當地農村青年的農轉非指標——就業危機就這樣，赤裸裸地轉嫁給了農村，轉嫁給了農民。“農民不滿意”更是理所當然、理直氣壯的。

不同模式的區別

然而諸多對上山下鄉的研究，幾乎都沒有注意到老三屆插隊的特殊性。因為同期上山下鄉的也有數量可觀的知青去了兵團（農場），其中也不乏老三屆，於是老三屆插隊知青就被與兵團（農場）知青混為一談，不被意識到是文革才出現的“新生事物”，也被誤認為是五十年代起上山下鄉的繼續。

老三屆的插隊知青與兵團（農場）知青待遇上是有本質區別的。最顯著的區別：插隊知青沒有後勤，日常生活沒有保障。為生存，面臨一個非過不可的“生存關”——不是其他階段和模式知青的所謂“生活關”。

這一點各插隊知青點不完全一樣，各有各的土政策。個別地方是有後勤的，就是讓隊裡提供後勤（可能是公社一級定下來的）。大部分和農民一樣沒有後勤——這才是“接受再教育”，這才是“當農民”。下工回家自己做飯的不用說，無論留下知青專門做飯，還是隊裡派出社員專職為知青做飯，只要是下地知青分攤全部做飯工分的，後勤仍屬自己負擔。

兵團（農場）的食堂制則不一樣，所有後勤人員的工資收入均不包含在飯票中，不計算在成本之內，完全由國家負擔。有後勤，實際上是給兵團（農場）知青附加的又一個無形收入。

人們往往還會認為：老三屆插隊知青比兵團（農場）知青“自由”，似乎還享有一定的“優越”。筆者以自己插隊山西的體會來分析一下這個“自由”。

前文提到老三屆插隊類似遣返，已經超出行政處罰條例的極限等級。生產隊長也好，大隊支書也好，公社主任也好，都不能把插隊知青怎麼樣，只要不犯法，知青可以不聽上級的話，不服上級的管。

兵團（農場）知青完全不同，那是要通過政審，通過體檢，才有可能在有限的名額中得到的資格。這樣的地位是國家正式職工，有工資，有一系列附加的無形收入：有勞保，有後勤，有節假日，有公費醫療，而且全是旱澇保收。舊社會農村扛長工的有話：“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所以同時也有一整套的管理條例。正是因為不能輕易放棄這樣的地位，才要遵循條例的管理，才沒有插隊知青的“自由”。兵團（農場）知青乘車都有公費報銷，正式批准的探親不會有“蹭車”（即無票乘車）的現象。但在老三屆插隊知青中則非常普遍。這一現象出自社會待遇的不公平，上級還會特地指示車站不賣給知青火車票，“蹭車”也是官逼民反。即便“蹭車”被抓住，也仍然沒有辦法、沒有條例對老三屆插隊知青給予處分。

只有陝北插隊的北京知青，日後派出大批“北京幹部”進行了管理。條例仍然無法可依、不能制定，賦予“北京幹部”的“尚方寶劍”，就是在知青分配工作時有生殺大權。但這一行之有效的“尚方寶劍”同時給了插隊知青一個明確的信號：日後有望分配回城。插隊知青的“待業”性質就這樣，萬般無奈地浮出水面。

在插隊的老三屆知青中早就有這樣一種口是心非的奇特現象：一方面要求知青“一輩子”“扎根”，另一方面讓最早最先最響唱出“一輩子”、“扎根”高調的插隊知青提前“拔根”，離開農村。

就連本屬就業性質的兵團（農場）知青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一些有“門路”的兵團（農場）知青為回城甚至可以不惜放棄身份，“轉插”到生產隊。當然所謂“門路”不是指“轉插”，而是指“轉插”以後的及時“分配”。沒有分配門路就“轉插”的傻事是沒人幹的。雲南兵團知青喊出“我們不是農工，我們是知青”的口號，就是否認就業性質，要靠到插隊知青可回城的待業性質上來。遣返的地位，待業的本質，構成老三屆插隊知青所謂的“自由”。這種“自由”和失業的“自由”沒什麼區別。這一“自由”階段因為長期不被當作連續工齡對待，很多應有的福利待遇，晉級、分房、醫藥百分之百報銷等等，回城後的老三屆插隊知青都長期不能得到。

“待業”這個詞，雖然1980年以前還沒有，但本文仍然用在了老三屆插隊知青，因為等待就業也是這些人實際上的處境。1980年以後，給無法安排就業的中學畢業生以“待業”身份，取代了“上山下鄉”。和以前插隊不同，不是在農村，而是在城市等待就業。如果說“待業”就是等待就業，就是緩和就業危機的手段，同樣應該認為，作為一段時期上山下鄉中心和主體的老三屆插隊，究其駐村“待業”的本質，同樣是為了緩和就業危機。

顯然，農民的“不滿意”只是由“到農村去”而引起，和知青去農場沒有關係。1968年秋季以前的上山下鄉以去農場為中心和主體，農民沒什麼可“不滿意”的。和農村不同，農場是國營企業，農場的農工是國家的正式職工。知青去不去農場不關農民的事。而1968年秋季以後開始的這一階段，無論數量上還是動員力度上，老三屆“上山下鄉”的插隊模式都遠遠超過了去農場的模式。

不同的概念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僅內容抽掉了“工”，針對的對象“知識青年”也與以往的概念不同。這裡已經不是什麼“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農村本來就有很多“回鄉知識青年”；也不是指什麼“知識份子”，那些以自己的知識和教育基礎為生活來源的人。雖然“最高指示”中也提及“大學畢業”，但眾所周知大學畢業乃至中專畢業，在當初都是掙工資吃商品糧的國家幹部，真正能下農村的數量極其有限，更不可能掙生產隊的工分去和農民分糧分紅，“各地農村的同志”也因此沒什麼可不歡迎的。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最高指示”中的“知識青年”特指的是文革期間初中、高中畢業的“老三屆”，也就是“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下培養出來的這批人。

雖然插隊的本質是待業，但對老三屆插隊知青的“雙料要求”，不但有“一輩子”“扎根”，還有“安家落戶”。和後期的“小知青”不同，儘管政治地位是默認的“臭老十”，經濟地位卻和農民一樣，就是成為一個普通的生產隊勞力。如果稍加注意就應該看到，只有老三屆插隊知青，才有很多擔任隊長、會計、保管員、飼養員，才被生產對派出參加縣社工程。筆者就是派出水利工地，一幹就是一年。本專欄中多次刊登知青回憶文章，其中很多是知青和當地異性青年婚戀的故事。基本上這些故事也都是出自老三屆插隊知青。

和其他模式其他階段的上山下鄉知青之間，老三屆插隊知青還有一個獨有的特點，就是年齡跨度大。如果應屆畢業應屆安排，年齡基本一樣，老三屆卻是六屆同期。於是老三屆插隊知青的年齡跨度，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在五歲到六歲。這一特點，決定了各個知青點的情況千差萬別。表現惡劣的知青點也成為“農民不滿意”的理由之一。

真正引起“農民不滿意”的老三屆插隊知青，是一定要和其他模式、其他階段知青區分開,單獨進行分析研究的。

【作者簡介】張亭，男，本會會員，網上筆名：朱老忠。北京66屆高中畢業生，68年下鄉山西夏縣。76年回城後當了8年陶瓷成型工，畢業于唐山業餘工學院，任機電工程師。1999年來美國，在洛杉磯國際日報任職。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