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知青們站崗巡邏是為了防備蘇軍的突然襲擊，特務的潛入和內奸的外逃，在當時的局勢下，不可避免地會發現許多可疑現象。有時走著走著，在你附近幾米遠的地方會突然“砰”的一聲飛起一顆信號彈，對岸蘇軍的兵營和哨所裏也會同時升起幾顆不同顏色的信號彈。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

最初知青們都很緊張，以為不是有特務便是蘇軍要有什麼行動。搞了幾次數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見包圍圈中有信號彈升起，馬上縮小包圍圈，企圖當場將與對岸聯繫的特務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費心機，連點蛛絲馬跡也沒找到。

雖然後來上級有通報，說在某村包圍的結果，發現在雪地上有一小塊火藥燒過的痕跡，據有關方面分析信號彈是自動引發的裝置，是“蘇修”用來干擾我方軍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後不必再勞民傷財搞埋伏了。儘管至今我還沒有搞明白這些個自動信號彈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內的，但我相信這必是蘇聯人的傑作。

我們幾百號知青來到生產隊後，除了保衛邊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謂的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開荒種地，勞動生產。

那年秋天，開荒時在林子裏挖出了一個鐵盒，裏面有幾十發用油紙包好的蘇制手槍子彈，馬上報告了隊裏和上級領導，包括那個和空軍司令吳法憲同姓同名的大隊長。上級當然要派人來“清理階級隊伍” ，深挖“蘇修特務”。把隊裏幾個壞份子(給日本鬼子跑過腿，當過偽員警，土匪的人)批鬥一番，把所有可懷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後，誰都不承認子彈是自己的東西，只好不了了之。

後來知青又在江邊柳毛叢裏發現有吃剩下的蘇聯麵包時，更確信在我們生產隊裏有“蘇修潛伏特務” ，晚上巡邏放哨時警惕性就更高了。我們發現身為大隊長的吳法憲雖然身先士卒，冬天還經常住在江邊生產隊的打麥場附近的小窩棚內搭個鋪睡覺，看守場院上的麥子和黃豆，但有一兩次我們也躲進小窩棚取暖時，他卻不在，回來後又唬我們，說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幾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裏光著屁股蹲個一小時的？幾個知青開始對他產生了懷疑，但也沒對當地任何領導講。

有一天深夜換崗時，上一班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崗的男知青反映，剛才發現吳大隊長鬼鬼祟祟地從江邊回來，手裏還拿著個桶，上去一詢問，大隊長說拿了點新麥子回家做饅頭，女知青批評他偷生產隊的財產，他說我一會兒就送回去，便急匆匆地回家了。

男知青們問女知青翻過那個桶的麥子沒有，說不定他和蘇聯人剛接過頭，裏面藏著手槍和電臺呢。女知青說：“我們怎麼能搜貧下中農的身呢？”商量後，三個男知青們便去江邊巡邏，順便檢查一下那個小窩棚；三個女知青則埋伏在大隊長家周圍監視動靜。

大約一個小時後，大隊長從家裏出來了，馬上就發現有人在尾隨跟蹤他，不一會兒就把那三個女知青甩掉了。

男女知青們匯合後，在村裏和江邊兜了兩圈，也沒見到大隊長蹤影，敲開大隊長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聽見對岸蘇軍兵營裏有汽車動靜時，知青們才醒悟到大隊長可能是拋下妻小跑過江去了。跑到江邊一看，果然有一行腳印直往對岸行去。天亮以後，對岸蘇聯兵營裏來了一架直升飛機，把吳大隊長接走了。

大多數老鄉不相信吳大隊長是特務，認為知青小題大作，為一桶麥子把個人給嚇過江去了。當然也有老鄉說，吳大隊長常常是自告奮勇每年冬天一個人晚上看守場院，有時無意中也講過蘇聯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們好，說不定給蘇聯人綁架過放回來或者自己早就經常偷越國境喝牛奶吃麵包了，露出來的蛛絲馬跡還是有的，但誰也不敢揭發。

知青們則後悔莫及，一個活生生的特務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輕，經驗不足，我們知青下鄉插隊時大多才十六、七歲。據一些跑過江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又回到中國的人講，他們在蘇聯時曾經見到過我生產隊的那個吳法憲，他好像成了蘇聯克格勃的官員，專門管理並審問抓來和逃過來的中國人。

叛逃者過江後，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沒有利用價值的人，通常在幾個月甚至於幾年後被遣送回中國。我生產隊一個貧下中農的十五歲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賭氣就遊過江去了。家裏找尋了一陣，沒見蹤影，還以為在森林裏迷路給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個月後，蘇聯人主動在定期會晤把這小孩交還給中方人員，倒讓他父母大吃一驚。

有些跑過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難，不願搞背叛祖國的活動，蘇聯人便把他們集中在某一集體農莊生活勞動，每月還給點零花錢。蘇聯情報機關還對一些中國叛逃者進行短期特務訓練，讓他們多次潛回中國收集情報，廣種薄收，同時也是對這些人進行考驗。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縣公安局的電話，說我公社有個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進黑河縣醫院，請火速派人來領回。公社領導大吃一驚，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辦妥手續回父親老家浙江了，怎麼還會在黑龍江？經審問才知道，他去年離開公社後根本就沒去浙江，而是悄悄地從江上跑到蘇聯去了，蘇聯人見他所持邊境居民身份證還在有效期內，便讓他去東北某市取份情報，他取完情報想再從黑河附近走過江回蘇聯時，晚上在旅館因發高燒昏迷不醒，被人送進醫院，並根據他身上居民證和我公社聯繫後才真相大白。

此人當時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 1 月 15 日，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兩名外交官，在北京與一個派遣回來的中國叛逃者接頭，從事與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間諜情報活動時被中國方面當場抓獲，隨後又和其他三名來接應的蘇聯使館人員一起被驅逐出境。中國報刊上曾對此事有過詳細報導，甚至還有現場電影記錄。其實那是蘇聯情報官員對自己的能力過於自信，落入中國反間諜部門圈套的結果。

後來才聽說，這個叫李洪樞的人於 1967 年在新疆叛逃，被蘇聯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國，毫無失誤，深得蘇方信任。這次在中國東北大慶油田一個指定地點取到重要情報後，他想從我們下游黑河縣附近的江上走回蘇聯，便買了從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車票。其實中國公安人員早已跟蹤上他了，準備放長線吊大魚，抓和他接頭的人，一舉破獲一個間諜網。

第二天，推遲出發的客車裏坐的許多老百姓裝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員，沿途還有不少公安人員偽裝上下旅客，但他毫無察覺。到了黑河，公安人員發現根本不會有人和他接頭，便把他暗中逮捕了。當時被蘇聯派回來取情報的人，都是到一個指定地點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報，一般不和其他潛伏人員碰頭，這樣可避免長期隱蔽的間諜暴露。

李被抓後便想戴罪立功，供認他有個電波發射器，曾被告知必要時可用它和蘇聯大使館直接聯繫。北京高層便策劃了讓蘇聯外交間諜出醜的計畫。當時世界上不少國家都在驅逐蘇聯外交間諜，中國當然不甘落後。

誰知這計畫差點兒因一個偶發事件而泡湯，黑龍江省的公安方面已把李洪樞和上月另外一個被抓住的派遣特務的消息通報到下麵的縣級公安局去了，在這同時，我縣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長又帶了一個上海女知青跑到蘇聯去了。北京方面幾次給我縣直接來電話追問那叛逃的所長是否知道這個通報，在確認那所長最近根本不可能聽到這個通報時，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讓李洪樞和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暗中聯絡，約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橋下碰頭。

當時人民日報的報導說，從蘇聯大使館開出的一輛小汽車在一座橋上放下兩人便開走了，下來的倆人是套著中國老百姓棉襖的蘇聯外交官，他們在橋下見到李洪樞後，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愛稱叫喚他。交接完情報後，中國軍民馬上從四處冒出來。兩名蘇聯外交官在李洪樞的帶領下，企圖逃出包圍圈未逞，被當場抓獲。過了一會，那輛小汽車又開回來接人，也被中國方面截下來，人贓具在，鐵證如山，這五名蘇聯外交官被驅逐出境。

人民日報當然不會講李已被捕過，這是個擺好的圈套，等著蘇聯人鑽。但從報紙上我們還是可以找到破綻，第一是報紙上講蘇聯使館的汽車從一出門就始終處在中國人的監視下。第二是透露了接頭地點四處都有電影攝像機監視。

蘇聯外交官被李洪樞帶得四處亂逃的狼狽形像都被拍了下來，公佈於世，想賴也賴不掉。蘇聯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這口氣，當然要尋機馬上報復。

四天之後，1 月 19 日，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一個關姓工作人員坐國際列車回國時，途中被蘇聯邊境衛生檢疫人員叫下車，和一批旅客呆在一個房間裏等待檢查，有名蘇聯女旅客硬塞給關一本畫報，邊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蘇聯旅客便一擁而上，將關扭送到員警那裏。畫報裏據說有重要情報，於是關則作為從事間諜活動的外交官受到蘇方審訊，最後也被驅逐出境。

五、奔喪

1976 年 9 月 9 日下午 4 時多，我從生產大隊的辦公室路過，只見小宋慌慌張張地從裏面走出來，見到我的第一句話便是： “毛主席今天逝世了”。

“ 聽誰說的？”

“剛才我給公社衛生站打電話時，沒人接，只有哀樂，把我嚇壞了，再一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訃告，我聽了二遍了”。

那時我們隊裏和公社聯繫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麼年代造的手搖電話機，電話線路是用普通鐵絲連接的，常和公社廣播站的廣播線串音。

毛主席自 1971 年林彪外逃事件後，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這是我們早就從一個參加過陳毅追悼大會的老幹部那裏聽說過。1976 年 5 月，自毛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後，中央下達檔宣佈毛主席今後不再接見外國客人時，我們就知道他身體確實是不行了。

當時有個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員家看到一份美國的《時代週刊》 ，上面刊登的評論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的照片和講話時，說毛患了帕金森綜合症，兩腿行動不便，說話時流口水，吐語不清，連翻譯冀朝鑄都好幾次聽不明白，湊在毛的耳朵邊再三詢問，外國人預言毛活不過今年。

那時候知青們還沒有公開說毛要死了的膽子，回來後，這件事只在幾個好朋友中傳過。倒是貧下中農們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後太陽周圍有兩道彩虹，聯想到在吉林的掉下的大隕石，唐山發生的大地震，嘴無遮攔地說： “這青紅兩劍是殺皇上的，那三國演義開頭便講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體有危險。”現在，這一切預言都成了事實。

我們倆正說著，小邱也神色緊張地走了過來，他小聲地對我們講： “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剛才聽老毛子臺講，老人家過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們千萬不要再傳給別人聽。這兩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們知青傳謠言的事。”

1月8日，周總理逝世，鄧小平念完悼詞後就不再在公開場合上露面了，四·五清明節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後，鄧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報紙上對黨內那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不點名批判，也轉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公開政治運動。我所在的生產隊裏的知青都是從上海徐匯區康平路一帶來的，宋慶齡、毛澤東的前夫人賀子珍以及文革前華東局、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各局主要幹部，一些愛國民主人士，高級知識份子和文藝界著名演員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區。特別是 1972 年後，周恩來幾次陪同美國尼克森總統、日本田中角榮首相等外國領導人到上海，親自開了幾串名單，點名要見一些老幹部和著名人士，雖然後來並沒有接見他們，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親戚卻得以從幹校、監獄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

因為父母們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級、老戰友、老部下、老朋友們都有聯繫，消息十分靈通，我隊的知青們受此影響，對政治開始感興趣，對中央內部的路線鬥爭十分敏感，並互相傳播一些對後來稱之為“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不利的內幕消息。

譬如周恩來故意把美國記者寫的《紅都女皇》呈遞給毛看，毛對江青向外國人透露毛當年追求自己的詳情大為憤怒，乃說出趕出政治局、從此分道揚鏢的氣話來。這些消息大多是擁護周恩來、鄧小平的老幹部們私下裏故意透露出來的國家機密，雖說傳到我們這裏已有點添油加醋，但很多後來都被證實確有其事。

毛對電影《創業》的批示，毛對鄧小平的評價等等，當時中央文件還沒有下達到縣團級時，我們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縣裏來的幹部也經常要從我們這裏先聽為快。

那回縣組織部長在我隊蹲點，聽小白講北京十裏長街送總理遺體去八寶山火化的動人經歷，也和我們一起感動得熱淚盈眶，回縣城後把我們隊的知青的政治熱情大大誇獎了一番。

至於陳毅夫人張茜編的《陳毅詩詞》油印本，廣東李一哲的大字報，偽造的“周總理遺囑” ，天安門四·五事件詩詞在我隊都有傳抄。我們生產隊的知青作為全縣、全公社“政治謠言”的傳播中心出了名，運動一來，縣裏不得不裝模作樣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隊來追查。

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個想入黨的知青的密告，晚上在我們幾個傳播“政治謠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聽大家的議論，白天乘我們下地幹活，溜進宿舍偷看我們的筆記本，把我們的言行搞的一清二楚，搜羅了不少罪證，於是便寫了報告準備如實上報，建議逮捕幾個知青。我們開始還蒙在鼓裏，一點都不知道大禍臨頭。

幸虧公社派來的陶副書記和我們一樣對江青、張春橋也無好感，對中央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有抵觸情緒，他看到小魏的報告後，馬上威嚇小魏：

“你吃了豹子膽了？要抓知青進巴籬子(監獄)？你不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幾級幹部嗎？連省軍區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視察縣邊防時，還特意讓邊防捎信和吃的東西給他們。我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知道知青傳播過什麼政治謠言。你要真敢把這報告遞上去，咱們倆的關係也算完了。到時候你自己吃不了兜著走吧。”

在陶副書記的暗中保護和警告下，我們在政治學習時，公開議論也變得收斂了，並注意防備知青內部的告密者。哪知道說曹操曹操到，就在我們三人議論毛死後天下會大亂時，小魏像是從地底下鑽出來似的，忽然在我們後面發話， “出什麼事了，你們那樣緊張。”

我們定了定神，告訴他聽到中央台廣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驚，趕緊說要去通知陶副書記，佈置追悼大會。我們提醒他，不要忘記把小學校廣場上的國旗降一半表示哀悼之意。

周總理逝世時，我們知青要大隊的程書記降半旗，程書記說打開國以來，咱們從來就沒有降過半旗，還把我們訓一頓， “這國旗是你們隨便可以降下來的嗎，對過老毛子還以為我們要投降呢。”

我們知青只好自發地在食堂裏進行追悼，把報紙上的周總理遺相剪下放在鏡框裏一直掛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產隊召開了全體社員大會。知青們當時擔心的是毛死後中國會不會打仗，自己還能不能調回上海。1972 年以後，周恩來開始落實政策，知青們各顯神通，陸續以各種方式返城和走後門調走，我隊花名冊上的二百個知青只剩下幾十號人馬了。但 1976 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妖風時，報紙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山下鄉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信（決心書），返城又要變成泡影。

（待續）

【文章照片選自網上 來源：老知青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