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人生記憶都是由無數個瞬間組成的，那些有意無意積澱下來的，有著那麼多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舊日場景，鋪就了你漫長的人生之路。而當你能夠靜心回首，細細玩味這些回憶時，方會驀然感悟到，所謂漫長，其實也不過只在須臾之間。

儘管每一代人都會有一代人的不同生活，而我們這一代生逢一個十分特殊的歷史時期，用大歷史的眼光看，能有一個不大一樣的歷史際遇，亦乃人生之幸也。在這個大起大落、瞬息萬變，幾乎令人目不暇接的時代，我們經歷的豐富性與複雜性，肯定是過往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的經歷總和都無法比擬的。生命能夠融入這樣的時代，便賦予了特殊的意義。

而在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以正常的社會發展傳統衡量，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期無疑是被扭曲的。這種扭曲的幸或不幸，對個體而言可能會有不同的價值判斷，而對於社會和置身其中的每一代人，卻無疑是個巨大的悲劇。

或長或短的插隊生涯，已成為很多人的第二“精神故鄉”，那裡有過那麼多的青春故事，也留下許多引發思考的青春困惑，每個人的思想成長，一定會是越來越深入的解惑之路。

再訪河曲堡

離開農村很多年後，我幾次回到當年插隊的山西山陰縣河曲堡村探望鄉親們。幾十年過去，外表上村子的變化似乎並不特別大，房子雖然多了不少，但村莊規模擴張有限。還是綠蔭環繞，莊稼成片，炊煙裊裊；還是那些雨後便顯泥濘的靜靜村路，幾頭牛懶懶地臥在路邊。村邊昔日洪水來臨便波濤洶湧的桑乾河，已經枯似涓涓小溪，窄的地方墊幾塊石頭便可過到對岸，河床裡種滿了各種作物，長勢茂盛。

沿街的宅門大多緊閉著，隱隱傳來雞鳴犬吠之聲。而當你推開院門，看看新蓋的房子，和老鄉們聊上一會兒，你會發現，變化還是很大的。一些過去熟悉的年輕人早已離開村子在外面就業，有幾位的下一代已在區縣擔任領導幹部。村裡的房子普遍從原來的土坯窯房變成磚木結構，很多人家養起了奶牛，靠出售牛奶增加收入。家家都顯得富裕多了，不少人家有摩托車，有小汽車的也並非個別。當年一起幹活我小兩三歲的農民，這些年養了好幾頭奶牛，剛花了十幾萬蓋起一排磚瓦房，大玻璃窗、青磚紅柱的新房真挺漂亮。另一位昔日房東的孩子，自己沒上過幾年學，居然把2個子女都已培養至研究生畢業。

從進村的柏油路走上幾百米，路邊就是一座占地好幾十畝的高檔紅木傢俱廠，沿路的房間分別是對外門市和加工車間。一進大院的左側是中西合璧的大屋頂三層建築，走進樓內，周邊是三層回廊式單面辦公室，幾百平米的中央大廳直通屋頂，雕樑畫棟，古香古色，是一個大型高檔紅木傢俱展示廳，周邊的幾套立式紅木櫃每套高達四五米，有頂天立地之勢，甚是氣派，打聽一下價格，要幾百萬元一套，不由咋舌。

老闆在出差沒有見到。當年我們插隊時還只是個半大孩子，很早參軍，若干年前從廣東以師職幹部轉業，謝絕了政府安置，自己下海創業，這些年的生意已具相當規模。他的辦公室裡配好鏡框的大照片全是他與多位國家領導人以及許多軍隊高級將領的合影。前幾年他又在轉戰本地房地產業，也做得風生水起。山西煤老闆出了不少，而像他這樣的企業家，在全縣恐怕也獨樹一幟。一個小村有這樣的高檔產業落戶，自然會有了別樣氣質。

村裡現在的黨支部書記是原來一個富農的兒子，過去一開會批判地富分子，我們還記得他也曾蹲在其中聽憑訓斥。跟我聊起這些年的變化侃侃而談，胸有成竹，下一步該幹什麼也都自有一攬子規劃。

我插隊時關係非常好的郭老漢，建國前夕已是解放軍連級幹部，因為回家探親時被老媽扯後腿沒有歸隊，從此在家務農。老漢已經去世，閨女都已出嫁，兒子一直沒娶上媳婦，守著瞎媽媽艱難度日。那幾眼窯房還是我們插隊時蓋的，快五十年了，早已破敗不堪，窯裡也是破破爛爛。他摳索了半天才找出一包煙來敬我，這日子過的，標準的貧農。我給他點錢，想幫他先把破窯收拾一下。結果再次見到他時，他的老媽已經過世，一身破衣爛衫的他，正在破院子裡鼓搗著一輛嶄新的摩托車，說是花幾千元買的玩玩。看到這幕場景，心裡挺不是滋味。囑咐他好好過日子，但也不免黯然，大致明白了他怎麼會把日子過得這麼寒磣。

5年多的插隊生活，回想起下鄉前被灌輸的那套三觀，不禁啞然失笑。如今，轉業軍人早已是顯達鄉紳，富農支書成為執事鄉賢，而老貧農仍然徘徊於溫飽之間。農村今天的致富者和新貧農們，猶如天道輪回，遵循的其實還是同樣的規律，只是歷史背景在不斷變換而已。不妨試想一下，若是再回到昔日的鬥爭場景，又可能會發生些什麼？

其實不必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幾十年後，儘管由於有了比以前多的收入管道和自主權，如養奶牛、種植經濟作物、外出打工等，村民的生活水準有了一定提高，而就農業生產本身，並沒有什麼根本性的變化，所有的土地都仍是集體的，農民只有一定年限的使用權，離集約化、規模化、機械化的現代大農業生產還很遙遠。

當年插隊時，村裡差不多同時回鄉的有幾位初中畢業生，還有一位姓許的高中畢業生，都屬於“回鄉知青”。要不是知道我們來自京城，許大哥還真不大看得上我們這幫初中毛孩子呢。只是說不清他們到底應該是教育者還是被教育者？幾十年後，執手仍可相認，幾杯酒碰過，恍惚回到昨日。只是他們仍然戰鬥在這片廣闊的天地，基本沒有機會考學或進入公家編制，除少數人已在外面打工落戶，包括許大哥在內仍然留在村裡務農的其他人，是否都已該算是知識老農？面對這些昔日朋友，我們當然不會有一點不敬。如果當年扎根農村一輩子，也許現在的他們就是我們。

解惑再教育

改革開放前的30年裡，我國的經濟發展確實取得了一定成就，而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剪刀差”剝奪農民的利益換取的，城鄉二元體制成為我國社會最基本的主要矛盾之一。隨著與農民接觸的日益密切，逐漸有了不少農 民朋友，對農村和農民的瞭解不斷深入，對此矛盾有了非常深刻的體會。

其實，除了社會、文化以及生活背景的不同，農民和大多數城裡人一樣，不過就是希望生活能過得好一點。他們與城裡人的主要不同，無非是源自城鄉二元體制的差別、歧視與束縛。所以，很多農民對知青並不怎麼買帳，他們認為自己村裡孩子有的也挺優秀，如果生在北京，不一定比你們差多少。

關於上山下鄉的主旨，最現實的理由是為了解決當時城裡無法安排就業的大問題，最冠冕堂皇的號召就是要讓城裡學生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我們的最初意識中，當然更能接受後者，似乎這樣會更光榮、更好聽一點。

我們心目中的貧下中農以前都是活在書裡的：一貧如洗，勤勞節儉，苦大仇深，革命堅決；解放後，還可以加上熱愛集體，有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等等。我們曾經以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首先就是要和農民打成一片，建立起和貧下中農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像貧下中農那樣生活和思考。所以認識每一個人時，都下意識地先要瞭解他的階級成分是什麼，以決定對待他的態度。

但我們很快就感到許多困惑不解。階級劃分的目的，是要在階級鬥爭中分清敵我。階級之間之所以有鬥爭，是因為存在對立的階級利益，以及由此所產生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從而形成敵對階級。但農村的地富份子及其子女早就是入了另冊的人，除了每逢什麼大事來臨，村幹部都會按照上級佈置，召集這些份子們訓一通話，其他時候同樣是和大家一起出工勞動。在消解了敵對階級之後，各階級的階級屬性發生了哪些變化？貧下中農的革命性如何體現？

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農民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利益，農民之間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無非是有權的或無權的，生活過得好一點或差一點的，聰明點或愚笨點的區別。而且在大鍋飯體制下，大家都不擁有土地，也都不富裕。農民們的講述和我們的體驗都在提示著，大多數農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並沒有得到充分保障。

大規模動員城市居民到鄉下去，60年代初就進行過一次，主要對象是大躍進期間從農村招工的進城農民，那是由於國民經濟的極度困難，已經無法滿足城市居民的生活供應。而60年代末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仍然是出於同樣原因，一方面還是城市供應困難，另一方面則是經濟窘迫無法安排大量畢業生就業。

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同時被動員的，還有大批城市閒散居民，口號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這個口號的高明之處就是偷換了主語，實際上是要說，你們也有兩隻手，不能在城裡吃閒飯，都下放到農村去，就緩解了城市供應的巨大壓力。但不管怎麼說，意思表達得還是很清楚，就是城裡養不起也不再養閒人。

而所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則是一個十分含混的概念，實在就是一個套在上山下鄉運動上的意識形態光環，目標不明，內容不詳，方法不清，週期不定。在整個插隊生涯中，很少有人能把這事整明白。不過由於貧下中農被認為是農村中最具革命性的階級，這個光環有著鮮明的革命色彩。

從概念源流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應該源于“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工農是天然的先進階級，知識分子本身不是一個階級，只能依附於某個階級，不是無產階級，就只能是資產階級。後來相繼領導學校的工宣隊、軍宣隊，從理念上無不可溯源於此。

先不說知識青年能不能算是知識分子，作為任何教育過程，都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就是怎樣才算是成功接受了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如果我們試圖歸納一下所謂再教育的目標層次：1、掌握貧下中農的生產生活技能；2、具有貧下中農的思想感情；3、成為像貧下中農那樣的人。這樣的目標是通過“同吃同住同勞動”可以達到的嗎？相比較起來，學習雷鋒的目標要更清晰一些，因為雷鋒畢竟是一個具體形象，可誰是貧下中農？誰是施教主體？

我們會發現，作為一種歷史概念，貧下中農同樣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階層群體，即使存在一個人為概括出的，所謂貧下中農共同的思想感情，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貧下中農，又該如何具有和他們同樣的思想感情？同理，與工農相結合也都是一本糊塗賬，為什麼結合？結合什麼？怎樣結合？當時說起來好像頭頭是道，真要是刨根問底，全都是宏觀敘事的空話。

當時批判知識份子的典型罪狀叫做“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一個眾所周知膾炙人口的段子，就是知識份子到農村去，居然把麥苗當成韭菜。你既然吃過饅頭，怎麼可以連麥苗都不認識？太可笑了！可是真有那麼可笑嗎？為什麼每一個人都必須認識麥苗以及各種農作物才符合社會要求？把這種社會必要分工當成笑話去諷刺，才是真正的笑話？更大更荒謬的笑話，是把這個內行外行的話題，當做剝削階級的標誌。不難設想一個地主，會比一個產業工人能更好地識別麥苗、識別各種農作物。

其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口號，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慣性革命思維。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道，鄉村中的主要力量是貧農，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

概括一下就是兩句話：因為最貧困，所以最革命;因為最革命，所以最聽黨的話。萬變不離其宗，這才是根本。這種階級分析觀點後來成為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指導農民運動的理論基礎，並且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以前。一有針對農村的運動或舉措，工作組（隊）進到村裡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如何“訪貧問苦”，最貧困人群常常會成為重點依靠對象，特別是在“四清”運動中，仍然作為一條被大書特書的成功經驗。其實，接著這兩句話的後面，還應該有第三句話就是，因為只有聽黨的話，才能夠翻身當家做主人。

但這其中產生的邏輯悖論是，黨的執政地位已經與革命時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於地主富農已經不再具有民主革命時期作為革命對象的作用，貧下中農的革命性也就同時失去了依託。如果一定要強調他們的革命性，就必須製造出一個革命對象，等於那些農村的當權派取代了昔日的地主富農，昨天的某些貧農成為握有實權的領導而不斷被清算，但貧困階層仍然由於貧窮所以被依靠，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

可是，革命的目標之一，不就是應該在消滅剝削的同時，使貧下中農不復存在嗎？如果革命成功十幾年以後，還有那麼多貧苦農民要作為繼續革命的依託，那麼繼續革命的目標究竟又是什麼？就真像維克多·雨果說的那樣：“饑寒交迫導致人民起來革命，革命卻又把人民帶回饑寒交迫”？

實際上，在關於上山下鄉運動的後續官方表達或民間正面闡述中，已經悄悄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修正為“接受再教育”，通過虛化主體，讓這場運動顯得更能趨近現實，儘管這個教育主體其實才是這個口號的革命性精髓。

對再教育的思考，也是一個不斷解惑的過程，必須承認，這個過程還遠未結束。一代知青所承受的，就是階級鬥爭理念從理論到實踐的惡果。儘管所有的人都不可逃避地置身於這個時代，而廣大知青被迫從城市下到社會最底層，感受最直接，也最嚴酷。

如果沒有上山下鄉運動的最後終結，很多人的命運也許會是，成為新一代最可依靠的貧下中農。我們真正接受到的，只不過是社會實際的再教育，使我們真切感受到底層社會的真相，親身體會到城鄉差別和農民的不易，深刻認識到所謂繼續革命的荒謬。

平心而論，即使在最困苦的時候，大多數知青的生活依然談不上悲慘，但他們卻是失去的一代。在成長的青春歲月，失去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失去不懈追求的個人理想。即便到了生機恢復的美好季節，千百萬被無情拔離的秧苗，已失去了補栽的機會。季節從來不會等人，有句話說得好，“錯過一個時間就是錯過一個季節，錯過一個季節，就可能錯過一生的美麗綻放”。

(未完待續。文章選自網上公眾號“新三屆”)

【作者简介】沙亦強，1952年出生，北京四中67屆初中畢業，山西山陰縣插隊5年半。其後上過中專、大學、雙學位，當過工人、幹部、教授、企業高管、記者，搞過行政、教學、研究、經營、管理、諮詢、媒體。在電力行業摸爬滾打40餘年，教授級高工，退休于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有讀書之癖，並多有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