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时清理旧物，拣出已故友人五十多年前写的一首小诗，泛黄的纸，尚显稚嫩的字，曾经那么流行的语言，是对我第一时间报名去山西插队的赞叹和鼓励：

艰难困苦无所惧，油灯光下识旧侣，革命风云胸中起，上山下乡作先驱。山沟土窑喜安居，三寸油灯火似炬，个人恩怨何足道，革命征途相与俱。“九大”凯歌传东风，放眼世界火正红，不怕牺牲不怕苦，革命到底学工农。

（注：“九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9年4月召开。）

斯人已逝，墨迹犹存，小诗勾起尘封已久的往事——我的晋南插队经历。

01

1967年春，我父亲在文革初起的狂飙中猝然去世，留下高龄的祖母，年轻的母亲和我们五个未成年的兄弟姊妹，家里如同塌了天，从早到晚笼罩着愁云惨雾，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悲戚。那时我十六岁，面对如此变故，心里的压抑难以言说，苦闷之极。

转年到了1968年底，12月21日晚，收音机广播了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孩子送到乡下去，来一个总动员。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家里像一个闷罐，我要被闷死了，我看到了一丝光亮，虽然不知这亮光会把我引向何方，无论如何，我是要走的了。恰在此时，班上要好的G同学也有出去闯的念头，我俩一拍即合，当晚赶到学校，第一时间报名去山西农村插队。

很快，社会上和学校里也喧嚣起来，居委会的大妈和老师们，同时开始了对中学生的下乡动员，我家里也开了锅。当时我们上面四个孩子，每人相差一岁，哥哥初三，姐姐初二，我初一，大弟因小学五年一贯制也是初一，集中了四个初中生。

哥哥也和要好的同学一起报名，要去东北黑龙江兴凯湖附近的密山农场，那是靠近中苏边境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母亲坚决不同意，父亲的骤亡令她几近崩溃，她想把哥哥当作家里顶门的男子汉来依靠，而打算让我和姐姐下乡，这和一般人家不放心女孩远行，多让男孩下乡的做法相反。

母亲自有她的道理。她说下乡是要转户口的，北京的户口转到外地，天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她那时是做了我和姐姐回不来的打算的。她说，男孩回不来很可能一辈子回不来了，而女孩是可以嫁人的，老话说剩男不剩女，将来女孩就是回不了北京城，嫁给京郊的农民也不会没人要，所以终归是能回来的。

为此母亲开了家庭会，说形势就是这样，上面的意思（指学校和居委会），咱家四个毕业生，走两个才能留两个，并说了让我们姐俩走的意思。我原本就是铁了心要走的，自然无异议。但姐姐哭着不愿意，无奈母亲主意已定，姐姐最后只好妥协。

那些年的每一道“最新指示”，都要立即执行，乃至有“不过夜”之说。我们在“最新指示”发表的当天（21日）晚上报名，被通知去山西的火车12月29日就出发，说是为落实最高指示，让我们去和贫下中农一起过1969年的新年。

也就是说，从最高指示的发表到组织我们离京，北京市只用了八天时间，那此迅速地让学生下乡，也是形势所迫。所以1968年下半年开始，就有了好几批北京中学生自愿去内蒙古草原做牧民的消息，但真正由政府组织大规模中学生上山下乡，还是从12月21日最新指示发表后开始。

短短八天，家里紧急置办行装，正值隆冬，从里到外，棉衣内衣，鞋帽围巾，被子褥子，脸盆脚盆，还带上一些锅碗瓢勺，一切都是按照到农村安家落户准备的。母亲又从已故父亲的抚恤金中拿出一部分，让哥哥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当时市面上款式最新，质量最好，价格最贵的“熊猫”牌袖珍无线电收音机，给我们带到乡下。

最后一天，拿着学校开的证明，去我家所在的三里屯街道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眼看着户籍民警将我们姐俩北京市“非农业户口”的那张活页纸取下，换成迁往山西农村的证明信，我的心才第一次受到了重重的一击，虽然那时并不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还是感觉到一种很大的失落。

从此我们不再是北京人，也不是城里人了。

02

1968年12月29日，满载着中学生的火车驶离了北京站（不知道是北京发出的第几次知青专列），与许多人说站台上哭声一片不同，我记得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面对送行的母亲和同学，我没掉一滴眼泪，只有对自己出去闯世界的憧憬。

在车厢里又认识了我们女四中另一女生Y，她是一个人报名，又独自上路，愿意和我们搭伙。于是我、姐姐加上G和Y，四女生成为一个小集体。

不记得过了多久，火车最后停在山西晋南的古城——临汾。当时这是个地级市，让我们在此下车，再分配到下面的县和公社。

刚出车站大门，就听得人声鼎沸，一片嘈杂，眼前见到的是满大街青壮年男子，穿着“某某厂”字样的制服工装，在“某某战斗队”的大旗下，排着长长的队列，嘴里呼叫着什么，浩浩荡荡不见首尾。我们想，昨天北京车站敲锣打鼓欢送，今天这是欢迎吗？仔细再看，却发现行进的人群并不瞧我们半眼，而是喊着的口号，自顾自向前疾走。

来接站的当地干部说，，这是去打派仗的队伍，招惹不得，引着我们赶紧闪到路边，给人家让出大道。

无可奈何花落去，昨日风光今不再。曾经何等心高气傲的我们，响应号召下乡的北京知青，如今已成过了景的明日黄花，在当地竟无人暇顾。大家一时丧气，又加了些许惊恐，谁也不再说话，只加快脚步赶路。

看来此地乱象丛生，比不得北京了。

临汾是一古城。后来学历史，始知这里曾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上古三个帝王尧、舜、禹都曾在此建都立业，尧都平阳，即今临汾；禹分天下为九州，平阳所属冀州处九州中央，故称“中国”，中国一名由此而来。后历代经营，文物古迹众多。当时的印象街道两边大树参天，古建筑红墙飞檐隐现其间，但那时哪容得我们欣赏市容，就是直接被带到长途汽车站，转搭汽车去下面县乡。

我们四女生和另外白家庄中学等约十几位同学，被分配到临汾以西一百多里的蒲县，位于吕梁山西南余脉的深山之中。而同一列火车到此的一些我校高年级女生，却很多留在了临汾近郊的农村。那时我们年龄小，不懂农村也有条件好坏之差，在学校报名时，没问具体去哪，也没提任何要求。而年纪大些的高中同学，懂得向到北京接知青的当地干部了解情况，得以留在临汾附近。

后来才知，临汾周围的平原地区，是山西最富庶的地方之一，盛产小麦、棉花等，有“棉麦之乡”和“膏腴之地”的美誉，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与我们所去的山区有着巨大差别。

03

从临汾去蒲县的长途汽车又旧又破，过了平原后进入山区，在蜿蜒起伏的山间砂石路上喘着粗气，颠簸着一路上行，一路向西。放眼望去，周围都是大山，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险，层峦叠嶂，连绵不绝。从盘山公路顶端向山下望，下面的汽车变成一个小黑点，真不敢相信我们就是从那儿上来的。

车越向山里开，我们的心越向下沉，当时只有一个感觉，进入这样的深山，怕是很难出来了（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上网检索，方知我们那是进入了吕梁山南段最高的五麓（鹿）山，海拔一千九百多米，蒲县位于此山最高处，属于当地最高的山区。西面不远便是黄河，过了黄河就是陕西地界了。

我们的落户地是蒲县古县乡（公社）×大队×小队，最后来接的队长赶着一架小驴车。他面色黝黑，穿一身打了补丁的黑棉袄棉裤，腰间系根粗绳，头上包着脏兮兮的毛巾，说队里大牲畜都在外面跑运输，只这头毛驴闲着。那时没有今天的旅行箱，我们每人一个方方正正的大木箱，放车上就满载了，小毛驴被压得四条腿打颤，人只能步行。

队长先带我们办完交接手续，又跟着驴车去粮站拉了些口粮（知青下乡第一年的口粮由国库拨給），然后出发回村。村子在半山腰，一路还是上坡，这回靠自己的腿，再加手脚并用，前面小毛驴蹄子打着滑，我们气喘吁吁跟着，又翻了多少道沟沟坎坎，累得筋疲力尽时总算到了。

这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进村时天已全黑，周围一片墨色，四下鸦雀无声。我们摸索着被带进一户人家闲置的窑洞，里面点着豆大的油灯，朦胧中见窑内靠窗一盘炕，占了三分之二空间，其余一无所有。房东老乡提前给烧了炕，席子下还冒着潮气，但连日火车汽车，翻山越岭，早已困乏之极，不及多想也顾不了许多，将行李打开铺好被褥，大家爬到炕上倒头就睡。

半夜我被身边的抽泣声惊醒，那是姐姐在被子里哭。

04

下乡前我们知道要吃苦，到了当地才发现，这里的环境比想象中严酷得多。

先说住。全村没有一间真正意义上的房子，都是黄土窑洞。开窑的做法是：在山坡上垂直削出立面，再平行向内掏挖，掏的土运出后，形成一个顶部呈拱券形，进深七八米，宽四五米，面积可达二三十平米的大洞，在洞口处加木质的门窗，放置一段时间，待里面完全干透就可住人。当时匠人打这样的窑，一孔只需人民币20元，可见成本之低和人工的价廉。

村里每户人家，通常并排三孔窑，一孔住人，其余的放置粮食杂物。我们住的便是房东家原来放杂物的偏窑，长年闲置，破旧不堪，门窗透风，窗框上没有玻璃，糊着不透光的报纸，窑内一天到晚都是暗的。

仅仅一个昼夜，我就从京城水电煤气齐备，坐便器冲水马桶俱全的三里屯楼里，躺到这千里外深山窑洞的土炕上，恍惚中不知今夕何夕，不由生出一种梦幻之感。

窑里住了几日，身上忽隆起了大块的红包，呈不规则形，一片片相连，先在腰臀部，后向前胸后背和四肢蔓延，奇痒无比，烦躁闹心，白天还能忍受，夜里瘙痒到难以入眠。原以为炕上有虫，遍寻不见；又说土炕太潮，加紧烧柴也不见好转。最后人人身上都发作起来，方知是水土不服。

再是没电。以上世纪60年代的国力，如此偏僻的小山村自然无电，晚上照明全靠油灯。条件好的人家，有带玻璃灯罩的大油灯，我们只能用拳头大的空墨水瓶代替，瓶内灌煤油，搓个棉花捻，光照范围极小。每人守着这么个小灯看书写字，早起鼻孔和鼻涕都是黑的。

就是这样的油灯，大部分村民也用不起，天一黑就睡下了，有笑话说因为没电，农村唯一的娱乐就是炕上运动（那时我们还听不懂），造成人口爆炸式增长，村里许多人家炕上，都是一张破棉被盖着一排小脑袋。

如果说土炕油灯尚能忍受，最难的却是缺水。村子在半山腰，打井多深也不出水，所以全村没有一口井，吃水要下山取沟底的泉水。家家备着半人高的大水缸，都是男性壮劳力下山挑水上来贮存。无劳力的人家也可雇人，一担水一毛钱，没几家用得起。大多既无劳力又无钱的老弱妇孺，就靠村前洼地里的一处水塘，蓄着下雨和偶尔山洪爆发积下的浑水，颜色灰蒙蒙绿油油，还有小虫在水面起舞。

刚去时不会用农村的锅灶，生产队暂时安排一老乡给我们做饭，他也下山挑水，但那只是为做饭，我们平时的生活用水还要自己解决。十六七岁的女孩，总要洗洗涮涮，缺水成了最大的难。

挑水本就是力气活儿，何况还要下山，壮汉来回也得小半天。山是三四十度的坡，路是脚踩出的小道，又窄又陡，呈“之”字形挂在崖边，如两人上下相遇，一人必得停下脚步，身子紧贴旁边的坡壁，才可容另一人通过。下去挑着空桶还好，回来上坡，两只盛满水的桶要前面抬高，后面放低才能上行。

老乡有力气，也有技巧，手抓着桶绳，脚踩八字步，歪斜着身子走，桶忽悠悠打着颤，水还稳稳的不外溅。我们哪有那本事，开始是用一根扁担，中间挂一只水桶，一前一后两个人抬，后来学着用最小的桶挑，每次只打半桶水，也是左摇右晃，常常到家只剩个桶底儿。

一次我姐俩下沟，使出吃奶的劲儿，好容易把桶弄到山上，快到家门口了，姐突然跌倒，两只小桶扣个底朝天，水泼得一滴不剩。姐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一肚子的委屈瞬间爆发，翻江倒海，涕泪横流。哭声惊动了老乡，队长赶来询问，听后半天不语，叹气说：“额这山圪崂，咋是你们北京女娃能活哈的……”

挑水如此困难，水是油一般金贵，常常一点水先刷牙洗脸，再擦身洗脚，剩下的脏水也舍不得倒，总想着还能派啥用场。洗头费水，幸好我们都是短发，但一周总要洗一次，所以也是心焦。而村里的女人从不洗头，她们用篦子，不洗也能把头发打理光亮。至于洗澡，更是想都别想。

连原始人都懂得逐水而居，怎么这儿的百姓非要住半山上呢？

05

至于饭食，国家拨给下乡知青第一年口粮，每人每月44斤带皮的原粮，磨去麸皮剩三十多斤，全部粗粮，以玉米面为主，其余是小米，食油每人每月半斤，菜就土豆萝卜两样。

队里派给我们的临时厨师，每顿饭的做法相同，以一口放在柴火灶上的尖底大铁锅一次性完成：锅里底部放三分之一蒸锅水，水中加一把小米，烫过的玉米面拍成手掌大的厚饼（北京蒸窝头，这儿是贴饼子），趁热贴在蒸锅水上方的内沿一周，盖紧锅盖。锅下灶中添加秫秸柴草，大火烧开，时间差不多了掀开锅盖，下面的蒸锅水变为稀可鉴人的小米汤，上面一圈蒸熟了的玉米饼。

农村玉米是新粮，刚出锅时金黄软糯，起初觉得香，天天连着吃，又少荤腥和蔬菜，渐渐难以下咽。不记得谁发明了红糖拌醋（当地只有红糖），调匀了用玉米饼蘸着，刺激味蕾也引起了胃酸。幸好每人都从北京带来一些挂面，成为唯一的细粮；还有带来的肉酱，成了唯一的荤菜，偶尔用带来的小锅煮挂面拌酱解馋。

文化娱乐更是天方夜谭，没有广播，没有音乐，没有电影，连邮局也远在十几里外的公社驻地， 幸亏带去了袖珍收音机，成了我们与外面世界的唯一联系。但群山的阻隔，严重影响接收效果，天线拔到最长一节，也仅能听到几个地方台，还嘶嘶啦啦，时断时续，又总在播放本地的什么蒲州梆子，晋剧、秦腔，高亢刺耳，声嘶力竭，几乎是直着嗓子喊。有说那是唱出了苍凉，唱出了悲喜，唱出了山陕人千百年的不挠不屈，但我们年轻愚钝，听不懂词也悟不出美，只觉得裂帛般的噪音。

不过总算是来自外面的声音，否则真有与世隔绝之感。每天晚上，四人围着这个神奇的小匣子，在杂音中拼命搜索，寻找新闻和好听点的歌曲，命悬一线般渴望着任何消息。一天晚上，某短波频道突然收到“M国之音”，一个悦耳的女声，以一口标准的汉语，正在说着与我们当下处境相关的话题：中断学业，上山下乡，劳改JZ营，等等，等等——天哪，这可不是敌台么？等大家反应过来，七手八脚忙用大棉被将这小匣子捂住。那时有一种罪名叫“偷听敌台”。

匪夷所思，连中央台都收不到的山里，地球另一边的声音竟能清晰地传来，难怪这小收音机卖的那么贵（时价156元。哥哥说当时一般收音机都是四个晶体管，这个最新的“熊猫牌”是八个晶体管）。

（待续）

【文章照片选自网上，来源：新三届】 

【作者简介】李力，1952年生。1968年到山西蒲县插队，1969年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文物书刊资深编辑，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文物》月刊编审，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