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06

转眼进了腊月，农家趁闲暇办喜事，队长儿子结婚，刚来的知青被当贵客请去。我们第一次参加当地的婚礼，对一切都很好奇。先是吃酒席，村子太穷了，过年也没听见杀猪声，婚宴的酒席上少见荤腥，主要是自家制作的豆腐粉条之类，菜里的肉片屈指可数。

他们的酒席，不是同时摆出七个碟子八个碗，而是一次只上一盘菜，如一盘炖粉条端上桌，众人一口气吃完，再上一盘烩豆腐，再吃完，又上一盘炒土豆丝……，总之，是吃完一盘再上下一盘。主食有别于平时粗黄的玉米饼，换成两杂面的玉米馍（玉米面和莜麦面混合）。吃到最后天黑了，窑洞内暗下来，桌上出现一个黑乎乎的盘子，上面平躺着一条孤零零的——鱼！

我刚喝了几口当地的老酒，一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早知当地无水更无鱼，老乡们也从不吃鱼，这会儿居然有鱼，太奇怪了！顾不得多想，手里筷子径直伸过去，不料“砰”的一声闷响，筷子被硬邦邦的鱼身弹了回来。周围老乡哄堂大笑，原来盘中是一条木头雕刻的鱼，作为最后一道菜和谐音，是为了寓意吉庆丰饶，年年有余。再细看，那木鱼想必每年婚庆、岁末都是压轴菜，早就磨砺得黑不溜秋，只具鱼身的大概形状，原来刻饰的鱼鳃、鱼鳞已模糊不清。

这条最后的木鱼，深深留在记忆中，多少年后的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听众，只要讲起当年的插队往事，我都少不了讲这木鱼的故事。

惊骇的一幕发生在最后。席散开始闹洞房，早候在门外的一帮男子蜂拥而入，将炕上的新娘团团围住，先是摸胳膊拽手，继而撕扯衣裳，新娘起初左躲右闪，后来吓得大声喊叫，蜷缩于炕里一角。

我们先是被这场面惊住，没听说也没见过，这分明是调戏妇女耍流氓啊！待回过味来，姐儿几个义愤填膺，不约而同冲上去阻拦，村里人不敢碰北京女孩，一时放过新娘。紧急关头我们鞋也没脱跳到炕上，手拉手站着围成一圈，将新娘紧紧护在圈内。那帮喝红了眼的男子面对新娘，仿佛狼见了羊，哪肯轻易放过，守在炕下不肯罢休，剑拔弩张之际，炕上炕下对峙良久。油灯将我们四个站在炕上的一圈身影拉得老高老长，顶天立地般映在窑洞拱顶上，形成一幅巨大奇异的图像，这震撼的一幕曾久久存留于脑海中。

后来新娘私下向我们道谢，才知如此粗野的闹洞房是当地习俗，姑娘出嫁身子就没了秘密和禁忌，尤其是结婚当晚，谁都可以上去胡来，还不许新郎阻止新娘反抗。从前就有新娘被扒了衣裳，受辱不过上吊出人命的。那天要不是我们出手相救，还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儿。

07

马上又到春节，姐和Y回京过年，我和G留下没走。年初一早上，房东大娘专门叫我俩到她家吃饺子。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她家做客.一进门就被往炕上让，按当地规矩，吃饭时只有家里长辈，比如爷爷、奶奶，以及男性家长才能上炕，坐小炕桌边吃饭。女性媳妇和女孩都是在炕下端饭端汤，等老人和男人们吃完了，才能蹁腿坐炕沿边吃剩下的。

我们推脱不过，只得脱鞋到炕上坐了，再仔细打量她家，见窑内收拾得清爽，最里端靠墙横放一个又宽又长的红漆木箱，当地叫“躺柜”，柜上醒目地摆放一排八九个高低不等的玻璃瓶，都是用过的各种酒瓶和汽水瓶，每个瓶里灌着红绿蓝黄等不同颜色的液体，说是兑了各色颜料的水，摆着只为颜色艳丽好看。以此当装饰也是绝了，说明再穷也爱美，与城里人家瓶里鲜花有一比。

最贵重的是两个花铁皮暖水瓶，其余再没像样的东西。

第一锅饺子端上来，白面包的，却泡在清水般的饺子汤里。每人碗里一半饺子一半汤，这是什么吃法呢？连汤带饺子一起吃，能少吃几个饺子吧？不管怎样，这毕竟是我们下乡后第一次吃到白面。还未尝出啥馅，一碗汤水和饺子就下了肚。眼巴巴等着第二锅，端上来却变成紫褐色，原来已换成荞麦面包的，这是給女人吃的。当地种啥吃啥，山里不种麦子，过年包饺子的一点白面，还是花钱去山外买的，自然不能敞开吃。我们被当作贵客，和家里长辈及男主人吃了一碗连汤的白面饺子。

日子久了，常进她家窑里，见日常饭食，炕桌上总是三个极小的瓷碟，分别放着少量的细盐、油炸辣椒面和腌制的野菜，主食永远是玉米面贴饼子。吃时就用筷子头蘸一点盐，一点辣椒面，涂在玉米饼子上，再夹一小撮黑乎乎的腌野菜（尝过，酸苦齁咸），就着蒸锅水小米汤或直接白开水。

早知房东属村里中等人家，尚且如此，下等人家如何，不敢臆测。

想起我老家大同附近的雁北地区，那时也算山西的苦寒之乡，插队前回去一次，还吃到炖肉、黄糕（黏黄米磨面蒸熟）、油糕（黏黄米面包豆沙馅再油炸）和各式面点，萝卜白菜也是家常。同属一省，蒲县山里百姓咋穷成这样？

后来知道，这儿一是地少，有限的耕地种粮还不够吃，哪顾得上种菜；二是菜要浇水，此地又缺水；粮菜不足以养人，更无余料喂猪养鸡，所以过年也听不见杀猪宰鸡之声。记忆中村里似连狗也没见过（各家穷得叮当响，既无要守的财，又无喂狗的食），难怪那夜我们这些生人第一次进村，愣是没听见一声狗叫。

又想起下乡前的1967年，我和同学曾到酒仙桥附近的北京电子管厂（时名774厂，四机部所属，当时国内新建最现代化的工厂）学工数月，吃住均在该厂宿舍和食堂。记得大厂食堂菜品丰富，价格便宜，如菜分甲乙丙三类，甲菜2毛，乙菜1毛，丙菜5分。印象最深的甲菜烧茄子，每份2毛，茄子先用油炸过，再与五花肉青椒等爆炒，味美之极；丙菜白菜豆腐，仅5分钱；主食米饭、馒头、花卷、豆包、果酱包、芝麻饼，馅饼，种类之多让人眼花缭乱。那时北京工人平均月薪仅三四十元，也能吃这样美味的食堂大餐。

可以说，1967年我亲眼看到了北京最先进的工厂，1968年又亲身体验了最贫困的晋南山区农村，痛感当时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之大，中国底层农民生活之苦。如果说再教育，这就是我在晋南插队受到的最大教育。 

08

开春了，我们参加了生产队的田间劳动，跟着老乡出了几天工发现，这里能耕种的土地太少了，还大都分布在“塬”上，即山顶上的平坦之处。

查字典“塬”字的本义，是指“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因流水冲刷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平坦处就是可耕地。这种典型的地形地貌，正是山西陕西大量所称“塬上”之地的生动写照。

地在山顶，面积有大有小，坡度有高有低，大的可达30度，仿佛斜着挂在山边（亦称挂田），干活都站不稳。总之，所有能利用的地方都开垦了，包括一些小的不能再小的地块，戏说摘了草帽放地上，地就找不着了。

为了到这些分散在各处山顶的地里干活，我们要从这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扛着工具上坡下坡，到了地头活还没干就累得气喘。

耕地都在塬上，这或许解释了百姓们为何舍水而居，住在无水的半山腰——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山顶上，他们最要亲近的还是土地。

就是这样一小片一小片的地，也要生产队长带着全村的劳力一起干，每天早饭后出门，在村边集合等着，什么时候人到齐了，队长吆喝一声，大家才相跟着出发。先到地头歇着，抽一袋烟再下地，队长在前面挥镐抡锄，其余人在他左右跟着，干活的队伍呈“人”字形前进，仿佛天上大雁的队列。

有时几个地块同时作业，队长便指定农活熟练的“把式”代替他作领队，众人也跟在“把式”后面。这种大呼隆式的集体种田模式，谁使劲谁不使劲根本看不出来，出工不出力是必然的。结果就像我奶奶说的“人骗地一晌，地骗人一年”，庄稼收成可想而知。

我们虽然跟着老乡出工，队里却未指望我们干什么，当地女人一般不上山，种地的都是男劳力。我们几个女生混在其中，尴尬且诡异，干不了什么还要算工分，日后还要分口粮，不受欢迎是肯定的。人家也不信我们会留下，他们觉得北京娃又是来锻炼的，就像过去的“四清”队和下乡干部，“运动”一完就该走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老乡的判断不错，大部分北京知青在三四年内都走了，我们姐俩走的最早，只在村里呆了半年。

早在1969年3月，距我们下乡不到三个月，北京东郊的几个国营大厂就开始招工，我们女四中没下乡的同学，差不多都进了女工为主的京棉三厂，针织总厂、印染厂和毛巾厂等。这消息传开后，听说许多已下乡同学的家长跑到学校讨说法，问为何自家孩子响应号召下了乡，没走的人反而留城进了厂。

再后来上山下乡的大潮回落，国家要求各地厂矿企业优先安置下乡知青，山陕两省插队的北京知青大多进入当地工厂。1971年以后大学恢复招生，各校的名额也向下乡知青倾斜，那时的工农兵学员虽以“工”字打头，但以北京大学我那一班为例，同学中城里工人却是最少的，插队知青一个没有（那时他们很多已被安排进了当地厂矿，视同解决了安置问题）。而从未招过工的内蒙古兵团和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在班上占了很大比例。

据现在的公布的数字，从1968年到1979年的十年间，全国共有一千七百多万城镇知青下乡。国家财政为每个知青平均拨款数百元，作为到农村、农场和兵团的安置费。十年后政策改变，知青大规模返城，据说复出的邓公对此有一句话：“我们花了300个亿，换来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乡下农民也不满意。”

09

1969年6月，春耕还没结束，家里突然来电报说有急事，让姐姐立刻回去。那时没有方便的长途电话，有事就是打电报。姐姐一去不返，后来才知她已从北京去了内蒙古兵团。

原来，1969年初，鉴于当时中苏在北方军事对峙的形势和大城市毕业学生的积压，又组建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由北京军区抽调现役军人编为兵团的各级领导班子，接收北京、天津、青岛等地知识青年，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母亲单位安排一批机关子弟去兵团，她想有现役军人管理，总好过又穷又乱的山西插队，所以赶紧先让姐姐回京，跟这批孩子一起去了兵团。

七月家里又来电报，让我也速回京。当时正值临汾全域武斗升级，蔓延到各个行业，所有交通都断绝了，从我们所在大山深处的蒲县到临汾，长途客车完全停驶，但电报催得紧，又不言何事，心急如焚，只得步行上路。

一大早，我一个人没带任何行李物件，只斜背一军用挎包，里面装了几个玉米饼子，开始向一百多里外的临汾出发。我沿着来时车行的砂石公路走，从大山最高处到临汾平原，一路下坡，连跑带颠，不觉得累，还有兴致采摘路边野花。只是各武斗派系占据着不同地盘，沿途树丛中不时突然跳出几个壮汉，手持棍棒甚至枪支盘问，听我说是北京知青，又讲一口普通话，才被一一放行。

那时年轻气盛，心里并无一点害怕的感觉，就这样从早上一直走到傍晚，天快黑时终于走出了群山，到了临汾平原的一个大村子。此时山西各地都有北京插队知青，一打听，村里果然有知青点，便找到她们住处，当听说我是一个人从蒲县山区走下来的，几个女孩十分惊讶，她们热情的招待我，留在她们灶上吃了白面馍加炒菜的晚饭，又烧了热水让我洗头洗脚，挤在她们炕上过了夜。我这才发现同是晋南插队，平原和山区的生活真有天壤之别呀。

几十年后回想，我和听我说这段经历的人都感叹，当时农村虽穷，但民心尚古，世风淳朴。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独自一人走了近八十公里山路（今日走笔至此，查知临汾至蒲县公路距离72.3公里），能够安然无恙，毫发未损。若是放到后来某年某时，也许早被人骗走拐走掠走，卖掉了。

（全文完）

【文章选自网上，来源：新三届】

【作者简介】李力，1952年生。1968年到山西蒲县插队，1969年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文物书刊资深编辑，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文物》月刊编审，已退休。

【编者点评】

文中所述的临汾武斗，是文革“三个七，三个西”之一，被中央发“布告”制止的大规模武斗。“三个七”是1968年的7.3、7.24布告，加上1969年的7.23布告，“三个西”是广西、陕西和山西。

1969年山西省的行政区划，曾经存在一个较大的“晋南地区”，包括了后来的运城地区。所以编者插队所在的夏县，当时也属临汾专员公署管辖。因此对临汾武斗也有深刻印象。

那阶段是北京知青到山西不久的日子。五月份编者生产队一个知青病退，还能正常回了北京。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南同蒲铁路因临汾武斗被长时间停运，北京插队知青亲身体会到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滋味。和北京亲人的通信，要绕道三门峡渡黄河送过来，耽误很多时间。山区本来就交通不便，邮递员一周才上山一次，所以往往通信时间要半月以上。

因为和临汾同属一个地区，夏县也派出了武斗队伍参加包围临汾城的行动。没听说有北京知青参加，可能一是因为“接受再教育”，当地把知青当做了政治上不可靠的“臭老十”；二是北京知青已经见识过北京的武斗和最终被制止，更不了解山西两派如何划分，不会轻易参加。参加的是当地农民。

编者所在的李家坪大队，樊家岔（当时的14队）一个当地小伙子去了，7.23武斗队被解放军驱散，他被追得无路可逃。当兵的缴了他的枪还让他脱下那身没有领章的军装，可是一脱不要紧，里面一丝不挂。当兵的当时就笑起来：得了，还是穿上吧。小伙子回到村里得意洋洋：队里派出去的，工分照记，还赚了一身军装。

文中说到的近八十里步行是靠谱的，查到的七十多公里，大概是蜿蜒上下的公路两个城镇之间的路程。编者文革步行串连走了五千里地，19岁的小伙子，不算昼夜兼行的几天，即便在平原地带最多的一天也不过130里，平均一个小时10里左右。何况一个姑娘家。

不过这篇文章里读到一个罕见的从插队转兵团的例子，不转户口就能走，很可能是“后门”。编者所在的李家坪知青点也有几个走后门当兵离开农村的，全都是不要户口。

但1973年以后方向是相反的：兵团转插队，反而成了兵团知青的出路——当然也要通过“后门”。因为插队的“待业”本质，已经无可奈何地显现出来，成为少数兵团知青一条回城的“曲线”。1975年，编者所在知青点就来了一个转插的黑龙江兵团北京知青，而且没有务农多久就安排工作走了。“后门”就是他当时在县计委工作的姐姐——当然也是从插队村庄安排到县里工作的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