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事不宜遲，當晚我就登門造訪。聽文彪介紹了情況以後，我也講述了我自己過往的經歷。我們一拍即合。他後來又再引進一位叫洪一昌的朋友。洪的優越條件是他爸爸在香港有生意，而且澳門有朋友。我建議一反以往：這次走月光水，也就是農曆十五。月光水的好處是水流急而令到浮游速度快；民兵巡邏松懈；可以憑天上月亮的位置判斷時間。當然，它的壞處是自身目標容易被發現。我們解決的辦法是每人在頭上罩上一頂透明的塑料帽子，這樣，月光照到塑料帽子會反光，不至於在鱗光閃閃的水面現出一個個的黑頭。我的經驗加上有力的分析贏得了他們的信賴。他們接受了我的建議。

1975年8月20號，農曆七月十四，王強一大早用單車把我送到去斗門的車站。中午時分，我們到了斗門縣城井岸，用偽造的假證明通過車站的關卡。當地接應的知青張建華等在井岸的一家飯館和我們會合。飯後我們坐渡船過白蕉。以往我和王強他們都是在白蕉以北10公裡左右的地方離船，然後往東走。這回我們南下了10公里，走路的方向是正東偏南，可想而知我們的下水點會比前兩次先進不少。當地接應張建華等，帶著我們走了幾個小時，進入預先為我們預備的茅屋。一路險像環生，曾遇上帶槍的民兵，要是他們警惕性高一點，或是多事一點，稍一盤問我們很容易就露馬腳。當夜十一點多，我們飽餐後迅速向水邊摸去。

十二點多，明月當頭，剛開始退潮。月色下只見江水滔滔向外流。我還是第一次在這樣的地方下水，檔次簡直是太高了。為了避免制造聲響引起注意，我們三人用一根細繩子互相牽著，需要談話時牽動繩子把其余二人招到身邊，壓低嗓門說話。水流很急，岸邊的景物向後移動得很快。下水不一會就到了磨刀門口，一個左轉向東，就進入了航向澳門的主航道。那時我們離岸大概有一、二千米，海浪差不多有一尺高。洪一昌拉動牽著我們三人的繩子，他有點怕，壓著嗓子說風浪這麼大不如靠岸看看再說吧。我用一句非常不客氣的粗話否定了他的建議，把這種右傾投降主義傾向徹底地打壓在萌芽狀態。

乘風破浪，很快，我們就遠遠地看見了澳門葡京酒店前凼澳大橋的燈光，越往前游，我們就看到越多的橋和燈光。資本主義世界就在眼前，自由就在眼前，隨著一蹬腿，一劃手，越來越近。那是一種非常振奮人心的鼓舞。心情興奮，令游水變成了享受，一點疲乏都沒有。而且，游離出海口後，風浪就小了。遠處大橋和泛著銀光的海水相輝映，那景色煞是好看。凌晨四點鐘左右，我腳下觸到硬物。我意識到，我們到大橫琴島西端了。澳門是由澳門，凼仔，路環三島組成，大橫琴有多大我們也不知道，但它的東端與三島之一的凼仔島只有一水之隔。我們都未曾到過那裡，只是通過學習地圖知道這些。大橫琴雖是大陸地界，正是我們第一晚的目的地。我們繼續東游，想在天亮前多游一些，盡量靠近島的東端，第二晚就能輕松一點，於是又東進了一個多小時。

突然間，一陣雷鳴似的吆喝聲撕裂了寧靜的夜空，拉槍栓的聲音更叫人心膽俱裂。他媽的！到這時才遇上這幫喪門神！我馬上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情。說時遲那時快，我即刻頭一沉沉到水裡，把細繩子扯斷，把身上帶著裝備的書包一拉放掉，然後腳蹬淺灘，逆水潛逃。也不知潛了多久，到水淺得不能再掩護我的時候，一翻身站了起來，見到天色已經大白，遠處有一條公安船，而洪一昌就在不到我十米的地方。天助我也！我倆不約而同，沒命地往島上跑，也不知跑了多久，跑到半山往樹叢裡一鑽才坐下來喘一口氣。

原來，那公安船躲在島的黑影裡，我們看不見它，漸漸發亮的東邊卻將我們的行蹤暴露在他們的眼底下。他們以逸待勞，等我們游近後甕中捉鱉。不想我們似有神明庇佑，幾下功夫就把他們甩開。危急中，洪一昌不約而同地和我做了同樣的事，文彪則不知所蹤。（我們後來在香港找到他。）我後來想，唯一的可能是那些公安以為浮在水面的裝備包是我們的人頭，追它們去了。說真的，就憑我們那幾下功夫就能把那些邊防公安甩掉嗎？若非超自然力量的介入，我那次一定又被毀了。

灌木林裡，我們的磨劫還沒完，我們又要挨餓了。除了身上一條球褲之外，我只有用安全別針固定在短褲後袋，用幾層塑料紙包得嚴嚴實實的一撮煙絲，十來張煙紙和火柴，就是那天唯一和我嘴巴有過接觸的東西。那些年買不起煙卷，抽的都是自卷的生切煙。我大約每小時就享受一根。在那種關頭，那可是我的精神食糧。那十來根煙雖然不能飽我的肚子，幾下濃烈的吞雲吐霧，對穩定情緒，恢復智慧和冷靜起到非常關鍵性的作用。

那是八月二十一號。我們就那樣躲在山上一條隱蔽的小溝裡，連水都找不到一滴。枉他肥胖，老洪有幾次冷得上下牙震得咯咯作響，可能因為我有煙抽，感覺還好，我只好緊緊地抱住他，才令他回過氣來。

終於熬到金烏西墜，玉兔東升。晚上九點來鐘，我們下山繼續水程。八月的水，本不應該冷的。可我們游了一個多小時以後，可能是消耗太大而沒有補充，連我都冷得直打哆嗦。我們於是上岸沿岸邊走。剛走到水邊的樹叢，我的天呀，就在我們半分鐘前離開的航道上，一條小船無聲地滑過，船上有五、六個帶槍的黑影。怎不叫我相信那是神明在暗中保佑！在路上我們見到有稻田，一摸，八月的禾苗還沒抽穗、灌槳，要不然我們起碼還可以弄幾把卡路里往嘴裡送。兩點半左右，我們來到了大橫琴的東端。水邊有個碉堡，月色下見到裡面有人影，還是背槍的。我們非常小心地盡量地避開碉堡，無聲地滑入水裡，向著凼仔游去。整個澳門就出現在我們跟前。

好家伙！這時候我才看見，海面上起碼有三四條炮艇，烏燈黑火，偃旗息鼓，那些機關炮卻都卸下了炮衣。正為眼前的景像驚駭，卻猛然發覺不見了身邊的洪一昌。抬眼望去，見他的人頭飛快地向對岸漂去，拋下我足足有二十米。我想追上他，卻突然發現我的手腳居然不聽使喚起來。我的泳技本在洪之上數級，一路來只有我在體力上幫他，誰知這關鍵時刻我卻弱了起來，肥胖的洪一昌身體儲存的熱量卻在這關鍵時刻幫了他。可憐我這時疲憊得連水都劃不動，只能輕微地擺動我的前臂和手掌，控制游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在體力上覺得這麼無助。

看著水面的炮艇，我也不敢叫他幫我。只要我們任何一個發出聲響，就會一鍋端。我只好用余力半死不活地稍微擺動手腳掌握方向，就著水流斜斜地向對岸衝去。到這個時候，我們已經游了八、九個小時，三十公里水程，二十八小時沒有東西下過肚。

十一、逃出生天

凌晨三點半（我一直都是憑月亮的位置看時間。測驗過，誤差不到十分鐘），我終於游到對岸。這時我的確是筋疲力盡了，倒在碎石灘上就睡了過去。一刻鐘之後醒來，又恢復了體力，於是正式登陸。那裡剛好有個燧道。燧道口的磚牆上貼著宣傳招紙，上面印著“請投神聖的一票”。看到是用“繁體字”印的，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終於逃出來了！

那是1975年8月22日清晨。我跑過公路，攀上小山。看看天色尚早，倒在一塊大青石上意欲休息一會兒，但始終難以心安。因為我必須在天亮前找到人家收留，要是被澳門警察抓到，就會被反解回大陸。

山下的村莊瘋狂的狗吠聲鋪天蓋地，令我不敢接近。四點半左右，我摸到了橋頭一個像是空置的工棚裡。正在琢磨該怎麼辦，突然門外傳來了腳步聲，還沒反應過來，手電筒的光柱已照到臉上。我心一沉，心想壞事了。不想那人竟將電筒光柱移開，一邊忙不迭地向我賠不是，一邊轉身要離去。那情景宛如一年多前在小山上的碉堡一樣。我早已心裡有數，反客為主，一個箭步衝前，拉住他的手。一邊溫柔地撫慰他，一邊把他往屋裡拉。是一個姓簫的中山人，也是從大陸來澳門的，四十來歲，在石場守夜。沒有費太多的唇舌，那個守夜人收留了我。那個節骨眼上，除了安全，第二項重要議程就是填肚。聽到我說肚餓之後，他拿出一大包餅干，讓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個夠。之後，他指我跳進山邊的一個清澈的水塘，結結實實地洗了一把。下一步是他獲取我香港方面的關系信息，指使他的一位同鄉到香港找我的關系。

那些天裡，他把我鎖在他的小倉庫裡，每天兩頓絲苗白米飯，外加一罐“五香鳳尾魚”。雖然頓頓一樣，對我而言已經是山珍海味了。焦灼的八天以後的一個傍晚，聽到外面有人聲，我趴在地上從門縫往外看，是我表弟！那一刻內心的激動難以用筆墨形容！我非常鎮定地等待他們打開倉庫門。表弟帶來了一套大地牌襯衣、鸚鵡牌的確良西褲讓我換上。是他用九百塊港幣把我從石場守夜人那裡贖了出來。在1975年，那是一個普通制衣廠工人約莫兩個月的收入。表弟叮嚀我：你現在還是五五波(50%成功率的意思），還要小心。因為在1975年，港澳的年輕人是留長頭髮的，而我頭上留的，還是大陸的短髮。所以，帶我出去的過程還不能完全排除被澳門警察盤問的可能。手裡拿著一本當時還相當“黃”的《新知》周刊，坐市內巴士，我們到了澳門市區的一處酒樓。表弟招待了我一頓非常可口，非常豐盛的晚飯。當晚喝的是德國的“藍妹”啤酒，我吃了約莫15碗飯（不大的碗）。

飯後表弟帶我到他預先聯系好的洪一昌父親朋友的魚欄。那是在“新馬路”旁邊的“白眼塘橫街”。我在那裡見到了分別了八天的洪，並和他一起在澳門住了差不多兩個禮拜。魚欄樓上是一個英文書院，每天傍晚，夾著書本的青年男女就會魚貫地到書院上英文課。那些青年們多麼地令我羨慕啊！日後到香港，我也到一處英文書院上課。兩年的夜校，我跳了一次級，每次的考試我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沒有例外過。

10天後，由頗有社會關系的洪父安排，我們各自懷揣兩只糯米雞，趁夜色上了一條俗稱“大眼雞”的機帆船。洪父以七百塊港幣一位的價碼安排洪和我一起“屈蛇”去了香港。兩周後，我們在香港新蒲崗見到了文彪。他做了和我們大同小異的事，也逃過了民兵的追捕。

到香港後，切切實實地體會到自由的可貴。記得在香港的那幾年，半夜醒來，會自問：這裡真是香港嗎？不是在做夢吧？當我觸摸到那鐵床，確確實實知道自己不是在夢裡，就會感覺到一種來自心底的滿足。在明確的法律框架內，我有選擇做任何事或不做任何事的自由。在工作方面，我選擇當搬運工人，因為這工作時間不是太長，而薪水滿高。我倚仗在農村練就的本領，憑一副肩膀，一身腰板揚威港九苦力界。不失時機地，我也選擇晚上去讀英文。初中的兩年，我的國際音標學得非常扎實，但語法一塌糊塗。香港的幾年，我鐵了心要學好語法。我做到了。在美國的這些年，我以過來人的經驗反覆告誡想學英文的華人朋友們，語法就如一棵樹的枝幹一樣，學好了，往上添枝加葉很容易，樹會越長越好看。如果語法學不好，新學的生字和句型就如枝葉沒有了枝幹的支撐，最終只能是一堆枝葉。

到香港後兩週，我的髮小米高就離港赴美了。1976年，身邊的朋友們紛紛申請去美國。我早就夢想能到一個說英語的國家生活，能去美國，正中我下懷。於是馬上到銅鑼灣的國際社會服務社提交申請。眾所週知，我們申請美國難民簽證必須要有美國人為我們提供經濟，工作等擔保。我在美國舉目無親，只有剛到美國的髮小米高。不管了，先遞了表再說吧。

到了1977年，眼看我的申請快成熟了，但擔保還沒有著落。米高也未夠資格入籍。這時我想，我應該想辦法混入鬼佬圈子，看是否有幸交個美國佬朋友。其實，當時內心深處的夢想是交上一個像電影裡見過那樣的金髮碧眼身材惹火的美國姑娘。這樣我就可以一舉多得，畢其功於一役。

那時我的朋友老劉在香港大學服務中心做事，裏面有些美國學者。我對老劉說我想找鬼佬同居，如果有窮鬼找人分租房間，那就最好不過了。1978年年初，老劉夫婦移民美國，他臨行前把我的請求囑託給他的繼任人陳小姐。

1978年四月的一天，陳小姐給我打電話，說是為我找到一個鬼佬，讓我馬上去太子道服務中心去和他見面。見了，叫Anthony，是個澳洲籍的英國人。唉我一心想要找個美國人，卻碰上個英國鬼。有些失望。將就吧。

Tony是自由新聞撰稿人，靠寫東西四處投稿賺稿費維生。我還做我的地鐵泥工。但放假的日子，我經常跟著他和他的鬼佬朋友玩。鬼佬幾乎不能沒有女人。Tony到香港幾個禮拜之內就交了個香港女孩叫Coffee——咖啡。他和咖啡一起，加上我一起去了次銀礦灣。回來後他對我尚未交過女朋友表示很驚訝。他笑著告誡我這是浪費人生，不好。

沒有女朋友首先是我的職業原因，同事中從未出現過女性苦力，或者是女性泥工。另外則是觀念問題。即使在香港生活了三年多，我的戀愛觀依然陳舊和落後。一直到我結婚前，我都覺得如果我要約會一個女性，她必須符合我未來妻子的條件。而慢說在香港的那幾年，就算是來了美國幾年之後的大學期間，我都沒有覺得自己已經達到談婚論嫁的條件。所以，我婚前的羅曼蒂克史是空白的。

又過了兩個禮拜，他約我去長州，並告訴我，一個叫Lori的美國女孩也會去。嘩，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我心花怒放，心想，發達了。

週六早上，Lori如約前來與我們三人會合乘船去長州。我的天啊，女孩基本上可以用個“醜”字形容，連身材都矮小而臃腫。她是美籍猶太人，而且長著挺典型的猶太臉。

美籍女孩，這不一直就是我的宏圖大略嗎？怎麼會是這個樣子的呢？難道我就不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嗎？唉！

沒辦法，我必須保持適當的禮貌。這樣，Lori卻誤以為我對她產生了興趣，坐船的時候一直用身體往我身上靠。Anthony在對面看著，做著鬼臉朝我頻頻發送鼓勵的笑容。我則是心裡叫苦。

我們去了沙灘，然後去吃飯。我掩飾著我的失望，不失時機地和Lori說了不少話，練習我的口語。她也非常認真地鼓勵我，說我的英語說得好極了。

晚上我們租住長州的民居。一個房間，兩張大床。洗好以後，Tony和咖啡相擁著滾到裡頭靠牆的床上，不時發出些曖昧的笑聲。奶奶的，我怎麼辦啊？坐在沙發上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裝扮成很累的樣子，眯縫著眼睛靜觀事態發展。

Lori把燈熄了。黑暗中我隱約看見她脫光了衣服，爬到床上。然後她對我說：comeon。

怎麼啃啊！？

我硬著頭皮說：That’sok, I’llsleepinthecouch. Goodnight! 幸虧，那裡還有一張髒兮兮的沙發。不然，我如何推搪得了啊！

第二天，Lori對我的熱情明顯地消減了。我和她也就沒有了下文。

終於有一天，Anthony帶我去他一個住在半山的朋友家裡吃飯。這個人是當時美國時代週刊的香港負責人RossMunro。Ross是加拿大人，當他知道了我的意圖和沒有擔保人的困境之後，通知了他在加州SantaBarbara的朋友Mr.Bryan，請他出面為我擔保。以後一個系列的運作，包括Ross親自給美國駐港總領事寫信等等，我終於得償如願，於1979年5月移民美國。因為Mr.Bryan是電腦通訊公司的老闆，我在他公司上班期間覺得自己初中二的文化水平太寒磣，由此激發了我29歲重新入學並最終取得電機工程學士學位，算是完了個大學夢。也因為我到美國的第一份工作和電腦通訊有關，也讓我從那以後進入了電腦通訊工程行業。

三十多年前，偉人大手一揮“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就把千千萬萬十多二十歲正在長身體、長學問的青少年送到農村去。“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惡劣的環境確實鍛煉、造就了一些英雄好漢，也令千千萬萬的人埋葬了一生難得的青春，甚至毀了一生。以我自己而言，恐怕真得謝謝那個革委會成員。要是我當時留城繼續升高中，恐怕就沒有了偷渡的覺醒，也沒有了我眼下的今天。下鄉，鍛煉，覺醒，尋路，挫折，逃出生天，從東半球的農村遷徙到西半球，走的是一條被“置之於死地而後生”，殺出重圍，卻幸運地沒有流過一滴血的路。

（待续）

【作者簡介】潘偉麟，男，廣東江門市67屆初中畢業生。68年下鄉到廣東新會縣。1975年到香港，任職苦力。1979年移民美國。畢業于圣地牙哥州大。在洛杉磯教育辦公室任職网絡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