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19歲的我高中畢業，巨手揮動上山下鄉的鑼鼓，把我敲到了江蘇如皋縣何莊公社，開啟了我插隊8年多的知青歲月。其間，我曾經三次被替代，每一次的被替代，都折射出那個年代的荒誕。

第一次“被替代”：“半脫產通訊報導員”我有實無名

我插隊不久，大隊黨支部張書記叫我幫他寫個抓革命促生產的動員報告，他在社員大會上照本宣科時，正好公社黨委蘇人傑書記來視察，聽了個全場。

會後他問報告是誰寫的，張書記如實回說是個知青小朱寫的。

此後的一天，大隊來人說，廣播裏公社通知我到戴莊公社開個會。我打好被卷去參加。原來是縣通訊組的通訊報導會議，每個公社一個代表。我才知道，從上到下通訊報導已然成了政治任務，風頭正勁。兩天的會議之後，我被公社借去搞通訊報導，像個公社幹部一樣，吃、住在公社，參加各種會議。

有一次，縣廣播站正在播一個公社的新聞，公社書記說，不曉得我們何莊什麼時候能上廣播呢。聞聽此言，我臉上一陣發燙。從此，我不再吃上學時作文好的老本，我一邊加倍看報紙聽廣播，琢磨寫作知識，一邊沒日沒夜往隊裏跑，收集寫稿素材。全公社17個大隊179個生產隊我都跑遍了，把所見所聞弄成文字，複寫成稿，貼上8分錢的郵票，投遞到各級報紙、電臺，郵遞員三兩天就來收集我的一摞郵件。新聞、小故事、通訊、散文、隨筆、雜文我都玩到了。

不久，何莊的消息，幾乎每週縣廣播站有廣播，每月南通《新江海報》有見報，每季度《新華日報》、江蘇廣播電臺有報導。那時候，大批特批“資產階級名利思想”，不僅沒有一分錢稿費，連作者的真名也不好署，說是署真名就要查三代。我所有的新聞稿全部署“何莊公社通訊組”，我的雜文署名“禾壯”，取何莊的諧音。1969年8月5日，我撰寫的何莊《發動群眾，同不良的衛生習慣作鬥爭》的長篇通訊，在《人民日報》刊登，同時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何莊不僅通訊報導工作在縣裏叫得響了，隨著報導的宣揚，好多工作在全縣都有了名氣，縣領導也常來何莊視察。

1970年9月29日，縣軍管會在體育場召開對敵鬥爭萬人大會，並用廣播向全縣轉播實況。我一邊刷大標語，一邊聽廣播裏縣軍管會發佈的“判決書”，突然聽到宣讀“特務某某某”我爸爸的名字，起初我還以為是別人名字讀音相近，再聽聽，住址、單位都是我爸的。一下子，如五雷轟頂，把我打懵了……。那邊大會還沒結束，我就回到公社宿舍，把鋪蓋捆好，把書本紮好，找到公社蘇書記，“坦白”了我爸的事情，主動說：我不適合在公社了，我回生產隊去。

蘇書記說：“我還和你爸同過事，誰知道他會是潛伏特務，埋得好深！等公社黨委研究了再說。”公社想留我寫東西，但也不敢做這個主，後來還專門請示城西區委書記，答復說，重在表現，還留在公社。就這樣，我以“特務”子女的身份，在公社搞通訊報導，寫各類材料，還為公社黨委起草報告、講話、黨課教材。

1974年，縣裏決定每個公社定編一個半脫產通訊報導員，由公社財政每月補貼14元，等於是半個公社幹部了。進編要過兩個關，一是工作成績關，二是政治審查關，第一關沒話說，在城西區，在全縣“土記者”裏我都小有名氣；第二關我估計難過。

公社韓政工找我談話，我如實“招供”：我媽媽是夏堡季家大地主的女兒，季愷的妹妹。我爸爸是縣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特務”。韓政工歎了口氣，沒有下言了，我知道，他有心幫忙也無能為力。後經公社黨委討論，挑選出身貧農，在公社搞“階級敵人”材料的陳某某，作為半脫產通訊報導員報縣定了編。他此前以及此後一篇稿子也沒寫過。

從那時起，一直到後來，到現在，凡是認識我的，都以為我曾經是進過編的公社半脫產通訊報導員。其實，我一天也沒有名正言順、名副其實過。公社上報的材料，縣裏批准的檔，財政發補貼的抄表，名單都是陳某某，我是“被替代”的，工作我做，名份沒有，是個“有實無名”的半脫產通訊報導員。

第二次“被替代”：我雖“積極”，但與“積極分子”無緣

插隊期間，我除了做通訊報導工作，還到落戶的生產隊做些農活，我挑河泥磨破了肩膀，肩膀潰瘍發炎，衣服粘住脫不下來，輸了7天7夜青黴素。社員們見我能寫寫弄弄，做活兒還不偷懶，和我處得很好，我的口糧在隊裏分，社員從不因為我不常在隊裏而有怨言。

我還直接做了一些和知青有關的事。好多大隊的幹部群眾對知青既關愛倍至，又教育管理，我專門到各大隊採訪、總結，我采寫的材料公社幹部在全公社傳揚，促進大家爭相把知青工作做得更好，幹部高興，知青滿意。我還把四大隊的愛國衛生、六大隊的植樹造林、九大隊的棉花生產，全公社的水利建設、蠶桑生產、多種經營、知青工作等，寫成總結材料和稿件，在省、地縣的刊物登載，被各級報紙、電臺採用。並由此引得縣裏的很多工作現場會都在何莊召開。

因為我的筆頭出了名，縣宣傳部、人武部、民政局、水利局、徵兵辦公室、上山下鄉辦公室等，經常向公社借我去搞經驗總結，寫會議材料。雖然我背負父母的出身之罪，但因為我的表現好，經公社向城西區委請示同意，還破例恩准我加入了共青團。

不久，南通地區和南通市聯合召開知青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我和南通市插隊到我縣林梓公社的知青“筆桿子”張君（後任南通制藥總廠廠長），被借去南通搞大會材料。我臨走之前，公社的分管知青工作的劉主任對我說：只要我們公社有一個積極分子的名額，就是你。我自己也掂量，在知青裏我還有點名望，算得上積極的，給個“積極分子”並不過分。

我在南通埋頭搞會議的交流材料，寫大會給全體知青的倡議書，還起草南通地區、南通市革委會給知青的慰問信，但是，直到會議開始前也沒有聽到我是知青積極分子的消息。會前，上千的知青積極分子代表，先由各縣、區用大客車歡送到南通，集中整隊後，如英雄般胸佩大紅花，手揮語錄本，步行數裏路到地委招待所，沿途接受工農兵的夾道歡迎，享受漫天的紅旗鑼鼓。我本來是積極分子代表隊伍中的一員，現在成了路旁的看客。在如皋的隊伍裏，我看到了何莊的知青代表。我才知道，我又一次“被替代”了。

後來我聽說，下達給何莊公社一個名額，貧下中農代表討論時認為，不能光表現好，還要“根子紅”，全公社幾百個知青，總不能弄個“特務”子女做代表吧。如此這般，把我刷下，以和我同一大隊的“革命幹部”子女夏某某取而代之。那時候，弄個南通市級的積極分子，倒不僅僅是個榮譽，直接關係到今後的當兵、招工、上學、進城。那以後不久，插隊不久的夏某某順利當了兵。

第三次“被替代”：砸碎了我的“大學夢”

1973年開始從知青中推薦、招收工農兵大學生。那年頭，政治掛帥，出身首要。我爸爸被縣軍管會宣佈為“特務”後，被清除出幹部隊伍，到加力公社謝埪大隊當農民；我媽媽因為是大地主子女，早就沒了工作，和10歲的三弟相依為命，居委會的幹部成天逼她下鄉，不讓在城裏“吃閒飯”。我出身在這樣的家庭，早就被“打入另冊”，我和二弟都插了隊，逢年過節我們都儘量少回家，因為城裏一有所謂“反動標語”，首先就查我們這種出身的。

但是，憑著自己在中學一貫名列前茅，憑著自己在農村的種種表現，憑著自己寫寫弄弄有了名氣，我還存有大學夢，企盼著公社和貧下中農高抬貴手，放我一馬。但是，第一年沒有推薦我，大隊、公社沒有討論我，想想自己是個“黑崽子”，還做大學夢，確實是不自量力，自作多情。

我扛著不可名狀的精神包袱，強迫自己不想那黑不見底的前途，自覺不自覺地不停看各種書，沒書看了，就讀《漢語詞典》、《成語詞典》，學會了查閱《四角號碼詞典》，復習中學的知識，寫各種各樣的文章。我還在搜集寫作素材的同時，學習農村工作經驗，學習農業生產知識。就這樣，稍稍淡忘那些不想記憶的東西，麻木那些不該存有的奢望。

我在中央級、省級報紙、雜誌發表的東西越來越多了，我感慨要提倡寫短文章的雜文《短些，精粹些》，被《光明日報》等幾家大報登載，還被南京、內蒙古和揚州師範學院編入中文系的課外讀物。我還經常被請去給花園中學的高中生講語文，講寫作。縣和南通也常常借我去撰寫各種樣的典型材料和會議材料。

這些引起了縣裏和南通的關注。在推薦、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的第二年，南通招生部門專門下達了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額給如皋，意欲讓我通過這個途徑招進大學。一絲陽光投進了我的生命，我重新拾起了大學夢，重新把高中的所有課程過了堂。

大隊、公社以這個名額推薦，讓我參加縣裏以區為單位的考試，來我們城西區的主考和監考是如皋師範的許老師，城西區文教輔導員邵老師。考的作文題是《下鄉紀事》，我一邊寫，二位老師在旁邊一邊看，我寫好了，他們也看完了，我交了卷，他們不約而同向我豎起大拇指。接著，到縣人民醫院參加體檢，各科目均“正常”。

考試、體檢過了關，最關鍵的是有了那個“可以教育好”的名額，其實，只要能讀大學，就是頂個“不可以教育好”的帽子，我也認了。我懷著皇恩浩蕩感激涕零的心情，翹首等待錄取通知書。然而，一等再等，終如泥牛入海，直到我們公社推薦的知青都卷了鋪蓋到大學去了，我終於絕望了……。

但我不得其解。

直到半年以後，我才從縣裏負責招生的人那裏，解開了這個謎。原來，在最後的政審時，把我對號入座落實政策，查對我是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據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特指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分子”的子女，而1970年縣軍管會對我父親的宣判是：定“特務”，不戴帽子。也就是說，我爸是“特務”，而不是“特務分子”；我是“特務子女”，而不是“特務分子子女”，我不能享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待遇！再後來，我聽說，我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額，由一個“地主分子”子女的知青替代。

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大山！我是陽間不容，陰間不收，上天不得，入地不能！我被徹底剝奪了大學讀書的權利，我的大學夢徹底化為粉齏！嗚呼哀哉！我本是個“樂天派”，下鄉後的各種遭遇和壓力，我都沒沮喪過，如中老師徐爾昌曾題字贈我“樂以忘憂”，而此時，我訴已無言，悲已無淚，只有在深夜的被子裏，蒙頭哽咽，吞飲苦澀……

三次被替代，每一次都如炸雷，炸得我日月無光，天崩地塌。我以“戴罪之身”在農村苦苦掙扎，“一個雷神天下響，我不是知青中最不幸的吧”——這樣的聊以自慰，讓我不至破罐破摔。而每一篇得到認可的文字，每一次報刊、電臺發表的文章（我至今收藏著當年的用稿通知書），成為支撐我生命的陽光和樂趣，不讓我沉淪，不讓我墮落。直至文革結束，1977年，我才最後一批從農村回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父親獲徹底平反，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江蘇省如皋中學副教導主任。我回城後，先被借調到縣機關工作並成為黨員，以後又脫產讀了三年電大；改革開放以後，我以如皋第一名、南通名列前茅的成績考入國家幹部，進入縣（市）委辦公室工作，後任市委辦公室副主任兼市委研究室主任，任市人事局局長、黨組書記、編委辦主任。我深深感悟到，個人的境遇、前景，與黨和國家的命運休戚相關，沒有黨和國家的興旺發達，何談個人的理想前途。

（文章選自網上，來源：30號院）

【作者簡介】朱霽雲，江蘇如皋插隊8年，後為如皋市人事局局長，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