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3年秋季考入武漢大學數學系的，當時報到入學的有99名之多，數學系有這麼多新生，應該說是空前的。往年，在解放前只有三、五個同學，解放後逐年有所增加，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湖南大學與武漢大學的數學系合併，我們上一個年級也只有30多人。當年9月某日數學系舉行迎新會，氣氛十分熱鬧。系裡老師也特別高興，老教授幾乎悉數出席，系裡元老曾昭安教授、系主任張遠達教授、路見可教授以及余家榮教授等都提前來到。當然最惹人注意的還是李國平教授，同學中早已盛傳著“北有華羅庚，南有李國平” 的佳話，都十分盼望見到他的尊容。會議快開始時，一位身材中等、身穿深蘭毛畢嘰制服、面帶笑容、風度翩翩的中年教師進入會場。大家嘁嘁絲語，己經意識到是李老師來了。會上李老師講一些對學生殷切希望的話語。同學們認真地傾聽著，使勁地鼓掌。會後不少同學圍著李老師，七咀八舌問過不停，他總是和善地回答。最後以“青出於蘭,而勝於蘭”的勉勵話告別。現在回顧起那情、那景，一個多甲子的時間過去了，“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可是，我們同學中未有出其之右者，是同學的努力不夠耶？還是同學存在的環境使然？

     在璐加山上，日子過的真快，1956年夏，轉眼就要讀四年級了，這時候面臨要選專門化課程。我平素喜歡分析數學方面的課程，如變分法，複變函數，實變函數等，更出於對李老師的敬仰，自然選了李老師開的《亞純函數》的課。

由於李老師是法國留學生，他撰寫的數學論文以及與其相關的文獻資料,必然大多是外文的，特別是法文的。而當時(上世紀五0年代初)在毛澤東的“一邊倒向蘇聯”的政策下，大學生的外語教學，俄語幾乎成為唯一的語言。因而需要趕緊補學外語，英語在中學學過六年，有一定的基礎，學習法語成了一個重要問題。學習法語首先要法華字典和法語語法的書。武漢大學圖書館是僅遜於北京大學的，館藏書是豐富的，語法書很快借到了，而字典圖書館是不借出的。我壯著膽量去找李老師，他卻慷慨地借了本《French-English Dictionry》（法英字典）給我。暑假在武漢是當夏，酷熱難擋。於是我找到了學生宿舍對面山坡上的水工實驗大樓(現為學校辦公大樓)四樓角亭，那裡地勢高，背靠著山，有微微清風吹來，很覺涼爽。一個假期匆匆學過讀數學文獻夠用的法語。同時讀完了一本講半純函數法語小書。為學習李老師開設的專門化課程打下了點基礎，也為終身受益。

第一次上專門化課程在法學院，是在山頂老圖書館的右側。我們學生宿舍是建在山坡上四層歐洲城堡式的建築，有四個門洞，我們住第三個門，從下至上分別稱為天、地、洪、荒字齋，我們班住在第四層荒字齋。剛走上山頂去法學院的路上，正碰上李老師。他手上拿著厚厚的法文雜誌《Journal Mathematiques》（數學雜誌）合訂本，興致衝衝地向法學院走去，也和碰面的同學打招呼。上課時，聲音洪亮地講著亞純函數理論的研究歷史。講著他在法國的老師、著名老數學家Valiron教授，講著他曾在法國的老師兄、中國著名老數學家熊慶來教授。講得津津有味，同學雖不多，卻都聚精會神地聽著。以後講到函數型理論，啃他的講義，使我們很為艱難，但都賣力地挺過來了，獲得了很好的成績。

     1956年冬天，李老師己于兩年前當選中國科學院首批數理學部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武漢數學研究室也已建立。它坐落在我們宿舍對面西邊的山坡下，對於我們二十來歲的青年人來說，只有箭步之遙。這時，我們也開始寫畢業論文。幾乎每週要到研究室集體彙報學習情況。我們這個專門化課程是以自學為主，李老師仔細檢查每個學生的筆記本，十分認真回答學生的問題，將問題的來龍去脈講得明明白白。這些對我們的思維有很大的啟迪。不久，我在清華大學的學報“清華大學科學紀錄”上讀到莊圻泰教授的論文，他應用熊慶來教授的一種函數型---無限級推廣了法國數學家的一個定理。啟發我利用李老師創立的一種函數型---—統一級也來從另一角度推廣這個定理。這篇論文完成後，得到老師的贊許，並要求我在研究室的討論會上報告並印出刊行。這當然是對我最大的鼓勵。過了半個多月，李老師交紿我一份他多年前在法國寫的論文手稿，十六開大小的紙葉，三十多頁，已經有些發黃。告我說：“這是我在法國寫的准解析函數論文，由於當時工具有限，寫的很長，您可以根據新的工具簡化證明。”同時給我指定了參考文獻。我內心有些害怕但愉快地接受了這一任務。害怕是因為第一次接觸准解析函數理論，愉快是因為老師信任我。通過日以繼夜的努力，提出不到十頁的新論文。老師是高興的、贊許的。同時在研究室內報告並刊印。不久還告我，可以推薦在《武漢大學學學報》發表。這為1981年和李老師合著《准解析理論》一書打下了好的基礎。

不久黨的整風運動開始了，我幾乎不為所動。李老師準時到研究室上班，帶領著我們的師兄們，吳學謀、王振宇、郭友中、鄒新堤、郭竹瑞等。我也是如饑似渴地學習著，不是在數學系資料室，就在老圖書館占坐位讀書，心無旁鶩。當時我真是興致勃勃，想努力做出一點有意義的工作來。反右運動展開了，雖然我處於這樣一種狀態，還是沒有躲過這場滅頂之災。時也，命也，還是在劫難逃呢？由於一九五六年底我們年級提前畢業了近二十名同學，當時數學系畢業生只有七十六名，其中被劃為右派者有十五名之眾，幾占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還不包含黨、團內受各種處分者，這些人大都成為以後各類政治運動的對象。這就是我們剛要走上為國家服務道路的年輕知識份子一代的命運吧。

我已處於逆境，自知不宜與李老師聯繫，師生如隔兩重天。1957年10月初我被懲罰性地分配到遼寧撫順煤礦業餘學院，工作考查一年半的處分。剛到的半年裡，我看到單位上一個一個的右派分子被送去勞教，內心忐忑不安，十分恐懼。雖然我僥倖留下，在學院大會上正式宣佈我為右派分子，在單位監督勞動，工資每月二十九元。開始我為一位講高等數學的老教授助課。不久，這位老教授劃為右派，也被送去勞動教養。由於數學老師短缺，這時才由我代替他授課。我埋頭、老實、小心地工作。當時的領導還算重視我的意見，使我在高等數學的教學與建設上發揮了一定作用。我“賊心”不死，沒有忘記李老師教的半純函數。課餘乃在不停的學習著鑽研著。撫順雖是我國著名的煤都，這裡有新華書店外文部，絕大多數外文書都是俄語的，更少見數學外文書。市圖書館、煤礦局圖書館內數學專題研究的書更難找尋。我只能應用手邊僅有的一點點資料，工作的展開是十分困難的。這時，我知道李老師的好友熊慶來教授己從法國來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我去信他老人家請教，不久，他不但寫回信鼓勵我，還寄來他的多篇論文，包括他厚厚地己發表的博士論文。我如饑如渴地學習著，也寫出了一些論文，由於我的處境，必定是不能在數學雜誌上發表的，但我並不灰心。至今我還珍藏著熊老給我的信，和他送給我有親筆簽名與印章的博士論文。此時也不忘李老師的教導，要將數學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於是我開啟學習彈性理論。未曾想到我的這些學習與工作，卻與李老師的早年的學生，也是我的老師路見可教授的研究有交集，也是令我欣喜的。我的工作與生活還算安寧的，大部時間用於教學，教學對象大部分是產業工人，少部是技術人員，雖然有不可避免的歧視，但是我和學生是融洽的，對我是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