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蔡德贵先生撰《季羡林传》，来书要我写一篇序文，我是万不敢当，亦万不敢辞；在踌躇和耽延交织的心态之下，几个月不敢下笔。首先让我表示一点歉意。

从我肤浅的考虑，常见的学问家，可能有下面几种类型：一是才士型，一是辨士型，还有探险家型，或者是会计师型。才士型胜处，在紧抓问题，入情入理，但易流于感情用事，接近文学家。辨士型长于辨析，鞭辟入里，每每播弄词说，有如哲学家。其他一是比较大胆，有究元决疑的缒幽疏凿精神，另一则谨慎、扎实，喜欢校勘、统计，好像核数师。这几种类型有单纯的，亦有复杂的，有的一人只能属于某一类型，有时一个人亦可同时兼有其中一二者。我不欲举出何人属于哪一类型，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或遴选代表人物。

我所认识的季先生，很难说是上面的哪一类型。他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夸、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是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

要能够“竭泽而渔”，必须具备许多条件：第一要有超越的语文条件；第二要有多彩多姿的丰富生活经验；第三是能拥有或有机会使用的实物和图籍、各种参考资料。这样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到的，而季老皆具备之，故能无一物不知，复一丝不苟，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

“竭泽而渔”的方针，借《易经·坤卦》的文句来取譬，真是“括囊、无忧、无誉”，又是“厚德载物”的充分表征。多年以来，季老领导下的多种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镇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具体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出人人称赏的不可磨灭的劳绩，有目共赌，不待我来多所置喙。这本传记的刊行，对于从学者的鼓舞，从而带起严正、向上的学风，一定会“不胫而走”，是可以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