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难忘母爱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伟大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留德十年》

    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我就会被大人领着，走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可以拣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回来给母亲，打一打，压点面，这样吃顿白的。

——《灰黄漫忆》

1、小引

对于当代人来说，季羡林这个名字确实是太熟悉了。从地方报刊、中央媒体到普通读物、学术杂志，从大众媒体到网络传媒，对他的报道、介绍和研究比比皆是。他的形象出现在银屏中，他的学术业绩登载在报刊上。最近一些年来，更由于中央领导人多次到家里或者解放军总医院去探望他，他的名字就更加广为人知。人们这样评价他：融会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中国最杰出的文化人物之一……经常接触季羡林的人，会在他身上发现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他既有学术的吸引力，也有人格的吸引力。

在任一网站点击一下季羡林三个字，就会出现数万条与季羡林有关的各种信息。各种媒体对季羡林的热追，引发了对季羡林的好评如潮。有人说，季羡林是一部大书，里面包含着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有人说，季羡林是一个大海，站在岸边往远处看，看不到边际；往近处看，看不到深底。有人说，走近季羡林，宛若是走近一座学术文化高峰——近之，愈觉其高。也有人说，季羡林是一部书，读之，愈觉其深。有人说，季羡林是名扬四海的东方学者，也是现代中国学贯中西的文化巨擘。有人说，我们敬仰季羡林老先生，是因为他的思想就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有人说，季羡林是为书而生，为知识而活的人。有人说，季羡林的思想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却像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无形。有人说，季羡林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平民知识分子精神。有人说，季羡林学贯中外，德艺双馨。有人说，中国学术界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华民族之福祉。有人说，季羡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良知。季羡林是当代著名学者，在多学科、多领域长期耕耘，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季羡林是北京大学半个世纪风云历史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见证人。季羡林先生不仅是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人说，他目光如炬，穿透千古；也有人说他依旧是一袭蓝衫，依旧是气定神闲的模样。……

胡适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香港学界泰斗饶宗颐说：“他（季羡林）是一位笃实敦厚的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季老领导下的多种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缜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具体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出人人称赏的不可磨灭的劳绩”（饶宗颐：蔡德贵《季羡林传·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刚刚过世的国学大师张中行也曾说过：“季羡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知名，这‘名’确是实之宾，与有些人，舍正路而不由，也就真像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不同。可是这‘实’，我不想说，也不能说。因为他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他“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1］（张中行：《季羡林先生》，收入《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说：“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为不必要的了。”他“是集中了朴实的美德并展现了朴实的力量的典范”，他的“朴实带有豪华落尽的真淳，好像元好问所称颂的陶诗，这就更加令人尊敬”［2］袁行霈：《朴实的力量》，同上书，第119页。著名学者谢冕说：“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他是极为单纯的，单纯到不染毫纤的自然”，“从他那朴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种崇高人格的震撼力”［3］谢冕：《那朴素和平易让人敬畏——我心目中的季羡林先生》，同上书，第80—81页。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 “我在他身上发现的不只是博学，而且是睿智。不仅是睿智，而且还有非常的谦恭有礼和幽默。他的博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完全具备知识分子品格的人，决心要做出最好的学术成果”，“他尊严的人格，他的对于物质利益的毫不动心，他对于书的热爱，他的耐心，还有他的充分的真诚。对我来说，他将永远是气节的象征。”［4］（韩素音：《谈谈季羡林教授》，《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梁披云为季羡林题写了这样的条幅：“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题写的对联是：“德寿无量，日月长明。”

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评价季羡林说：“季羡林大师，著作等身，文通中外”。

读者刘金祥在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推出《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后写的书评《大象无形   清音独远》中评价说：季羡林先生是高山仰止的硕彦鸿儒，其有空明高蹈之气、贯通博雅之学、深邃峭拔之思、颖慧奇绝之悟，在多学科多领域建树卓著；季羡林先生是誉满中外的宗师泰斗，其有磊落嵌崟之行、敏辨通融之理、旷达疏宕之情、槌幽击险之才，纵横开合之笔，对中西方文化研究功德无量。季羡林先生出手就是一种风范，亮相就是一座峰峦，其言其文都会在历史文化屏幕烙上耀目的印痕，都会在历史遂道深处发出绝妙的回响。

2005年8月6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举行季羡林研究所成立暨揭牌仪式，汤一介教授、郝斌教授等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高度赞扬了季羡林对中国人文学术的伟大贡献。郝斌教授深情地指出，季羡林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大学的“镇校之宝”。

著名诗人臧克家不无深情地歌颂道：

满头白发，

根根记录着你的寿长，

标志着你的业绩受到众多的赞扬。

你兼有诸家的同能，

你的独秀孤芳，

有几个能够赶上？［5］臧克家：《长年贡献多——贺季羡林老友八五华诞》，同上书，第1页。

季羡林自己说：“我向不敢以名人自居，我更没有什么名作。”“我追求的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似谱乐曲，往复回还，万勿率意，切忌颟顸。”［6］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自序》，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对于自己一生的学识，季羡林一向都非常谦虚谨慎，自我评价十分低调。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要提什么‘国学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7］季羡林：《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季羡林更认可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只是愿意并且敢于讲真话，一辈子只想当教书匠。有“北大教授”和“东方学者”这样的称呼，对于他就足够了。

初次和季羡林接触的人，从他身着的中山装往往会得出他又像一个农民的印象。季羡林自己也曾多次说过，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土包子”。

两种印象综合在一起，构成了“谜”一样的季羡林。

是什么力量，使一个农民的儿子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名闻遐迩、卓尔不群的国学大师？又是什么力量，使一个留学德国十载的学者，没沾染上一点洋味而终生保持着一种朴厚的农民气象？有人说岁月把季羡林塑造成北京大学的“元老”和“活字典”，塑造成高等院校内硕果仅存的文科大儒，但他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岁月积累的结果，而是他一生勤奋的结果，还有他那爱国主义情怀激发的结果。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深情地写道：“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伟大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8］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爱国情怀使他家事、校事、国事事事萦心，爱国情怀使他中学、东学、西学学学贯通。成为著名学者是来自于这一情怀的激发，终生保持农民气象也是来自于这一情怀的激发。

解开季羡林这个“谜”，对于卑微者来说，他们能从季羡林身上看到自己未来的成才之路；对于成功者来说，他们能从季羡林身上发现自己的不足。对于任何人来说，季羡林都是可圈可点的。阅读季羡林，会给人以很多。

季羡林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9］季羡林：《季羡林自传》，载《文献》1989年第2期。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包括治学经验，都是卑之无甚高论的，比较有点价值的也许是一些近乎怪话的意见。我们看季羡林的经历，视点截然不同。他丰富的人生，是平淡中有传奇，严肃中有幽默，是一个“非凡人”的“非凡经历”。他的一生，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正好是20世纪的一个缩影。它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本来命中注定要当农民的，然而靠社会的造就，靠自己始终如一的艰苦奋斗，最后成长为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学术大师的艰难历程。成才后的季羡林不谋名利，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一生重精神轻物质，具有典型的东方文化的丰富内涵。

季羡林的历程给人们一个启示：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季羡林把自己最重要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他经常给自己的学生讲鲁迅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这个郎中的一个纸卷，它是层层用纸严密裹住的，打开一看，里面写着的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是，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治学靠勤奋，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人们都知道，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季羡林的历程，无一不在证明着这样一个真理。

季羡林的历程还给人们另外一个启示：一个成了名的人，只有不图私利，勤勤恳恳地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尽职尽责，不图回报，才能名垂青史；两眼只盯着钱，争名于朝，逐利于市，即使腰缠万贯，也只能是一只空躯壳。所以，一个人要把精神世界的超升作为一生永不松懈的奋斗目标。

季羡林的历程，将会让人们真切地发现，它浓缩的是百年人生，再现的是泰斗风范。

2、 临清的破落人家

季羡林在1934年1月24日写的《年》这篇散文中说，当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目标脚下又正在踏着一块界石的时候，“我们命定的只能向前看，或向后看。向后看，灰蒙蒙，不新奇了。向前看，灰蒙蒙，更不新奇了，然而，我们可以做梦。再要问：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梦呢?谁知道。——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1］季羡林：《年》，见《季羡林小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但是，后来他对命运的理解似乎更为灵活了，命运、缘分、偶然性、必然性，都有其相通之处了：

缘分一词似乎有点迷信。如果我们换一个词儿，叫做偶然性，似乎就非常妥当了。缘分也罢，偶然性也罢，其背后都有其必然性。［2］季羡林：《日本人之心》，同上书，第199页。

佛家讲因缘，中国老百姓讲缘分。我不是宗教家，但缘分我却是相信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你非信不行。哲学上讲偶然性，你能把偶然性说清楚吗?偶然性其实就是除掉迷信成分的缘分。［3］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自序》，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这种命运、缘分、偶然性、必然性，被季羡林用几句话就说透了：“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4］季羡林：《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载《收获》1995年第5期。

这几句话看似简单，透过季羡林近九十年的生活历程，我们却会看到：一个农民之子付出了始终如一的艰辛努力，最后才成为一个名闻遐迩的著名学者。他的一生，正突现了与命运抗争的鲜明主题；他的一生，处处都布满了求索者踽踽前行的足迹。

公元1911年是农历的辛亥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是清宣统三年，是一多灾多难的年份。据历史记载，闰六月初八日，仅在宁夏化平川厅大雨，就有洪水横流，漂没人畜，七月隆德大雪深1尺，压折树枝。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即位仅三年，便遭到南方各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激烈反对。这年的春夏之交，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积极准备着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9月14日，中部同盟会联合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指挥部，决定在中秋节(10月6日)这一天发动起义。只是因为准备不足，起义日期被推迟了。10月9日，革命军参谋长孙武在汉口配制炸药不慎爆炸，起义机密泄露，革命党人或被捕，或逃离。10月10日清晨，被捕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惨遭杀害，革命形势极为危急。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四十多名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党人的反动军官，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武昌起义的枪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到11月下旬，陕西等14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革命领袖孙中山结束了16年的流亡生活，于1911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几乎和辛亥革命从准备到发动同时，在山东西部清平(今临清)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季姓家庭一个年轻而贫穷的农村妇女，在经历着怀孕的痛苦。这一年闰六月，夏天长得难耐而可怕。就在最热的闰六月初八，这位农村妇女成功分娩，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孩。这一天是1911年8月2日，它距离辛亥革命爆发的10月10日仅有两个月多一点。正是由于有了这两个多月的经历，严格说应该是履历，季羡林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不管怎样，这段履历就使他经历了清朝末年的“末”。但是在当时的临清乡间，人们对这种消息一开始是将信将疑的，他们不知道宣统帝竟会成为满清王朝的“末代皇帝”，他们甚至对什么是皇帝、什么是朝廷也并不清楚。因此，乡民们嘴里说起清朝，仍然是肃然起敬地谈论着的北京“朝廷”，而且仿佛皇帝仍然高踞于金銮殿的宝座之上。这也就使小时候的季羡林，并不理解什么是“朝廷”，它是人，还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东西。留在他幼小心灵中的清代残影，也不过如此而已。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他辈分是“林”字辈，就叫季羡林，乳名被取为喜子，他后来有字希逋、齐奘，但不常用。季姓在官庄是小姓，只有几户人家。季羡林的家在官庄村南头。他们的先祖是春秋时的季文子。官庄周围最大的地方是康庄镇，它离官庄很近，是原清平县政府所在地，属原清平四境中心。而官庄则是一小村庄，无法与康庄镇相比。季家在官庄又是最贫穷的，用官庄村民们的话来说，连贫农都不是，其地位还远在贫农之下。

季羡林祖父的名字怪怪的，叫季老苔。季老苔兄弟三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足不出“县”，从来没有离开过清平农村。过去在山东农村，为了显示一个家族的势力，往往用大排行。季老苔是官庄的小姓人家，更要借助大排行，以壮自己家族的声势。祖父兄弟三人共生下11个儿子，这11个第二代后辈就实行大排行。季老苔膝下有三子，老大季嗣廉就是季羡林的生父，在大排行中行七。老二季嗣诚是季羡林的叔父，在大排行中行九。老三生下不久，就因为实在无法养活而送了人，连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就跟着来领养的人姓了刁。11个兄弟中的其他六人，则因为家贫而被迫下了关东，后来他们都客死在那里，再也没能返回故乡。

季老苔虽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对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还是颇为了解的。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嗣廉、嗣诚，正体现了儒家的道统，也表现出让他们接续道统的殷殷之心。只是名字虽然起得响亮，但两个孩子命苦，只能够生活在官庄的小天地里，无法沾上高雅文化的光。因为家里穷，他俩经常食不果腹。肚子里叽里咕噜叫的滋味实在难以忍受，便到村南头大户人家的枣树林子里，捡一些掉在地上的烂枣充饥。季老苔夫妇年龄还不到五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们的两个儿子，孤苦伶仃，只得寄人篱下。

3、 季家俩兄弟

季羡林的父亲和叔父渐渐长大，而日子越发难以忍受。兄弟俩一商量，为何不到外头去闯荡世界呢?

出去闯荡要有路费，可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到哪儿去弄路费呢?

听人说，离清平最近的大城市是山东省会济南，那时候叫济南府。那里或许能给人一条活路，而且去济南也是花路费最少的。对，就去济南!从清平到济南也就有一百多公里旱路，又是一马平川，没有什么难走的山路，兄弟俩几乎没费多大劲，便来到了济南。两个毛头毛脚的小伙子——纯粹的乡巴佬，到了济南以后，举目无亲，人地两生，也就只有望“市”兴叹了。他们当时碰到过多少困难，遭受过多少波折，后人谁也不知道。因为碍于面子，父亲和叔父从来也没给孩子们说过。他们觉得这经历太可怕、太悲惨，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更不愿意让后代在心中留下那惊心动魄的阴影。父亲和叔父的善良，于此也可见一斑。不知熬过了多少个艰难的日子，兄弟俩东奔西跑，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受尽了无数难耐的煎熬。后来，兄弟俩报考济南武备学堂，父亲名落孙山，叔父却考上了。

叔父武备学堂毕业后，在济南黄河河务局找了个差事，总算在济南立住了脚。虽然哪怕只是像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一样，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但总算是有了一条生路。为了保险起见，兄弟俩决定弟弟继续留在济南挣钱，而哥哥则回家务农，弟弟寄钱给予接济。季老苔留下了很少的几亩地，季嗣廉返乡后就靠这一点地来维持生活。生活虽然艰难，但还勉强过得下去。几年后，他娶了媳妇，媳妇姓赵，不是本村的，而是邻村的，家境也很穷，连个名字都没起，嫁到季家后，就成了季赵氏。她就是季羡林的母亲。

在济南的季嗣诚，希望有朝一日能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衣锦还乡，也得让乡亲们刮目相看，为自己的祖宗争一口气!但是，偌大个济南，穷人要混出点名堂来，谈何容易!他虽然尽力挣扎，终于还是在济南失了业。没混出名堂来，不能光宗耀祖，有何脸面回故乡见乡亲们呢?

在走投无路时，季嗣诚想起了闯关东的六个弟兄，他们能去，自己何不也去闯一闯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流落到关东，身上一贫如洗，仅剩下了一元钱，可奇迹就发生在这充满希望的一元钱上。他用这一元钱，买了正在东北上市的湖北水灾赈灾奖券。当奇迹出现时，季嗣诚简直惊呆了：他竟然中了头彩！一下子，六千两白花花的银子到了他的手里。季家没想到在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当背着这些银子回到故乡时，兄弟俩那高兴劲，任是什么笔墨都形容不出来。哥哥拿出一部分银子，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富户。为了炫耀财富，他还要盖大房子。一时买不到砖头，他性子又急，于是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旧砖旧瓦卖给他，他可以付高出几十倍的砖瓦钱。这真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村子里有些农户贪图卖好价钱，就拆掉了自己的房子，砖瓦被用来盖季家的房子。

这是季家祖祖辈辈以来最气派的时候：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是一个典型的农村三合大院。这个大院，和周围的低泥平顶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亲按照清平的风俗，在北屋正房屋门的东墙壁上，设了神龛，供奉上了宅神。兄弟俩将东屋作为“配房”，不住人，只当储存室用。因为当地有谚说，有钱不住东厢房，冬不暖，夏不凉。

兄弟俩总算争到了一口气，着实感到神气了。这成为季家第一次出现的“偶然”，意外之财改变了季家的境遇。哥哥继续留在官庄，守住这15间大房子和60亩水浇地；而弟弟有了钱也就不再回东北，又到自己已经很熟悉的济南去了。

季嗣廉不像世人那样看重钱。他不善于聚敛财富，而是仗义疏财，他属于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朱家是汉初鲁人，郭解是西汉河内轵县人，二人均以“任侠”而闻名于世。朱家与汉高祖同时，当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以侠闻。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所以“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郭解则是“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他为人态度温和善良，泛爱众生，帮助和接济陷入穷困潦倒之人，谦虚退让，又不居功自傲。朱家和郭解这般游侠人物，相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纳，但当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史记·游侠列传》）。他俩的事迹在整个鲁西北颇有影响。季嗣廉虽不能断文识字，但对朱家、郭解的故事，却也耳熟能详。他一旦有了钱，便想做这一类游侠式的人物，仗义疏财，忘乎所以。

清平农村有赶集的习惯，一般是五天一个集。过去没有钱的时候，季嗣廉不敢去赶集。现在手里有了钱，赶集的欲望强烈起来，几乎每集必赶。而一赶集，便显出朱家、郭解的侠客作风。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也不管是多是少，都被他请了客。全席棚的人自然都高兴，吃了肉，喝了酒，还不用自己付钱，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这样，慕季嗣廉之名去赶集的人越来越多，他请客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天长日久，这样下去，手中积存的那点银子不但全部花光，还欠了人家的钱。没办法，60亩良田被一亩一亩地卖掉，结果还是还不清债。这又得把新盖起来的房子拆掉。东房和北房都被拆掉卖了砖瓦，只留下了五间西房。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真想不到，钱这东西能呼之即来，也可以挥之即去。一场春梦终成空，季家重又成了破落户。

季羡林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破落得不像样子了。长大后听叔父说起这段往事，季羡林感到十分可笑。但父亲的这种性格，不能说对季羡林没有影响。后来他要到德国留学，有人劝他学保险发大财，他对这种赚大钱的行当竟然不屑一顾，可能就是受到父亲这种性格的影响。或者说，在他的基因里，已经有不喜欢金钱的因素了。

4、贫穷而快乐的童年

季羡林开始记事了，家境也变得越来越穷。旧时，山东农村把用小麦面做成的食品称为面饭，只要是吃到一次面饭，就算是吃到好的了。季羡林在家一年最多能吃到一两次面饭，所以吃顿“白的”面食，便成了他最大的愿望。

那时候，季羡林家里已经从万丈高楼跌落到了平地，只能常年以红高粱饼子为主食，小孩称是吃“红的”，用玉米面做成的黄饼子也成为珍品。季羡林在家里很难吃到玉米面饼子，为吃顿玉米面饼子，还得想点办法。

春夏之交，机会来了。那时青草已经长出来，高粱也长高了。他便去割点青草，或劈点高粱叶，当然都不多，送到二大爷家里，用一两个叶子喂他的老黄牛，就赖在二大爷家里不肯离开，等着给奖励。最高奖励就是吃上一顿玉米面饼子，打一打牙祭，这才兴高采烈地离开二大爷家。在过年时，家里才能偶尔吃到一次“白的”面食，那时的感觉就像吃龙肝凤髓，甜美的滋味似乎永远也赶不走。他多么想多吃上一顿“白的”面食啊!

机会终于盼来了。

季羡林对门的邻居家，住着宁大婶和宁大姑，她们和季家来往挺多，也很喜欢季羡林这孩子。夏天麦收完了，她俩便带小小的季羡林到村外人家收获过的麦田里，拾一点掉落在地上的麦穗。不知道跑多少趟，积攒多少次，才能堆成一小堆，这时，母亲才能勉强用双手搓出点麦粒，磨成白面，让自己的儿子吃上一顿“白的”。善良的母亲坐在旁边，看着自己的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白的”，心里又高兴又难过，可怜的孩子只能吃到这么可怜的一点面食，她的眼泪直往肚子里咽。面对着可怜的孩子，母亲自己从来不舍得尝一口。季羡林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母亲高兴地把麦粒磨成了面粉，因为面少，不值得发酵，就在锅里贴了一些没发酵的死面饼子。吃着这白的死面饼子，季羡林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吃出味道来了。但吃完了饭，他感到还不满足，趁母亲不注意就又偷了一块。吃着吃着，被母亲看到了，母亲赶着要打他。当时正值盛夏，季羡林身上赤条条一丝不挂，看到母亲要打他，便跑出屋外。房后是一片有苇子的水坑，他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再追，他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5］季羡林：《我的童年》，见《季羡林小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6页。

这种如诗如画的风情，每每回忆起来，季羡林总感到回味无穷。

夏天很快过去，再也没有麦穗可拾了。季羡林开始动脑筋，要另觅新路了。

季羡林的父亲有一个堂伯父，是一个举人，住在官庄村北头。

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是他，做官做得最大的也是他，据说他做到一个县的教谕，主持过文庙祭祀，传授儒家经典、皇帝训诫，教诲所属生员，在清末是县里有地位的人。他对季羡林一家都很好，在生活方面还接济过他们。可他的家是一个大家庭，人多是非多，也顾不了别人那么多了。季羡林记事时，举人已经去世。季羡林管举人的太太叫奶奶，她是个善良而宽厚的人，自己虽有两个儿子，但却非常喜欢这个属于本家，但不是亲孙子的季羡林。

在季羡林三四岁的时候，他的家境异常艰苦。家里连买盐的零钱都没有，只能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成咸水，用来腌咸菜。什么酱油、香油，从来是看不到的，季羡林简直不知这些东西是何物。一年到头，吃着红高粱面饼子，就着这种苦涩的咸菜，这就叫生活!

看出大奶奶喜欢自己，季羡林便使使心眼，每天一睁眼就往村北头的大奶奶家跑。跑到家门口，大奶奶已经站在那儿等他了。他早早跑来是有所图的，而她则是有所施予的。季羡林甜脆地叫一声：“奶奶!”奶奶这时开始变戏法，只见她把手一蜷，蜷曲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了。她免不了再逗季羡林多叫几声“奶奶”，听着清脆的叫声，她心里乐开了花，白面馒头也就递给小小的季羡林了。但是，每次他只能吃到半个馒头，还没等真正尝到是啥滋味，馒头已不见了。想再吃，没有了。因为这白面馒头是大奶奶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她的。虽然他俩已经独立过日子，每家都有几十亩地，但家里人口多，生活也不算很富裕。孝敬来的白面馒头，大奶奶舍不得都吃了，每天总要省下半个，留给自己喜欢的本家孙子吃，于是就有了每天早晨这令人激动的一幕。在6岁离开家乡以前，季羡林记忆中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莫过于吃到这半个白面馒头。

季羡林一生愿吃烤馒头片，这一习惯的形成，不能说与小时候的这种最高享受无关。

在故乡度过的童年中还有三件事，深深地印在季羡林的记忆里。这三件事都是与吃有关的，至今还深深地刺伤着他的心，不断引起他不绝如缕的回忆。

第一件事发生在一年的中秋节，母亲意外地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她掰了一块给自己的丈夫，剩下的一点给了自己的儿子。季羡林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月饼，他兴冲冲地接到这一小块月饼，就蹲在院里的一块石头边吃起来。月饼太小，他不舍得大口大口地吃，只是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品尝着月饼的滋味。母亲只是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心爱的儿子拿着这一小块月饼大快朵颐似地享受着，她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儿子不知道母亲在想什么，只知道母亲一口也没有尝。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也从来没沾过边，都留给儿子吃了。

第二件事是偶尔吃到的一小块牛肚，这是发生在外祖母家的事。一次，季羡林到五里地外的外祖母家走亲戚。外祖母家的隔壁邻居，是一家卖煮牛肉的小作坊。农村集市上往往有一些不再能役使耕作的老牛，它们不能耕作就无别的用处，便被出卖给屠户。邻居的小作坊就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买下老牛，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将肉煮烂，然后卖出去赚钱。但是，老牛的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作坊主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作坊主对邻居心肠挺好，碰到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牛肉你们别买!”邻居们心里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外祖母家也是穷户人家，平常买不起牛肉。外祖母看到外孙来了，又高兴又疼爱，便抱上一个小土罐子，花几个制钱，去买一罐子牛肉汤回来给外孙喝，也算聊胜于无吧。季羡林是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汤，那肉香真让他陶醉。喝着喝着，突然罐子里多了一块东西，是一小块带进肉汤里的牛肚!这块小牛肚，自然又成了季羡林的专利。他舍不得一口气吃掉，就找了一把生了锈的小铁刀，一星一点地割着吃，慢慢地、仔细地吃，琢磨着其中的滋味。他感到这一小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第三件事是吃到另一种“黄的”。“黄的”有两种，一种是玉米面、小米面做成的饼子。这种饼子在季羡林家里也不是能经常吃的东西，但相对来说还是有机会吃的。另一种是黍谷做成的黄黏糕，则一年只能见一次。他5岁时，为了能多吃一顿玉米面、小米面饼子，季羡林常给二大爷家打牛草。每当他这个不到三块豆腐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子，走进二大爷家的大门，便觉得是立了功，“赖”在二大爷家里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饭。黏糕-年糕，就是在二大爷家吃到的，但这种机会很难得，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这种好吃的东西：

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6］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季羡林虽然家境十分贫困，但父亲同祖父一样深知文化对于后代的重要性，他的希望就寄托在这根独苗苗身上。

大约在季羡林4岁到6岁间，父亲开始让他跟着别人学着认字。他家穷，上不起私塾，但邻居家有认得几个字的。印象虽然已经有些模糊，但季羡林还记得他认识的第一位老师是本村的马景功，“功”字有时也写作“恭”。马姓在官庄是比季姓大的姓氏，但也没有什么富裕人家。这位马景功肚子里大概也没有多少墨水，当时没教给季羡林多少知识，甚至连《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儿童启蒙读物，也没有教过，只不过教给他几个字罢了。因为自己的家徒有四壁，在家里既没有一本书，也没有见过带字的什么纸条子，认得的几个字，全是来自马景功。［7］季羡林：《我的童年》，见《季羡林小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就是教了这几个字，马景功的名字在季羡林脑海里永志不忘。

没有机会进私塾，也没有同窗好友，但季羡林有两个很要好的小伙伴，他们是邻居家的孩子：一个叫杨狗，一个叫哑巴小。杨狗是乳名。山东农村起乳名，男孩有以属相干支起的，如小虎、小狗之类。杨狗比季羡林大一岁，是1910年生人，这年农历是庚戌年-狗年，所以名字中有狗字。哑巴小姓甚名谁，已无法确知，只知道因为他是哑巴的儿子，便给了他这么一个诨号。农村的孩子不管男女，有时候都没有大名，只有乳名。季羡林自己的两个亲妹妹，只有一个有大名，就是季漱林。而另外一个则没有大名。

那时候，三个孩子家里虽然都很穷，但因为年龄小，从来不知什么叫愁苦。夏天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他们经常光着屁股在一起玩，在村南头屋后的水坑里凫水、捉知了、摸虾、打枣，几乎天天都泡在一起玩。

杨狗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去世之前仍然是一字不识的文盲。季羡林经常捎点钱接济他。而哑巴小，听说后来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功夫，蹿房越脊，飞檐走壁，还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身子悬空，围绕着大殿走上一遭。他杀富济贫，颇有点“英雄”气概。有一次他被官府捉住，在寒冬腊月天里剥光衣服，赤身露体，再浇上凉水，捆起来倒挂在梁上，一夜下来竟然还能活着。哑巴小虽然没有文化，但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所以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他最后被杀掉了。

5、母爱与乡情

6岁以前，季羡林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虽然有两个妹妹，但是他是季家唯一的男孩，在家里是受宠的。他和同龄的其他孩子一样在母亲跟前撒娇、淘气，有时也难免遭到母亲的怒嗔，但这正是母爱在另一方面的表现。

夏天，黄昏时节。小小的季羡林耐不住寂寞，常出去走走。房后面是一个大苇坑，汪洋一片水，差不多有一个小湖那样大。坑里丛生着芦苇，郁郁葱葱，密不透风。夏末，芦苇都顶着白茸茸的小花，望过去像一片银海。芦苇的稀疏处，能看到碧绿的水面。

季羡林经常在黄昏独自坐在这水边的芦花丛里，欣赏着水面反射的静静清光。不时有一两条小鱼冲出水面，喋唼着嬉戏在水面。一时兴起，他自然要下水洗洗澡，那种惬意是自不用说了。早晨，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水面还在闪着蓝黑色的光，显不出碧深的静美。季羡林经常早早起来，就沿着这水坑走去，很小心地向浅滩边上的水里看去。偶尔会看到，暗黑的水面下，有东西在发着白色的微弱亮光，伸手下去一摸，是一个又白又大的野鸭蛋。他兴冲冲地拿给母亲看，母亲的微笑在他童稚的心灵里开成了一朵花。

有时候，季羡林也淘气。母亲被逼急了，就跟在后面追着打。季羡林有的是对付母亲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赶快跳下水坑，站在水里，回头对着站在岸上的母亲。无可奈何的母亲，却被孩子这过分顽皮的举动逗笑了。母亲在岸上笑，儿子在水里也笑。矛盾于是化解，母子又重归于好了。

初秋，庄稼开始熟了。一望无际的鲁西北大平原上，谷子黄，高粱红。玉米啦，黄豆啦，绿豆啦，也都报告着丰收的喜悦。五六岁的季羡林最喜欢走进高粱地，他感到高粱很神奇，高粱比他的身体还要高出一倍多，走进高粱地，便有如同走进大森林的感觉。透过密叶的间隙，才能看到上面的蓝天。每天早晨朝露还未退去，季羡林便来到高粱地里劈高粱叶子。叶子上的露水，像一颗颗珍珠闪着淡白的光。有的大水珠，还能照出自己像一粒芝麻那样小的有点变形的面影，小小的他自然感到又新鲜又有趣。老玉米也长得比季羡林高出许多，踮起脚尖，才能掰到棒子。黄豆和绿豆都比小孩矮，他也喜欢在黄豆地、绿豆地里走。走在里面，他觉得爽朗，一点也不闷气，颇有一种趾高气扬之感。他喜欢在豆子地里帮助大人干点活。那时候，他总是缠着母亲，母亲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午饭以前，母亲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好把豆粒剥出来，回去煮午饭吃。季羡林也跟着母亲来到地里，正午时光，天高云淡，蝉声四起，蝈蝈也爬到豆枝上去，纵声欢唱着。空气中还飘拂着一股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香。太阳晒在身上，自然还有些热，但已不像盛夏那样令人难以忍受了，反而会给人一种暖烘烘怪舒服的感觉。跟在母亲身后，季羡林的兴致非常高。他跑来跑去，欢呼雀跃。一会儿，捉住一只蚱蜢，赶快拿给母亲看；一会儿，掐到一朵野花，也赶快拿给母亲看。玉米棒子上长个乌霉，他感到奇怪，一定要问母亲个究竟。有的豆荚长得又短又粗，也要向母亲追问原因。对这段生活，季羡林后来回忆说：

总之，这一片豆子地就是我的乐园，我说话像百灵鸟，跑起来像羚羊，腿和嘴一刻也不停。干起活来，更是全神贯注，总想用最高的速度摘下最多的绿豆荚来。但是，一检查成绩，却未免令人气短：母亲的筐子里已经满了，而自己的呢，连一半还不到哩。在失望之余，就细心加以观察和研究。不久，我就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妙，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上。［8］季羡林：《一双长满老茧的手》，见《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232页。

季羡林离开母亲后，母亲那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却时时出现在他眼前。公共汽车上，偶尔发现老妇人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他也马上会想到母亲的手，母亲的面影也就同时出现在面前。虽然只有六年的时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母亲的面容却是终生都不会忘记的。

季羡林6岁离开家后，虽然也有回去看望母亲的时候，但都住不了多长时间。

1933年初秋，离开母亲17年后，距离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有八年，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突然接到母亲逝世的噩耗。在火车里闷了一天，在长途汽车里又颠荡了一天，季羡林回到了八年未曾回过的故乡。踏上故乡的土地，路边的树丛里虽然还残留着一点浮翠，他已经看不到了。他看到的只是淡远的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从远处一看到在烟云笼罩下的小村，忽然想到死去的母亲就躺在这烟云里的某一个角落，便感到有一团烈焰在心里烧着，又感到好像严冬里的厚冰堆积在心头。他迷惘地撞进了自己的家，一切都在泪光里浮动。在寂寞冷落的屋子里，墙上满布着灰尘和蛛网，正中放着一个大而黑的棺材。棺材装走了母亲，也装走了季羡林的希望和幻影。

母亲去世不到一年，季羡林悲凉地写道：

母亲的死使我对一切都灰心。以前也曾自己吹起过幻影：怎样在十几年的漂泊生活以后，回到故乡来，听到母亲的一声含着温热的呼唤，仿佛饮一杯甘露似的，给疲惫的心加一点生气，然后再冲到人世里去。现在这幻影终于证实了是个幻影。……屋外是一个用黄土堆成的墙围绕着的天井。墙上已经有了几处倾地的缺口，上面长着乱草。从缺口里看出去是另一片黄土的墙，黄土的屋顶，黄土的街道，接连着枣树林里的一片淡淡的还残留着点绿色的黄雾，枣林的上面是初秋阴沉的也有点黄色的长天。我的心也像这许多黄的东西一样的黄，也一样的深沉。一个丢掉希望和幻影的人，不也正该丢掉生趣吗?［9］季羡林：《母与子》，见《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42页。

悲凉侵袭着季羡林这个年轻人的心，他只觉得自己的心，虽然像黄土一样的黄，却不能像黄土一样的安定。他被圈在一个小小的天井里。天井的四周，都栽满了树，榆树最多，也有桃树和梨树。他凝望着这些树，每棵树上几乎都有母亲修剪、砍伐过的刀痕。在被油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母亲生前吃剩的半个茄子、半根葱，还在案板上摆着。母亲用过的碗筷、手巾，依然还印有她的手泽和口泽。地面的每块砖上，几乎都印有母亲的足印。现在却是人去屋空了，他所能看到的只是母亲躺在棺材里。看不到，再也看不到母亲的身影会在榆树和桃树中间，会在这房间里，会在这黄的墙、黄的枣林、黄的长天之下移动了。

夜晚，季羡林枕着母亲曾经枕过的枕头，想着母亲怎样在这枕头上想着自己的儿子，怎样在这枕头上流着泪水。他枕着这枕头，再也止不住，流起泪来。他怎么也睡不着，朦胧中看到淡淡的月光从门缝里流进来，黑漆的棺材上反射出丝丝清光。这一天到了，这是乡间阴阳先生按照天干地支找出的所谓“好日子”。从早晨开始，季羡林就穿上了白布孝衫，听着一个人的暗示。暗示他哭，他就跪在地上，冲着棺材嚎啕地哭上一阵；正哭得淋漓的时候，又暗示他停止，他也只能顺从地收了眼泪。就这样，不知循环了多少次，被这个人牵着东走西走，跪下又站起，站起又跪下，一直弄到莫名其妙，不知该是站起还是跪下，终于看到有几十个人去抬母亲的棺材了。跟着棺材，沿着水坑，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到了墓地。在墓地又被人拖着转了几个圈子，不知道怎的脑筋里一闪，又让人给拖到家里来了。

母亲活着时，不在身边；母亲去世，总算赶回来为母亲送了葬。季羡林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后来季羡林就是到德国留学，也时常在夜里梦到母亲，会哭着醒来。他经常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听别人告诉他，母亲说过一句话：“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10］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载《东方》1994年第4期。

这一句不是他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都回荡在他的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从这句话里，季羡林领悟出：母爱是一种最无私的爱。他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享受到这种永远抹不掉的母爱，享受到人世间这最真挚的爱……

季羡林在临清只待了六年，到底在临清受过多少文化的熏陶，谁也无法说得清楚。留在他心中的印象，是故乡的姣好，还有故乡的贫穷。

小时候，季羡林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他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在故乡望月，他从来不同山联系。苏轼在《赤壁赋》里所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完全是他无法想象的。

官庄虽是个小村，但有很多湖坑水湾，几个大苇坑几乎占了小村面积的一半。在季羡林这个小孩子眼中，这些苇坑虽不能像洞庭湖，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所写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

到了夏夜，季羡林便来到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他常常待在自家的天井里等候黄昏的来临。他坐在很矮的小凳上，看墙角里渐渐暗了下来，四周的白墙上也布上了一层淡淡的黑影。幽暗中夜来香的花香一阵阵地沁入他的心田，天空里不时地有蝙蝠在飞着、嬉戏着，屋檐角上的蜘蛛网映着灰白的天空。朦胧中网上的线和黏在上面的小生物依稀可见，在不经意的时候蓦地再一抬头，暗灰的天空里已经嵌上眨着眼的小星星了。有时候，季羡林也和小伙伴们在村外玩。在一棵古柳下面，点上一堆篝火，然后将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都往火堆上飞落。白天常用嚼烂的麦粒做成的黏筋去黏知了，这可比晚上用火堆吸引难得多了。为此，季羡林天天盼望着黄昏早早来临，一到晚上便玩这种游戏，经常是乐此不疲。到更晚一点的时候，季羡林便常走到苇坑边上，抬头去看那晴空中的一轮明月，只见月亮清光四溢，与苇坑水中的那个月亮正好相映成趣。他当时还没背过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没背过秦观的“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也没背过欧阳修的“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千种花”和郑板桥的“夜深更饮秋潭水，带月连星舀一瓢”，自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当然也更不知道朱熹的所谓“月印万川”那样的哲学问题。但他仍然顾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流连忘返，玩很久才回家睡觉。梦中，他还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后来，季羡林到过几十个国家，在不同的地方看过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那里的月亮虽然美妙绝伦，但是看到它，他立刻想到故乡苇坑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他都感到，这个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他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他离开自己的故乡多少万里，他的心一想到这轮小月亮，就仿佛飞回到了故乡。他在心中默念着：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11］季羡林：《月是故乡明》，见《季羡林小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

冬天家中天井里满铺着白雪。季羡林常蜷伏在屋子里，他看到白色的窗户纸渐渐灰了起来，炉子里的火焰渐渐红起来、亮起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不是黄昏了。这时，他常常从风门的缝里望出去，看灰白的天空，和那灰白的盖着雪的屋顶。半弯惨淡的凉月印在天上，虽然有点凄凉，但仍掩饰不了黄昏的美丽。

所以，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季羡林都忘不了对黄昏的赞美：

(黄昏)漫过了大平原，大草原，留下了一层阴影；漫过了大森林，留下了一片阴郁的黑暗；漫过了小溪，把深灰的暮色溶入琮琤的水声里，水面在阒静里透着微明；漫过了山顶，留给它们星的光和月的光；漫过了小村，留下了苍茫的暮烟……给每个墙角扯下了一片，给每个蜘蛛网网住了一把。

在门外，它却不管人们关心不关心，寂寞地，冷落地，替他们安排好了一个幻变的又充满了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朦胧，微明，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它给一切东西涂上银灰的梦的色彩。牛乳色的空气仿佛真牛乳似的凝结起来。但似乎又在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流动着。它带来了阒静，你听：一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但是死寂吗?却并不，再比现在沉默一点，也会变成坟墓般的死寂。仿佛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优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压在人们的心头，灰的天空像一张薄幕；树木，房屋，烟纹，云缕，都像一张张的剪影，静静地贴在这幕上。这里，那里，点缀着晚霞的紫曛和小星的冷光。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里亮唳的鹤鸣；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像一切美到说不出来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足，只能意会；意会之不足，只能赞叹。［12］季羡林：《黄昏》，见《季羡林小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真的，季羡林故乡的黄昏，简直就是一首诗!

季羡林常说，我是地之子，我渴望着再回到大地的怀里去。故乡的黄昏那么优美，故乡的平原那么辽阔，故乡的童趣永远让他回味无穷!

单说这乡间的路，就有说不尽的乐趣。小时候的季羡林，一边走在乡村的路上，一边欣赏着似水的流云笼罩着远村，欣赏着金海似的麦浪。后来他走过其他许许多多的路，看红的梅，白的雪，潋滟的流水，十里谡谡的松壑，死人的蜡黄的面色，小孩充满了生命力的踊跃。在这许许多多的路上，他接触到种种面影，熟悉的，不熟悉的，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他走着的时候，蓦地成轻烟、成细雾、成淡淡的影子，储存在他的记忆里。有的则干脆被埋在回忆的暗陬里，忘了。只有这故乡村间的小路，是他永远永远也不能忘的。这种体会，没有乡情的人，是断断不会有的。

故乡的秋，是更有韵味的。季羡林小时候常喜欢走到场院里去。豆子、谷子、高粱已经熟透，它们都从田地里被牛车拖了回来，堆成一个个小山似的垛。谷子堆，黄黄的；高粱堆，红红的；豆子堆，褐褐的，豆荚在日光下毕剥地炸裂着。周围是飘浮着云烟的田野，屋后的水坑里是银白的一片秋芦，一切都充满了静态的美。谷穗摊在场院里晒干了，老牛拖着石碌碡在谷场上转，有节奏地左右摆动着头。毛驴也摇着耳朵，在拉着车走。中午小憩时，老牛被拴到柳树下，稍一沉心，仿佛能听到老牛的喘气声。柳树上的蝉，曳长了声在鸣着。风从刚刚割净了庄稼的田地里吹过来，带着泥土的香味，一切似乎又都充满了流动的美。过午时分，季羡林常沿着房后的大坑去踱步，看银色的芦花在阳光里闪着光，看天上的流云，看流云倒在水中的影子。芦花流着银光，水面上反射着青光，夕阳的残辉照在树梢上发着金光，一切都沉默。夏花之绚烂，秋叶之静美，均在这里达到了和谐。

季羡林的童趣，在兔子身上得到更为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清楚地记得，官庄的许多人家里都养着一窝兔子，而唯独他家没有。越是自家没有的东西就越感到新奇，也就愿意去看个究竟。季羡林就喜欢到别人家去看兔子。邻居家在地上掘一个井似的圆洞，不深，在洞底再开几个向旁边通的小洞，兔子就住在里边。他家里没有这样的洞，也没有兔子，他每次便只能随大人去别的养兔子的邻居家里去玩。当大人们在扯不断拉不断，絮絮地谈得高兴时，季羡林则总是放轻了脚步，走到洞口偷偷地向洞里面瞧。小兔正在洞底的小洞口徘徊着，白的最好玩，黑影里眼睛红亮得好看，透亮的长耳朵左右摇摆着，三瓣嘴也仿佛战栗似的颤动着，在嚼着菜根呀，豆芽呀之类的东西。兔子看到洞上边有人影，便迅速地跑进小洞里去，像一缕缕白色的、黑色的烟。他再伏下身子去看，在洞底的薄暗里，便只能看见一对对莹透的、宝石似的眼睛。真喜欢这种可爱的小动物，但季羡林故乡的家里，始终没有这种小动物。直到随叔父去了济南，才圆了一个自己养兔子的梦。

季羡林在官庄的家里，没养过兔子，但他记得母亲养过一条狗。

季羡林小时候住在官庄村里，终日与狗为伍。那时，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狗这种东西有什么稀奇的地方。狗是食肉目犬科动物，有强腭、利齿、健腿，嗅觉和听觉敏锐，既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又有集群合作的本能。狗的健康和正常心理发展，决定于它与群中其他成员间的关系。狗是最早的家养动物，难以换群换主，难以在野外独立生活。狗可分为猎犬、看守犬、警犬、牧羊犬、玩赏犬、表演犬、赛犬、向导犬、拉橇犬和科学实验犬。对狗的这些知识，少年的季羡林并不知道，甚至也没有想去知道，但狗却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母亲去世时季羡林回故乡为她送葬。故乡的家中已经空无一人，母亲养过的一条狗仍然日日夜夜地守卧在家门口。女主人已经离开人世，再没有人喂它了。它好像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它却宁愿忍饥挨饿，也决不离开那个破烂不堪的家门口。黄昏时分，季羡林从村里走回家，屋子里停放着母亲的棺材，门口卧着这一只失去了主人的狗。它泪眼汪汪地望着季羡林这个失去了慈母的孩子，有气无力地摇摆着尾巴，嗅他的脚。他一下子感到，茫茫宇宙好像只剩下这只狗和他自己。面对此情此景，季羡林连泪都流不出来了。他流的是血，而这血还是流向他自己的心中。他想到本来应该同这只狗相依为命，互相安慰，但他必须离开这个小村庄，而又无法将它带走。离别的时候，季羡林紧紧地搂住了这只狗。他因为遗弃了它，而受到良心的谴责。

直到今天，季羡林一闭眼，便想到了这只狗，有时还会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他离开家以后，这只狗是决不会离开这个破烂的家门口的，而它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母亲有灵，会从这只狗身上，得到他这个儿子无法给她的慰藉。［13］季羡林：《尼泊尔随笔》，见《季羡林小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10页。

从此以后，季羡林爱天下的一切狗，甚至延及一切植物、小动物、天地万物，博大无私的胸怀使他加深了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

既有姣好，也有贫穷，故乡是一个复合体。

季羡林自己常说，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有的只是一片灰黄。

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经过长期反复的考虑，终于冒着溽暑，带着哮喘，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在临清看到绿树满院，浓阴匝地，鲜红的花朵在骄阳中迎风怒放。在这里，他看到了南国的青翠与红艳，眼睛一下子亮起来，心头洋溢着快乐的激情，便情不自禁地写道：

我记忆中的临清不是这样子的，完完全全不是这样子的。我生在过去独立成县、今天划归临清的清平县。在那个地方，除了黄色和灰色之外，好像什么都没有。我把自己的回忆翻腾了几遍，然而却找不出半点的红色。灰色，灰色，弥漫天地的灰色啊!如果勉强去找的话，大概也只有新娘子腮上涂上的那一点点胭脂，还有深秋时枣树上的黄叶已将落尽、在树顶上最高枝头剩下的几颗红枣，孤零零地悬在那里，在冷冽的秋风中，在薄薄的淡黄色中，红艳艳，夺人眼目。［14］季羡林：《临清县招待所》，见《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6页。

这样的一个故乡，姣好与贫穷交织在一起。它既给季羡林无穷的乐趣，使他始终对故乡有一种亲情，又让季羡林无时无刻不牵肠挂肚，到济南、到北京、到国外，也永远想着自己的故乡，一想到家乡的贫穷，就忧从中来，他也就能始终如一地为故乡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他希望看到红色的故乡，在自己眼前出现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灿烂夺目，熠熠生光，使残留在脑海里的那种灰色——弥漫天地的灰色，一扫而光，只留下红彤彤的一片，宛如黎明时分东边天空的朝霞。［15］季羡林：《临清县招待所》，见《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70页。

这就是季羡林对居住了六年的故乡永久的一种美好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