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在清華大學讀大三的一個學期，季羨林寫了一篇散文《枸杞樹》，請李長之幫忙看一看，結果李長之認為這篇散文寫得還不壞，就寄給了沈從文。在李長之那裏，季羨林看到沈從文的信，他說稿子收到了。當時季羨林的感覺是這篇文章不會刊登，也搞不清什麼原因，他心裏很痛苦。但是到了第二天，文章居然刊登了。他萬沒有想到會登得這麼快，而且還有幾個人誇，這簡直讓季羨林有點飄飄然了。但是接著他又感到很懊喪，心裏想倘若這文章不刊登，自己以後寫文章大概也不會起勁，也許乾脆就不再寫了。文章沒有刊登以前，李長之告訴他沈從文很想認識他，但覺得不好去見面。現在登出來了，覺得萬事皆了了。

丁玲1932年在《文學月報》上發表了《夜會》，其婉約的風格，奔放於紙上的熱烈的情感，被認為是抓住了時代青年的心而使之奮起的。鄭振鐸、靳以和巴金等人主辦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發表了季羨林《兔子》和《夜會》的書評。這篇評《夜會》的文章發表以後，《世界日報》有人發表文章罵他。又聽李長之說，從巴金那裏得來消息：姚蓬子看見那篇文章非常不高興。季羨林知道以後，心裏頗不痛快。後來在李長之那裏看到沈從文的信，沈從文也很不滿意。這樣一來，季羨林更難過了。倘若別人這樣說，他可以罵他。而沈從文則不然，他是非常尊敬他的。於是他趕緊給沈從文寫了一封長信，對這篇文章的寫作進行辯解，他不希望自己崇拜的人對自己有絲毫的誤解。他很快接到沈從文的回信，這封信上說對他坦白誠懇的態度很佩服。這封信寫得很長，勸他寫批評文章要往大處看。看了這封信，季羨林心裏踏實了。《文學季刊》再版時無端地撤出了這篇文章，季羨林更為不高興。據說，後來才有人告訴季羨林，是巴金從茅盾處得知魯迅對在這種時候發這篇文章不大滿意，便在這一期季刊再版時將它抽去了。由此還引發過季刊內部的一些矛盾，巴金也在所不顧。

季羨林當時是一個窮學生，沈從文是著名的作家。社會地位雖不能說如雲泥之隔，畢竟差一大截子。沈從文當時已經是名人，可是他一點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擺，這使季羨林非常感動。他同張兆和結婚時，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擷英番菜館設盛大宴席，季羨林居然也被邀請。當時出席的名流如雲，證婚人是胡適。從那以後有很長的時間，他們並沒有多少接觸。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沈從文在昆明住了很久，任西南聯合大學國文系教授。彼此音訊斷絕，他的作品季羨林也讀不到了。但是，有時候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季羨林在饑腸轆轆、機聲嗡嗡中，竟會想到他。季羨林還是非常懷念這位可愛、可敬、淳樸、奇特的作家的。

1946年深秋，季羨林終於回到了離別十幾年的北平，沈從文也在這時從雲南復員來到北京大學，他們同在一個學校任職。季羨林住在翠花胡同，沈從文住在中老胡同，離學校都不遠，他們也相距很近，見面的次數就多了起來。沈從文曾請季羨林吃過一頓相當別致、終生難忘的飯——雲南有名的汽鍋雞。鍋是他從昆明帶回來的，外表看上去像宜興紫砂，上面雕刻著花卉書法，古色古香，雖系廚房用品，卻古樸高雅，簡直可以成為案頭清供，與商鼎周彝鬥豔爭輝。就在這一次吃飯時，有一件小事給季羨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麼東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弄開。沈從文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這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勁，有點土勁，並不高雅，並不優美，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從文的個性。在達官貴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季羨林卻欣賞的正是這一種勁頭。他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同那些只會吃西餐、穿西裝，卻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並不覺得低他們一等。還有一件小事，讓季羨林也憶念難忘。有一次，他們到中山公園去遊逛，要了一壺茶。季羨林正要拿起壺來倒茶，沈從文連忙搶了過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壺中，說只有這樣才能把茶味調得均勻。這當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瑣細中不是更能看到沈從文的精神嗎？

這以後，他們共同經歷了北平解放這件大事。在這前後，沈從文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之外，還擔任天津《益世報》，北京《經世報》、《大公報》等報文學副刊的編輯。只是他覺得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工作方式，都越來越落後於社會現實，所以創作逐漸減少。在迎接建國這個關鍵時刻，沈從文沒有逃跑的打算。他的心情是激動的，雖然他並不故做革命狀以達到某種目的，他仍然是樸素如常，可是厄運還是降臨到他頭上來。對沈從文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郭沫若《斥反動文藝》一文，刊發在1948年香港出版的《抗戰文藝叢刊》第一期上。文章斥責他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還說沈從文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同期《抗戰文藝叢刊》還刊登了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沈從文的《熊公館》發表在《國聞週報》上，沈從文與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是同鄉兼遠親。馮乃超的文章說沈從文稱道熊希齡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樸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是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清客文丐傳統”。兩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前面雖然有一段相當長的修飾語，但他“一瞥”之下，就把沈從文“瞥”成了“粉紅色的小生”。沈從文好像是當頭挨了一捧，從此被“瞥”下了文壇，再也沒有資格寫小說了。這篇文章對沈從文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正躊躇滿志醞釀宏偉寫作計畫的沈從文以沉重打擊。1949年初，北京大學校園裏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標語。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懾於文章標語的凜然氣勢及對其背景的憂懼，沈從文吞服了煤油，用利器割傷了喉頭和兩腕的血管，自殺卻並未致命，但是一連好幾天，他都昏迷不醒。從此以後他退出了文壇。

一位叫馬逢華的人1953年初春寫的《懷念沈從文教授》，引用了季羨林對沈從文說的一段話：“咱們都像是下了鍋的螃蟹，只等人家加一把火，就都要變紅了。”可見沈從文被“瞥”下文壇，已經波及到季羨林，引起他內心的恐懼了。一個慣於舞筆弄墨的人，一旦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他心裏是什麼滋味，誰也說不清。沈從文並沒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文學作品不能寫，還可以幹別的事嘛。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又是一個閒不住的人，他轉而研究起中國古代的文物來，什麼古紙、古代刺繡、古代衣飾等，他都研究，憑了他那一股驚人的鑽研能力，他就在新開發的領域內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他那一本講中國服飾史的書出版以後，一時洛陽紙貴，受到國內外一致的高度讚揚。他自己也寫章草，又成了一個書法家。

季羨林後來沒有去拜訪過沈從文，偶爾在什麼會上，甚至在公共汽車上他們會相遇，他感到非常親切，沈從文好像也有同樣的感覺。他依然是那樣溫良、淳樸，時代的風風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什麼痕跡，說白了就是沒有留下傷痕。一談到中國古代科技、藝術、文物等，他就喜形於色，眉飛色舞，如數家珍，娓娓而談，天真得像一個大孩子。季羨林心裏曾幾次動過念頭：去看一看這一位可愛的老人吧！他卻始終沒有行動。

第七章負笈德國遊學

談到工作態度，我的德國老師都是楷模。他們的學風都是異常地認真、細緻、謹嚴。他們寫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討論，然後才發表。德國學者的“徹底性”（Gru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對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後來由於環境關係，我沒能完全做到。真有點愧對我的德國老師了。

——《季羨林自傳》

1、無奈時的轉折

1934年季羨林在清華大學面臨畢業的時候，出現了兩大難題：其一，在濟南河務局小清河水文站當站長的叔父剛好在這時失業，家中的經濟來源幾乎中斷；其二，他自己陷入畢業即失業的困境，大學畢業生就業並不容易，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受到歧視，文科畢業生找工作就更難。正在走投無路之時，季羨林從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時期的老同學、正在北京大學數學系讀書的王聯榜那裏聽到，北京大學歷史系應屆畢業生梁竹航曾說，已經在山東省立高級中學當了兩年多校長的宋還吾希望他能夠到母校任國文教員。

宋還吾（1894—1938），是一位年輕早逝的風雲人物，出生於書香之家，1918年從山東省立第六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親身經受了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洗禮。1922年北京大學畢業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文學專修科任主任教師，經常向學生宣傳新思想。1928年任設在曲阜的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1929年6月8日該校因為排演《子見南子》一劇，得罪了“聖裔”孔傳鋼等人。他們郵呈國民政府教育部，控告宋還吾“侮辱宗祖孔子”的罪名。《子見南子》這部獨幕話劇，是林語堂根據有關孔子見衛靈公夫人南子的歷史記載編寫而成，最初發表於1928年11月《奔流》第一卷第六號。於是，宋還吾1932年改任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校長。

那天在北京大學二院的門口，季羨林聽了王聯榜帶來的消息以後非常高興，但他還有個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能夠入一年研究院，覺得自己想從事的事業才剛剛開頭，如果離開北平就不容易繼續下去；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回濟南做高中教員，這樣對家庭固然有個交代，對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也可以告訴他們自己還餓不死。他後來接到王聯榜的信，說聘請他做高中教員大概有成的可能。但是他轉念一想，倘若真成了，學生生活將於此終結，因此頗有淒然之感。他到北京大學去拜訪王聯榜，也見到了梁竹航。梁竹航說宋還吾的信上說請季羨林做教員，不是像他原先想的是教英文，而是教國文。後來梁竹航來到清華園正式告訴他，宋校長托他詢問季羨林是否願意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時，他又擔憂起來，自己學的那套洋玩意教高中語文能行嗎？季羨林因為在各種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散文，幾乎被炒作成了作家。而那時有一種邏輯，凡是作家肯定國文好，自然就能夠教國文課。梁竹航走後，他向李長之徵求意見，結果李長之沒有一個明確的答復，只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他自己決定答應了再說，反正總是會有辦法的。他就給王聯榜復信，答應可以到山東省立高級中學去，儘管他覺得有點冒險，但也管不了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