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緊張的心情之中，季羨林好歹熬到了第二學期的末尾，但是下學期的飯碗已經沒有指望了。季羨林陷入了極度的恐懼之中，他已經不可能與宋還吾“共進退”了。既然這樣，他離被解聘還遠嗎？

2、“大鬍子”馮友蘭給了根救命稻草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正在季羨林無路可走的時候，清華大學要派留學生去德國留學，季羨林沒有經過考試就被錄取了。消息傳到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校園裏掀起了一個不小的波瀾。宋還吾一改對季羨林不滿意的態度，對他也刮目相看了。這位校長表現出異常的殷勤，聽說費用不足，親自帶季羨林去找何思源，希望能夠讓教育廳長給點資助。但是不善交際的季羨林，這次又被“沉默”害了，他們沒能爭取到何思源的支持，只能空手而歸。宋還吾雖然有點失望，但熱情依舊。他親自設宴為季羨林送行，這倒讓季羨林感到有些不知人情冷暖了。

從總的方面來說，宋還吾對季羨林還是不錯的。季羨林沒有參加幫派鬥爭，他對季羨林不滿意也是實情。如果沒有這個實情，季羨林可能也不離開山東省立高級中學，那樣也就可能沒有他的今天。實際上，是宋還吾給季羨林成為“大雜家”提供了又一個偶然的機會。這可能就叫命中註定吧！

季羨林從在山東大學附設高中上學的第一學年起，就開始讀馮友蘭的《人生哲學》。他當時剛滿15歲，既不懂人生也不懂哲學，但是對開設的人生哲學這門課很感興趣，從此將馮芝生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腦海裏，認為他是一個高不可攀的人物。1930年季羨林進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選修了哲學系金嶽霖的邏輯課，而哲學系主任是馮友蘭。馮友蘭（1895—1990），1912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1919年赴美留學。他回國後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長兼哲學系主任。抗日戰爭期間，他任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長。1952年後他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23年夏，馮友蘭以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順利通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是年秋回國後，他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寫成《一種人生觀》，1924年又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使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相結合。季羨林在高中第一學年時讀的《人生哲學》就是這部教材。季羨林在清華大學的第四學年，馮友蘭近一年的時間在國外。按照當時的規定，在清華大學擔任教授滿五年，可以出國休假一年，由學校發給往返路費，享受公費留學生的待遇。馮友蘭從1928年到清華大學，已經滿五年了。他接到英國各大學中國委員會的邀請，希望他去英國講授中國文化。1933年9月他乘船去歐洲休假，先在英國各大學講學，後來遊歷法國、瑞士、德國、奧地利、蘇聯，1934年10月回到清華大學。季羨林畢業離校的時候，馮友蘭尚在國外。季羨林基本上沒有聽馮友蘭的課，他的那套東西，季羨林覺得玄，他喜歡的是考據和辭章，唯獨不喜歡義理。而馮友蘭則恰恰擅長義理，所以在學術方面好像不是同道。1935年夏天，馮友蘭正在與德國進行洽談，促成清華大學與德國的大學之間建立交換留學生的制度，最終與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一份合同：雙方交換研究生，學制兩年，路費、制裝費本人負擔，食宿費相互由對方負擔。德國留學生在中國每月30塊大洋，中國留學生在德國每月120馬克。條件對雙方的學生來說都不理想，30塊大洋相當於今天的人民幣600多元。德國的120馬克也只能勉強支付食宿費用，而官費的留學生則是每月800馬克，這簡直是天壤之別。

在清華大學上學期間，尤其是在大三的時候，季羨林經常考慮出國留學的事情。清華大學的學生本來覺得念了清華大學，有一種屁股上長尾巴的神氣，絕對沒想找不到職業的困難。1932年暑假，當季羨林在濟南知道同鄉許振德去美國留學回國找職業碰了壁後，他渾身出了冷汗。他把許振德找不著工作與去美國留學聯繫起來，就有一種不去美國留學的想法。後來，他又看到《論語》雜誌（第五期）上發表的林語堂寫的《論美國大學》，更堅定了不去美國留學的想法。他對美國留學生總感到輕蔑，他們穿的是虎皮，皮裏是狗是貓，又有誰知道呢。大三的時候，他下決心念好德文，將來只要有一點機會，非到德國去一趟不可，把希望全部放在了德國。這次好不容易來了機會，雖然待遇低，但已經顧不上考慮那麼多了，好不容易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只能不鬆手了。他很快通過清華大學報了名，當時出國留學只需學校批准即可。結果使他喜出望外，因為在校期間他主修的是德語專門化，四學年的德語成績都是優，所以不用再通過留學考試就被錄取了。

季羨林沒想到夢寐以求的出國留學夢就要實現，他著實狂喜了一陣子。但在狂喜之後，他開始考慮現實問題：由於叔父已經失業，由此造成家庭經濟瀕臨危急，而且濟南家中叔父、嬸母，臨清家中的父親、妻子彭德華、女兒婉如、兒子延宗，老的老，小的小。有他在，160塊大洋完全可以維持；他一走，全家的生活靠什麼來維持呢？他想到這些，又憂心如焚了。季羨林把這個重大問題交給全家討論。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竟然得到全家的一致同意。全家表示他們咬咬牙就過去了，不就是兩年嗎？過上兩年緊巴日子，只要不餓死，就能迎來勝利的曙光。尤其叔父是個知書達理的人，極為重視家庭門第觀念，他下功夫培養季羨林，就是要讓他為祖宗門楣增添光彩的。現在一塊金光閃閃的“洋翰林”的牌子馬上就要掛到季家了，這樣的機會怎麼能夠輕易放過呢？全家下定了決心，出國的事就這麼確定了。他當時的心情，與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相比，又自有不同，別是一番滋味。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仿佛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他覺得自己身上一鍍金，則能左右逢源，所向無前。這時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色的光澤了。［1］季羨林：《我的心是一面鏡子》，載《東方》雜誌1994年第4期。

我忽然感覺到，我簡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範進，雖然還缺一個老泰山胡屠戶和一個張鄉紳，然而在眾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覺得非常可笑。我雖然還沒有春風得意之感，但內心深處是頗為高興的。［2］季羨林：《留德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頁。

馬前桃花在召喚季羨林，遠看是那麼鮮豔，但是走近以後，會是什麼樣子呢？一個未知數又擺在了他面前。

這玫瑰色的光澤，很顯然是馮友蘭給帶來的。馮友蘭成為決定過季羨林命運的恩師之一。在北京辦理完出國手續之後，季羨林利用走前的間隙，拜訪幾位老師，和他們告別。季羨林很自然地想到的是馮友蘭。他和李長之一起去看了馮友蘭。

在季羨林出國留學後，馮友蘭從1939年到1946年七年間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六書”：《新理學》（1937年）、《新世訓》（1940年）、《新事論》（1940年）、《新原人》（1942年）、《新原道》（1945年）、《新知言》（1946年）。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和完善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季羨林與馮友蘭都在北京大學工作，他們之間瞭解得更多了。在季羨林看來，馮友蘭治中國哲學史的那種堅忍不拔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為了這門學問，馮友蘭不知遭受過多少批判，他提倡的道德繼承法，甚至受到過“詭辯式”的嚴厲批判，但他並沒有被壓垮，還同時能在幾條戰線上迎戰。他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經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馮友蘭的這種精神，季羨林非常讚賞。

3、與喬冠華一起踏上遊學路

想不到多年的夢想成真終於要去德國留學了。

出國以前他答應了一件事，就是為儲安平辦的雜誌寫稿。季羨林與儲安平是朋友。上世紀30年代中期，儲安平編過《文學時代》這一文藝月刊，季羨林正準備去德國留學，答應到德國給他寫文章，後來給這本刊物寫了《表的喜劇》。儲安平在發表這篇文章的同時，將季羨林寫給他的兩封信，也在《編輯後記》中發表了，當時季羨林已在德國。儲安平說：“我們得懇切地感謝季羨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樣遙遠的地方，竟然沒有忘了我們這一個稚嫩的刊物，我們在籌備本刊出版的時候，正是他在籌備去國外的時候。……他臨走時候說，他到了德國，第一篇文章就給我們，我們真得敬佩這樣一位守諾的朋友。”季羨林的這兩封信因為是夾在“編輯後記”中發表的，很少為人注意。文中有兩句話：“俄國人民是好人民個個都有朝氣。政府卻是個怪政府……使你沒有自由。”因為有這樣的交情，40年代中期，儲安平在上海辦《觀察》，季羨林是封面底下列名的78位撰稿人之一，給《觀察》寫文章，其中《論現行的留學政策》，是批評當時的留學政策的。《觀察》1950年復刊時，還寫過一篇《把學術還給人民大眾》。（謝泳《天涼好個冬》，載《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版）

德國留學的同伴是喬冠。

傑出外交家喬冠華（1913—1983），16歲時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為同級中年齡最小的學生。在清華大學期間，喬冠華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但是他並沒有參加太多的實際活動，基本上是一個書呆子，他專心致志地讀書。到了1933年三四月間，由於日軍侵入古北口，北平城內已經是一片恐慌。學校決定1929級的學生提前畢業，也不舉行畢業考試了，只交一篇論文就可以畢業拿到文憑。喬冠華畢業後由日語教授錢導生幫忙，得到一個公費留學的機會去日本留學。他在日本留學期間，由於涉嫌與日本共產黨有聯繫，在1935年夏天，被日本員警押送回國到上海。這以後喬冠華又來到北京，他從金嶽霖那裏得知，馮友蘭同德國達成了交換留學生的協議，哲學系還有一個名額沒有確定。經金嶽霖推薦，馮友蘭同意，他也得到西去德國留學的機會。

在清華大學上學期間，季羨林和喬冠華只是認識，來往卻並不多。這次要一起去德國留學，於是兩人結伴乘火車去天津，到德國領事館辦理簽證手續。因為需要途徑俄國，所以也要到俄國領事館辦簽證。手續非常簡單，領事館辦簽證的人只是簡簡單單問了幾句話，就含笑握手，祝他們一路順風。幾分鐘就把出國手續辦完，只等著出發的日子了。清華大學的幾個老同學林庚、李長之、王錦弟、張露薇，在北海公園為他們送行。老同學在畢業一年後又聚在一起，臧否人物，指點江山，意氣風發，興高采烈，簡直成了主宰沉浮的英雄。在北海公園整整玩了一天，老同學才盡歡而散。

1935年8月31日，老同學把季羨林、喬冠華送到了前門火車站，這裏是他們萬裏旅程的起點。他們要從這裏經過我國東北，再借道蘇聯才能到達德國。火車還要在中途的山海關停留，當時山海關屬於“滿洲國”，到了這裏必須填“過境”手續。然後火車開到哈爾濱，所有的乘客都要下來，在這裏住兩天，換乘蘇聯的火車。

在哈爾濱等著換車的時候，同行的清華大學校友敦福堂出盡了洋相。他是這次派出德國的三個留學生之一，也和季羨林、喬冠華同行。此公學的是心理學，但是自己卻是個“馬大哈”。他下車去領行李要離開車站，到了行李認領處才發現托運單丟了。他們三個人急得團團轉。另外同行的還有三個去英國留學的，包括王竹溪在內，也幫忙到處找。六個人都是心急如焚，他們沒有辦法，便去找站長，用六個人所有的證件證明，才算領出了行李。到了旅店，好歹安頓下來，大家還都餘悸未消，這位敦公偶爾一掏口袋，行李托運單卻赫然具在，大家啼笑皆非，而此公卻怡然自得。這以後此公不是丟護照，就是丟別的東西，但是最後又都化險為夷。六個人在一個車廂裏，最愉快的事就是在一塊兒聊天。本來他們分住在兩個包廂裏，為了聊天他們就湊到一起。六個人在清華大學都是同學，但因為在校時專業不同，所以沒有什麼來往。這時都擠在一個車廂裏，就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學物理的，學哲學的，學文學的，學外語的，專業的隔膜全沒有了，上天下地，聊起大天來。他們都是二十三四歲的年輕人，閱世不深，每個人面前都有一個未知的世界，猶如堆放著玫瑰花。他們的心幾乎是透明的，說起話來，全然沒有談不來的時候。小小的車廂裏往往笑語不斷，其樂融融，也就忘身處異域之地了。說話累了，他們就下棋。物理學家王竹溪是象棋高手，其他五個人輪番單獨和他下，都不是他的對手，一律全部是輸。後來五個人聯合起來和他一個人下，一律還是輸。喬冠華是個聰明才子，結果他的哲學也沒能幫上他的忙。車上的這些天裏，王竹溪一直是“常勝將軍”。其他五人則一直是手下敗將，沒有贏得一局。

他們經過14天的長途旅行來到了柏林。敦福堂又丟了護照，後來在口袋裏失而復得。清華大學校友趙九章去車站迎接他們，把他們的一切手續都幫著辦了，並且安排他們住到了康德大街的一個叫“彼得”的公寓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