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慶祝林庚90誕辰的祝壽會上，最感動人心的是一種真摯默契的情感。季羨林與林庚的友誼也有整整的70年了，他深情地憶起當年和林庚、吳組緗、李長之四人在清華大學結下的友誼，笑稱那時的他們還是“四個孩子”。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各個人都不示弱，都吹自己的文章好，這個是神來之筆，那個是妙筆生花。他們四人之間沒有任何芥蒂，幾乎是全無遮擋。有一次，林庚寫了一首詩，其中有一句“襲來了什麼什麼”，李長之和他爭論，認為“襲”字不如“籠”字，“籠來了什麼什麼”，有一“籠”字，境界全出。［8］季羨林：《季羨林文集》（第2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頁。

季羨林特別讚賞林庚的“童心”，他說林庚自少到老都充滿了“少年精神”。他們自在清華大學被稱為“四劍客”以來，季羨林對林庚可謂知之甚深，因而描畫也最真切。正如同為林庚老友的任繼愈所說，他們一顆童心尚在，絲毫不為世故所沾染。大概也唯因如此，林庚才能在晚年依然不斷寫出“藍天為路，陽光滿屋，青青自然，劃破邊緣”這樣美麗清新、充滿情趣的詩句吧。林庚的弟子袁行霈曾說：“林先生不僅有詩人的氣質和學者的襟懷，還有寶貴的哲人的智慧。我追隨林先生多年，從林先生那裏學到了許多知識和做學問的方法，也受到多方面的薰陶，學到做人的道理。林先生總是高揚精神的力量，力求擺脫物對人的約束。盛唐氣象、少年精神、青春氣息……林先生一貫提倡的這些，都是人類精神的精華。他的詩歌和學術都在鼓蕩精神的力量，他的全部努力集中為一點，就是呼喚和歌唱以充沛的創造力為標誌的青春。”［9］張潔宇：《文邊小語“藍天為路陽光滿屋”——林庚先生九秩壽誕華會側記》，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正是這種精神的力量和青春的熱情，拉近了師生之間的距離；也正是這些，使林庚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受益終生。

李長之是季羨林一生中最早的同學和朋友。李長之既是詩人，也是一位文藝批評家。他是季羨林在濟南時期的小學同學，後來又是清華大學的“四劍客”之一。他們之間的關係在同學中是非常親密的，互相以兄稱呼。李長之(1910—1978)，山東利津人。季羨林認識他的時候，只有八九歲，他們同時入濟南第一師範附屬小學。季羨林是從私塾轉入新式小學的，他一點也不知道學習，只是終日嬉戲，並不努力去念書。他經常和李長之在一起玩。當時的校長是王祝晨，他是有名的新派人物，在山東最早接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在學校裏首倡文言文改為白話文。季羨林被叔父強迫轉學到新育小學後，就和李長之分手了。六年以後，季羨林考入正誼中學，而李長之則考入濟南一中，後來李長之於1929年入北京大學預科學習，在校期間就發表了散文作品，《我所認識的孫中山》是他的早期習作。北京大學預科畢業後，李長之沒有進入北京大學，而是在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這樣，他們又經常在一起了——一塊吃飯，一塊進城，一塊逛街，一塊侃書，有時候難免磕磕絆絆，鬧點矛盾，還可能爭得面紅耳赤，但他們誰也離不開誰，他們一直是推心置腹、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季羨林在清華大學的時候，頭兩年沒有記日記，1932年8月22日開始寫日記，第二天的日記中就有與李長之的會面，第三、四天的日記也有與他的會面。第五天有與他的兩次會面：午飯一次，晚上在季羨林宿舍一次。季羨林雖然對李長之有一些偏見，但是他們畢竟是從小學就開始交往的好朋友，因此他們始終聯繫密切。他們交流的心得，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家庭之所以供自己上學，不過是像做買賣似的，投出去的以後要收回來。所以他們想自己多賺點錢，把經濟權抓在自己手裏才能獨立，這樣可以脫離家庭的壓迫。李長之的成見很深，季羨林說他每發怪論以自得，愛起來就愛得要命，看一個人一好就什麼都好，一壞就什麼都壞。有時候甚至感到他討厭，特別是他的主觀太厲害，思想也不清楚，對不懂的事情也妄加解釋，任性得讓人無法承受。他對專業的看法也是這樣，看來他入清華大學生物系，從開始就走錯了路。有一次，季羨林到他的宿舍去玩，看到牆上貼著一張圖，上面密密麻麻的，是他自己畫的一些細胞之類的東西，老師給改正的地方很多。他認為細胞的排列應該是很美的，因此按照自己的審美觀畫細胞。這當然不符合自然科學的規律。季羨林看到這張圖，心裏納悶：這樣的人能學自然科學嗎？他自己說因為生物實驗沒有做好，對學習生物有點失去信心。人家看見的，他看不見；人家做得快，他做得慢。他能夠在一種事情裏發現別的原理，本來不通的他卻能夠說得天花亂墜，他居然能夠讓歌德與王陽明發生關係，把他們硬是扯到一起。他的主觀就是這樣深，而且老是堅持自己的意見。後來李長之轉入哲學系，同時參加了《文學季刊》的編委會。他們在一起交流心得，談文學，談哲學，談孔子，談佛教……談到王國維的死，他們覺得一個大學者的成就並不怎麼神奇，其實平淡得很，只是一步步走上去的。這樣的看法至少給自己一點興奮劑，不致自暴自棄。

有一次，季羨林到他宿舍去，見牆上又貼了一張法文試卷，被法文教師華蘭德用紅筆改得滿篇紅色，看來他學語言也是有阻力的。他的長處是在思想方面，他很有思想家的天才，喜歡無拘無束地思想，不受任何繩墨的約束。季羨林對他說，一個哲學家無所謂系統思想，除非他生前一分鐘的最後一句話是系統思想。因為思想根據知識，而知識是無限的，所以就是死了，也不能決定什麼“觀”。在季羨林看來，李長之對哲學發生興趣簡直是個奇跡。他才入清華大學時，根本不承認哲學的存在，他認為世上只有科學。現在剛剛轉到哲學系，他就說哲學的好話了。他就是這麼一個人，只要他說的好人，別人在他面前不能說不好，甚至連半句壞話也不能說。季羨林始終對哲學不感興趣，看李達翻譯的《辯證唯物論教程》，覺得比看英文還費力。

季羨林和李長之多次談佛教、孔子、鬼神，幾乎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有了什麼煩人的事情，也總要找他談。季羨林在讀《新月》雜誌“志摩紀念號”上任鴻雋翻譯的《愛迪生》時，發出了一通感想，認為理想不管怎樣簡單，只要肯幹就能夠成功，幹能勝過一切困難、一切偏見。李長之趕快補充說：幹者生命力強之謂也。後來季羨林乾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在旋渦裏抬起頭來，沒有失望，沒有悲觀，只有幹！幹！幹什麼？自然是幹德文。

由於受到李長之的影響，季羨林自己也想成為一個作家，在文壇上有點地位，然後再利用這地位到外國去，以翻譯或者創作作為經濟上的來源。

寫文章遇到困難的時候，李長之告訴季羨林，不要想它是困難的，自然就不困難了。他從這裏得到鼓勵，決定試一下。寫《枸杞樹》的時候，因為把握不住矛盾的心情，也想請李長之幫助給看一下，指點迷津。問他這樣寫下去是否行，李長之認為這篇文章還不壞，這樣寫下去就行。

季羨林對家庭不太滿意，尤其是對秋妹看不慣，心中有些苦惱。他給李長之寫信訴苦，說我的前途看不見光明，我漸漸發現自己是一只鴨子，正在被別人填著，預備將來宰了吃肉。

李長之1934年後曾主編《清華週刊》文藝欄、《文學評論》雙月刊和《益世報》副刊。在出版第一本詩集《夜宴》前，他開始理論批評的寫作。李長之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開始接觸德國哲學與文藝理論，對康德哲學多有體會，後來翻譯了《判斷力批判》等康德的論著，他的多篇論著也受康德影響，以“批判”為名，如《〈紅樓夢〉批判》、《王國維文藝批評著作批判》、《魯迅批判》等。有一年的暑假，他們坐火車一塊兒回濟南探家。當時老舍在濟南齊魯大學教書，李長之告訴季羨林，他要在家裏請老舍吃飯，請季羨林作陪。季羨林第一次見到心儀已久的老舍，正是李長之促成的。從此以後，季羨林和老舍成了好朋友。據《老舍自傳》記載，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北碚，李長之和老舍、陳望道、陳子展、章靳以、馬宗融、洪深、趙松慶、伍蠡甫、方令孺、梁實秋、隋樹森、閻金鍔等人經常在一起。他們之間的關係相當融洽，老舍說雖然他們都窮，但是輪流著每家吃一頓飯，還不至於叫他們破產。

季羨林和李長之、吳組緗、林庚成了清華有名的四劍客。他們一塊談天說地，論古道今，是很和得來的朋友。但是他們之間也經常發生一些互不相讓的爭論。有時候意見一致，有時候意見不一致。

季羨林、李長之共同的老師中，鄭振鐸、楊丙辰是他們都喜歡的。

鄭振鐸聯繫朱自清、章靳以等人籌備創辦《文學季刊》時，經常在鄭振鐸家商議有關事情。還是清華大學學生的李長之參加了刊物編輯工作，李長之回憶說：我沒有上過他（朱自清）的課，課外可是常去找他聊天。見面最多的時候，是西諦先生在北平，大家共同編《文學季刊》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雖然不太長，可是因為每一星期（多半是星期六的晚上）大家都要在鄭先生家裏聚談，並且吃晚飯，所以起碼每一星期總是有一個很充分的時間會晤的。因為朱先生的公正拘謹，我們現在不大記起他什麼開玩笑的話，同時別人也不大和他開玩笑。只記得他向鄭先生總是全名全姓地喊著“鄭振鐸”，臉上發著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讓我們感覺他是在友情裏年輕了。鄭振鐸在燕京大學任教，住在學校裏，從燕京大學到清華大學有一段路。晚上，聚會結束時常是深夜了，朱自清就和李長之結伴踏著月色，衝破四野的犬吠，說說笑笑地沿著崎嶇不平的小路回去。

楊丙辰的思想極為複雜，中心是“四大皆空”。教書比較隨便，每個學生他都可以毫不吝嗇地給高分。有一天，他給季羨林、李長之一本講文藝理論的德文書，書名中有一個德文字“文藝科學”。他們覺得很新奇，玄機無窮。李長之寫文章稱楊丙辰為“我們的導師”，稱他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為“感情的批評主義”。季羨林對理論一向不感興趣，覺得直到今天對他的理論還是一點都不明白。

李長之提到季羨林正在寫《現代才被發現了的天才——德意志詩人薛德林》，說明他們在校期間也有共同的興趣，都從薛德林的詩中讀出了力量和信念。他們也有明顯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有一位姓張的中文系同學和李長之來往很多，而和季羨林則幾乎沒有來往。李長之當時張惶“造名運動”，就是想快點出名，這和姓張的同學很投機。甚至對這位同學的短處，李長之也聽之任之。他常常把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書中的藏書票挖掉，而且還用書來墊床腿。對這樣的事情，季羨林是恨得咬牙切齒，因為他愛書如命，容不得別人毀書。而李長之對這樣的事情卻漠然置之，這引起了季羨林的反感。

1934年季羨林畢業後在濟南教書，而李長之仍然在清華大學讀書。季羨林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後，回到北京辦理出國手續，又與李長之天天見面了，兩人並且一同去拜訪了聞一多。李長之在他主編的《益世報》文藝副刊上寫長文為季羨林赴德國留學送行，又邀集朋友在北海為季羨林餞行。季羨林到德國的前兩年，他們還不斷有書信往來。李長之給季羨林寄了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等著的《印度古代哲學宗教史》，還在扉頁上寫了一封信。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郵路阻絕，季羨林和李長之彼此不相聞達八九年之久。季羨林從當時在臺灣教書的清華大學校友許振德的信中得知，李長之仍筆耕不輟，著述驚人，重要的著作有《魯迅批判》、《西洋哲學史》、《迎中國的文藝復興》、《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德國的古典精神》、《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苦霧集》、《夢雨集》、《陶淵明傳論》、《中國文學史略稿》等。1936年李長之自清華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以後又歷任京華美術學院、雲南大學、重慶中央大學的教職，1940年任教育部研究員。1944年3月他在《時與潮》文藝雜誌後創辦《書評副刊》，提出理想的書評應是：“要同情的瞭解，無忌憚的指責，可以有情感而不能有意氣，可以有風趣而不必尖酸刻毒，根據要從學識中來，然而文字仍需是優美而有力的創作。‘把握’批評精神的核心是在爭一個真是非，是在不徇私（阿其所好和肆意攻擊都是徇私）！”李長之認為，《書評副刊》刊出的對冰心的《關於女人》、郭沫若的《今昔集》、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舒湮的《董小宛》、張恨水的《水滸新傳》、袁俊的《萬世師表》、田間的《給戰鬥者》、吳組緗的《鴨嘴澇》、碧野的《風沙之戀》、沙汀的《淘金記》、胡風的《看雲人手記》、巴金的《憩園》、駱賓基的《薑步畏家史》、吳祖光的《夜奔》、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進行的評介，有褒有貶，沒有空話。李長之1945年到重慶，任國立編譯館編審。抗日戰爭勝利後，他隨國立編譯館由重慶北碚遷到南京，主編《和平日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