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季羨林歷盡千辛萬苦從德國輾轉到了上海。當時北京大學還沒有開學，他還沒有正式去工作，也拿不到工資，就變賣一些東西，其中有一塊在瑞士金表，賣了十兩黃金，又換成法幣給濟南家中寄回一點，手頭已經所剩無幾。

在上海他住不起旅館，就住在臧克家的榻榻米上。他知道同學李長之在南京國立編譯館工作，就去南京投奔了他，借住在他的辦公室內。開始的一些日子，白天李長之他們要上班，季羨林就只好到南京各處遊蕩。季羨林看到近處的一道紅牆，上面長滿了薜荔，問李長之那是什麼地方，李長之告訴他那就是有名的臺城。由此引起季羨林的興趣，何不趁機出去走走呢？反正在屋裏也沒有落腳之地，他就出去到處閒逛。南京的幾個名勝離國立編譯館不遠，臺城、雞鳴寺、胭脂井，他幾乎天天都去。第一次去雞鳴寺，是李長之陪著去的，他們在大殿裏徘徊，看佛像看累了就在大殿裏喝茶。再去的時候就是他一個人了，看完了佛像，看完了湖，他覺得無聊便到各處去逛。在半山的一個亭子旁，他看見了一口古井，探頭往下看，黑洞洞的，看不見底，上邊的地方長了一些青苔。在亭子的另一面，他看到了一個躺在那裏的古碑，上面有四個大字“胭脂古井”。稍遠一點的，有玄武湖，多走幾步也就到了，所以他也常去。在玄武湖閒逛的時候，他還拿著書，逛累了就看一會兒，出出神，這樣也就把回國時四五個月的船車勞頓忘得一乾二淨了。

那時候，他的處境沒著沒落，夢想著自己有朝一日能混上一間房子安頓下來。能有一張固定的書桌，可以寫一點東西。別的心思什麼也沒有，連玩興也沒有。晚上回來，睡在李長之辦公室的辦公桌上，早晨就趕快離開。

李長之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之餘，可以陪陪季羨林。後來的一段時間，他給季羨林找到了一張桌子，季羨林可以在上面寫點東西了。每天他就在上面堆滿了書和紙，有時候寫寫什麼，有時候什麼也不寫。他看到李長之戴了一副大眼鏡，伏在桌子上在努力地寫著。他手裏有時候會點上一支香煙，煙霧嫋嫋向上升騰。工作間隙他們也聊聊天，話匣子一打開往往就聊半天，忘記了時間。他們一向是無話不談的，他們很自然地說起在濟南上小學的日子，雖然有隔世之感，但一旦回憶起來，小學長長走廊裏自己的影子也就依稀可見了。李長之老是說起在濟南上小學的時候，季羨林和別人打架的樣子，閉緊了眼睛，亂揮拳頭。說到熱鬧處，他們不禁大笑起來。李長之向季羨林介紹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派出很多大員，也有中員和小員，到各地去接收敵偽的財產，你爭我奪。他講得繪聲繪“形”，可見他對國民黨是不滿的。李長之常帶季羨林到鼓樓附近的一條大街上，那裏有新華社的對外報欄，可以去看中共中央的《新華日報》，這是危險的行動，會有人盯梢照相。李長之還介紹季羨林認識了梁實秋。梁實秋當時也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他設盛宴，從此季羨林和他成了忘年交。

深秋，季羨林回到了闊別11年多的北京。1946年10月李長之也到北京師範大學工作，以後季羨林的另一位初中同學張天麟也到北京師範大學工作，他們的來往還是很經常的。後來接二連三地搞起了運動，每次運動，李長之和張天麟總是首先被衝擊的對象。李長之最大的罪名恐怕還是那部《魯迅批判》，結果他被“加冕”為“右派”，被剝奪了教書的權力。“四人幫”垮臺後，李長之終於摘掉了“右派”帽子。有一天他到燕園來看季羨林，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會面。季羨林和他握手時發現，他的右手已經彎曲僵硬得如雞爪子一樣了，他受到多少痛苦，季羨林怎麼也說不清。面對這位幾十年的老友，季羨林的淚水直往肚子裏流，一時竟相對無言。

李長之去世的時候，季羨林正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代表團訪問印度，回國後聽說李長之已經去世，他只有又吃驚又痛苦了。而現在，他年紀越老，李長之入夢的時候就越多了。

這四位當年的“孩子”後來都是文壇學界的風雲人物，現在其他三位已經去世，而季羨林也已至耄耋之年。

3、與革命家和政治家胡喬木的情誼

1930年夏天，就在季羨林考入清華大學的同時，胡喬木也於江蘇揚州中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大學物理系。入學後，時為物理系主任的吳有訓教授，有一個習慣，總要在新生入學時找新生談話。他對胡喬木說：“上物理課，要做許多實驗，很費時間。”他問胡喬木最感興趣的是什麼，將來作何打算，又如何發展，胡喬木據實回答，說自己喜歡的是文史方面的東西。“既然你喜歡的是文科，大可不必念物理系，你可以轉到文科去嘛！”胡喬木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多讀點書，能有更多屬於自己支配的時間，當然願意轉入文科。

這樣，胡喬木很快轉到了文科。他本想轉入國文系，因為該系的系主任朱自清是他傾慕已久的散文名家，可惜該系的新生名額已滿。無奈之際，胡喬木聽說歷史系尚有餘額，隨即幸運地轉進了少時就鍾愛的歷史系。

胡喬木童年就是“書癡”。父親胡啟東（原名胡應庚）是一個尚新之人，給孩子們起的名字，都帶一個“新”字。眾兄弟姐妹中，胡喬木大姐叫履新、大哥叫達新，大妹叫德新、小妹叫文新。據說給他取名“鼎新”，是因為父親崇拜高山仰止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而孫中山是主張“革故鼎新”的。胡喬木的母親夏氏，是一位相夫教子，勤勞而又賢慧的女性，生有子女５人。在胡喬木６歲那年，父親應孫中山的號召，在拒絕了段祺瑞的賄賂挽留，離京南下廣州時，他繞道回家探望，見次子鼎新已能熟背大量的唐詩宋詞，非常高興，決定讓他入鞍湖小學讀書。胡喬木在學校裏很快就顯露出愛好讀書的天性。小夥伴們為此都戲稱這位嗜書如命的“土包子”為“書癡”。因為他總愛穿那一身黑色的粗布衣裳，不像一些富家子弟講究穿著，但他讀書非常用功，不但讀老師教的書，還把父親的大量藏書一本本地讀，坐在小油燈下入迷地讀到深夜是經常的事。

在省立八中上學時，胡喬木開始從也在該校上學的哥哥的言談中耳聞到“共產黨”、“國民黨”、“社會革命”等許多新名詞，借到了一本《中國青年》雜誌，讀罷覺得耳目一新。在準備迎接北伐軍的到來時，初三的胡喬木參加了遊行，在街頭演講，帶頭高呼“打倒軍閥孫傳芳”的口號。他遭到逮捕，後因年幼獲釋。1927年省立八中與省立第五師範合併，正式改稱江蘇揚州中學。高中部分為文、理兩科。胡喬木數理化突出，被編入了理科。但他實在是於文史情有獨鍾，作文常被老師作為範文；寫的五言古詩，被老師擊節讚賞不止。他撰寫的文章和詩稿在校刊上發表。

這就不難理解，何以18歲的胡喬木成了清華園內的活躍人物。

季羨林在《懷念喬木》一文中回憶說：

我認識喬木是在清華大學，當時我不到二十歲，他小我一年，年紀更輕。我念外語系而他讀歷史系。當時他在從事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他創辦了一個工友子弟夜校，約我去上課。我確實也去上了課，就在那一座門外嵌著“清華學堂”的高大的樓房內。有一天夜裏，他摸黑坐在我的床頭上，勸我參加革命活動。我雖然痛惡國民黨，但是我覺悟低，又怕風險，所以，儘管他苦口婆心，反復勸說，我這一塊頑石愣是不點頭。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閃光。最後，聽他歎了一口氣，離開了我的房間。早晨，在盥洗室中我們的臉盆裏，往往能發現革命的傳單，是手抄油印的。我們心裏都明白，這是從哪里來的。但是沒有一個人向學校去報告。從此相安無事，一直到一兩年後，喬木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迫害，逃往南方。[10]季羨林：《季羨林文集》（第2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頁。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胡喬木因親自參與並領導北平學生進行遊行示威，名字“胡鼎新”上了北平市警察局要抓捕的黑名單。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是後來出任國民黨行政院長、總統府秘書長的翁文灝。這時他的思想還算開明，手裏拿著左派學生的名單，把他們一個個叫來談話。翁文灝叫來積極組織學生活動的胡喬木，對他說：清華園好比是一座大戲臺，生旦淨末醜，各種角色都可以登臺表演。要是大戲臺塌了，就誰也演不成戲了。你演的戲太危險了，會把戲臺搞塌的。作為校長，我希望你今後不要再參加類似的活動。但是翁文灝的話並沒有起作用。這樣他不得不中斷了在清華大學的學業，先是在1931年8月調到共青團北平市委擔任市委委員、宣傳部長，後來又離開北平，回家鄉鹽城隱蔽。從此季羨林也就和他中斷了聯繫，一直到解放後才恢復了聯繫。在季羨林去德國留學的時候，他已經去了延安。

季羨林1946年回國，三年後解放軍開進了北京城。就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季羨林忽然接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的信，開頭就說：“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學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他在信中告訴季羨林說，現在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才。他問季羨林是否同意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系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併到北大來。季羨林表示同意。後來有一段時間，東語系就成了北大最大的系，熱鬧非凡。

在這之後不久，胡喬木到季羨林住的翠花胡同來看他，一進門就說：“東語系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歡，請轉告馬教授。”他甚至知道，知識份子不習慣於說“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這個詞。但是季羨林自己覺得是一個上不得臺盤的人，很怕見官。雖然他的兩個喬木朋友——胡喬木和喬冠華都沒有官架子，胡喬木的官越做越大，被譽為“黨內的才子”，雖然他沒有忘掉故人，待季羨林很夠老同學的意思，但季羨林仍然與他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季羨林與胡喬木是清華的同學，對於一般人來說，有胡喬木這樣掌權的同學，是很自豪的，而且會主動與他聯繫，這好像是人之常情，於今為烈。

然而季羨林對胡喬木往往懷著敬而遠之的心情。

有一次，胡喬木想約他一起去敦煌參觀。季羨林委婉地回絕了。他並不是不願意去參觀，他是很高興去敦煌的。但是，他一想到下麵對中央大員那種逢迎招待、曲盡恭謹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種高樓大廈、扈從如雲的盛況，他那種上不得臺盤的老毛病又發作了，於是他感到厭惡，感到膩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見為淨，所以覺得還是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裏為好。

季羨林絕不拜訪胡喬木，而是胡喬木要拜訪季羨林。季羨林一生不願意麻煩人，尤其不願意麻煩在高位的那些人。所以即使是胡喬木這樣的同學，為個人的事情，他從來是不願意找他辦的，不願意沾他的光。但是有一件事，卻迫使季羨林找了一次胡喬木。

那是1991年9月，季羨林在聊城參加了傅斯年學術研討會之後，隨代表們到臨清參觀名勝古跡。接待的是當時的副市長馬景瑞，在陪同參觀臨清古塔的時候，馬景瑞突發奇想：當時的臨清古塔維修爭取了很長時間沒有結果。這次如果由季羨林先生出來說說話，國家文物局能否破例撥款維修古塔呢？於是抱著試試的態度，把想法向季羨林提出來了。季羨林讓他們準備一點材料。10月，馬景瑞他們到北大送材料的時候，季羨林對他們說，他已經給胡喬木寫了信，內容是：我這次回故鄉臨清，當地黨政領導向我提出臨清舍利寶塔的修復事宜。我是一介書生，兩袖清風，心有餘而力不足，沒有辦法，只好請您幫忙了。馬景瑞感動地說：他為了家鄉的古跡，竟然破例求人了。最後，經胡喬木和國家文物局負責人的批准，到底使舍利寶塔的修復問題得到了圓滿的解決。1993年，國家文物局破例撥款40萬元，支持寶塔的修復。臨清市也撥款50萬元，籌集民間捐款30萬元，山東省文物局又撥款18萬元，解決了修繕的經費。［11］馬景瑞：《我所知道的季羨林先生》，山東省聊城市新聞出版局，2001年，第19頁。這樣的事情，如果是為個人，季羨林是決然不會向大人物開口的。而為了家鄉，他不得不破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