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冬天，胡喬木讓季羨林的兒子告訴他，想找他談一談。季羨林答應了。在中南海他住的地方，他們兩人促膝而坐。胡喬木開宗明義先聲明：“今天我們是老友會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而是60年來的老朋友。”他要季羨林談談對青年學生的看法。季羨林當然理解他的意思，於是就把自己的看法竹筒倒豆子般地和盤托出。季羨林說的要旨非常簡明：在上者和年長者，唯一正確的態度就是理解與愛護青年學生，進行誘導與教育；個別人過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後，胡喬木說，他完全同意季羨林的看法，他要把季羨林的意見帶到政治局去。

進入晚年，胡喬木的懷舊之情好像愈加濃烈。他曾幾次對季羨林說：“老朋友見一面少一面了！”他最後一次到季羨林家，是老伴穀羽陪他來的。在那次會面時，他們談了很多。胡喬木用緩慢而低沉的聲調說話，簽名送給季羨林詩集和文集，並讚揚他在學術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用了幾個比較誇張的詞，他頓時感到惶恐，觳觫不安。季羨林對胡喬木說，你取得的成績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對此，胡喬木沒多說什麼話，只是輕微地歎了口氣，慢聲細語地說，那是另外一碼事兒。季羨林不禁回憶起幾年前胡喬木接他到中南海的情景，同是會面，環境迥異。在胡喬木家裏，會見是在極為寬敞的大廳裏，而現在卻是在低矮窄小的亂書堆中。他們談了許久許久，但話好像還是沒有說完。胡喬木終於起身告辭，季羨林目送他的車轉過小湖，才慢慢回家，他沒有想到，這是胡喬木最後一次到他家來。

1991年，季羨林聽說胡喬木患了不治之症，他大吃一驚，仿佛當頭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心裏想，難道天道真就是這個樣子嗎？他沒有別的辦法，只是寄希望於萬一。這時，季羨林真想破一次例，主動到胡喬木家去看他。但是，季羨林的兒子轉達胡喬木的意見，無論如何也不讓看他。季羨林只好服從他的安排，但心裏總是惦念著他。

1992年八九月間，胡喬木讓老伴穀羽轉告季羨林，希望季羨林到醫院裏去看他。

季羨林十分瞭解他的心情，這是要做最後訣別了。季羨林懷著沉重的心情，到了胡喬木住的醫院。醫院的病房，同胡喬木在中南海的住房一樣寬敞，但季羨林的心情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同進中南海那一次相比，他是來與老友訣別的。重病的胡喬木，這時仰面躺在病床上，嘴裏吸著氧氣。看到老朋友來了，胡喬木顯得有點激動，抓住季羨林的手，久久不鬆開。胡喬木知道這是最後一次握老朋友的手，但神態依然安詳，神志依然清明，一點也沒有痛苦的表情。胡喬木仍像平常一樣慢聲慢語地說話，提到季羨林發表的《留德十年》裏的一些文章，連聲說：寫得好！寫得好！季羨林此時此刻百感交集，答應全書出版後，一定送他一本。

不久，胡喬木離開了人世。《留德十年》出版之後，季羨林覺得該到胡喬木的墳上去焚燒一本，送給他的在天之靈。但是，遵照胡喬木的遺囑，骨灰都撒到曾經工作過的地方了，骨灰盒沒有留下，真正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了。這對於季羨林來說，是極難排遣的。面對著《留德十年》，他淚眼模糊，魂斷神銷。他想到與胡喬木相交的60年，在胡喬木生前，他有意回避，絕少主動與他接近，這是天性使然，無法改變的。胡喬木逝世之後，不知道是為什麼，他倒常常想起他。他像老牛反芻一樣回味著相交60年的過程，頓生知己之感。這種知己之感卻更加濃了他的懷念和悲哀。很自然地對胡喬木有了一個整體的連貫印象：平心而論，喬木雖然表面上很嚴肅，不苟言笑，他實則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正派的人，一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60年的宦海風波，他不能無所感受，但是他對季羨林半點也沒有流露過。他大概知道，季羨林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說了也是白說。

胡喬木的死，無疑在季羨林心靈中增加了一份極為沉重的負擔，他有沒有辦法擺脫這一負擔呢？他自己說不出，他悵望著蒼天，想得很遠很遠。

4、樸實無華的李廣田

還有一位讓季羨林時常夢到的是著名散文家、文學評論家李廣田（1906—1968）。在季羨林上清華大學時結識的朋友中，家庭背景最接近的就是他了。他們都是從小就過繼出去的人，只是季羨林過繼給了自己的親叔叔，姓氏沒有改。李廣田則是過繼給了自己的舅舅，連本姓王也廢棄了，而是跟著舅舅姓了李。

李廣田1929年從濟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外語系預科，在《未名》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散文《獄前》，以後在《華北日報》副刊和《現代》雜誌上發表散文、詩歌。他與本系同學卞之琳、哲學系同學何其芳出版三人詩合集《漢園集》，被人稱為“漢園三詩人”。

季羨林在清華大學上學的時候，就和李廣田、卞之琳、何其芳認識了。那時候，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距離很遠，但是他們卻經常見面。李廣田有時候會從城裏的沙灘走很遠的路，走到清華園去看季羨林。他無意中看到季羨林寫的罵臧克家的文章《再評〈烙印〉》，以為有傷忠厚，勸他不要發表。但因為稿子已經寄出，抽回已經不可能，最後還是發表了。季羨林也在進城的時候去看他。有一次，季羨林在他那裏看到他正在翻譯英國作家格雷漢姆的兒童文學經典之作《柳林風》。在季羨林看來，李廣田的為人正如他的為文一樣，樸實無華，懇切真摯。

李廣田1935年北京大學畢業後回到濟南教書，正好季羨林也從清華大學畢業，回到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教書，此時他們又成了同事。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他們兩人都在北京工作，都擔任了北京一個中學的校董，開會的時候，經常見面，敘舊談新，其樂也融融。

20世紀40年代的清華校園是民主鬥士的避難所。1947年，當清華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得知，南開中文系教授李廣田因為支持學生反內戰反獨裁，受到國民政府通緝時，毅然發去邀請，要李廣田來清華執教。1948年清華中文系新年晚會，在餘冠英家舉行。那天李廣田去參加的時候，看到朱自清帶病而來，被學生們化了妝，頭戴大紅花，穿著紅紅綠綠的衣服，愉快地扭著延安秧歌。他扭得很認真，和他做人做學問一樣。這一年，通貨膨脹非常嚴重，以至於朱自清的全部工資只夠買3袋麵粉。但當吳晗送來《抗議美國扶日政策並拒領美國麵粉宣言》時，朱自清卻毫不猶豫地簽上了名字。這使李廣田很佩服。

臨近解放的時候，李廣田的家裏學生來得多，客人來得也多。李廣田常常在他們走的時候把自己的衣服帽子都送給他們帶走，實際上這幫學生化了裝以後都走了，到解放區去了。這之後，他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1949年在全國文代會上被選為文聯委員、文協理事。

但是不久，李廣田1952年被調到昆明擔任雲南大學副校長、校長。歷任中國科學院雲南分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作協雲南分會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等。到他在雲南工作了三年，季羨林第一次來到昆明，他們又有機會在一起度過很愉快的幾天時光。在昆明，季羨林遊覽了五百里滇池，領略了西山的巍峨，龍門的險峻，圓通山的花潮，曹溪寺的元梅，黑龍潭的清幽，華亭寺的堂皇，筇竹寺的五百羅漢和孔雀杉，金殿大殿裏的銅瓦銅柱，大觀樓的長聯，以及雲南省圖書館的收藏。李廣田都安排季羨林去看了。還有那遍及各處的山茶花，雄奇與秀麗融為一體，是與木棉花一樣討人喜歡的鮮花。這之後的一段時間，季羨林又到過幾次昆明，每次都要和他會面，交流一番思想。平常不在一起的時候，季羨林通過閱讀他的文章，也如見到了他本人，總是感到非常親切。李廣田的兩句詩：“春光如海，盛世如花”，他覺得非常到位，是在昆明感悟而得。

沒有想到，李廣田“文革”期間被摧殘致死。

5、教授的“教授”陳寅恪

季羨林在清華大學的四年中，受益最大的是選修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朱自清的陶淵明詩等，他還旁聽過鄭振鐸、冰心的課。文藝心理學、佛經翻譯文學對季羨林後來的學術發展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比較文學、文藝理論、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研究，成為季羨林終生的學術研究方向。

在季羨林幾十年的學術研究中，陳寅恪無疑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一位恩師。陳寅恪（1890—1969），江西義寧（今修水）人。他早年赴日本留學。1910年赴歐洲留學，先後在德國柏林大學和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習語言學。1913年赴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經濟部留學。1918年入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梵文研究所學習東方古文字。在這樣長的時間裏，他以主要精力攻語言學，學習多種語言，如藏文、蒙古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梵文、俄文、希伯來文、東土耳其文等，以便為研究佛經的文學翻譯和歷史學打下寬厚、扎實的基礎。［12］季羨林：《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範圍和途徑》，《季羨林文集》第３卷，第272-285頁陳寅恪沒有按照哪個大學的規定去讀博士學位，而是寧可沿著自己選定的治學道路前進。如此，他可享受很大的自由，不必費時間去寫博士論文，去參加博士學位答辯。他雖然沒有拿博士學位，而學術地位卻是公認的，“中國近代許多學者，比如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郭沫若、魯迅等，都沒有什麼博士頭銜，但都會在學術史上有地位的”［13］季羨林：《留德十年》，見《季羨林文集》（第2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頁。他的學術道路充滿了個性化的色彩，厚積薄發，影響越來越大。

1925年，曹雲祥決定在清華大學籌辦國學研究院，徵求胡適的意向，欲請他出任研究院導師並主持工作，但胡稱自己：“非一流學者，不配作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齊家瑩編撰：《清華人文學科年譜》，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章太炎不願意就任，梁啟超向曹雲祥舉薦陳寅恪先生。曹問：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不是博士，連學位都沒有。曹又問：他有什麼著作？梁答：只有數篇論文，未輯成書。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火了，說：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論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還不如陳寅恪寥寥數百個字有價值。你若說陳寅恪沒資格，我梁某人也不敢當導師了。接著梁又告訴曹，柏林、巴黎諸大學幾位知名教授都推崇陳寅恪的學問，清華不請，外國大學也會請他。曹雲祥聽了，登門禮聘。最後，陳寅恪先生不獨成為赫赫有名的“四大導師”之一，即便是國學研究院解散之後，也是清華惟一的文史兩系雙聘教授，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陳夢仁：《陳寅恪的三要三不要》，轉引自《文章少逼死博士後，學術水準誰說了算》，《新京報》2005年9月13日）曹雲祥在1925年秋天的開學致辭中說：“現在中國所謂新教育，大都抄襲歐美各國，欲謀自動，必須本中國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時組織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經史哲學。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學方法，並參加中國考據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尋出中國之魂。”（《清華週刊》，1925年9月12日，第350期）

1925年2月16日清華決定聘陳寅恪任國學研究院導師。陳寅恪翌年就任。

雖然這之前他並沒有多少論文和專著，但他的哈佛大學同學吳宓卻非常瞭解他的學識，提出聘請他的方案，這個方案在學校沒有遭到反對，他順利地被聘為導師。陳寅恪剛到北京的時候，人們對他的名字到底應該怎麼念，都是不清楚的。吳宓、趙元任與陳寅恪閒談時，趙元任對吳宓問道：“雨僧，是叫陳寅kè，還是陳寅què？”吳宓詫異道：“大家都叫他寅què，難道不對嗎？”一面又看著陳寅恪。陳寅恪微微一笑：“大家都那樣念，也就沒有辦法。”趙元任嚴肅地說：“總要有個標準。這個字，就是該念kè，我是在民國十三年才發現寅恪自己拼寫的德文，是寫作YinKoTschen的。寅恪是謙謙君子，不好意思糾正別人。但是我是喜歡咬文嚼字的，這個字念錯了，以訛傳訛，可不得了。”陳寅恪微笑著說：“我的江西口音比較重，其實這個字是應該念kè，不念què。說到咬文嚼字，《說文》這部書就是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