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德通過讀書會構建“思想堡壘”，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轉化為行動綱領。讀書會不僅培養出6名地下學聯骨幹，更以“香煙密碼”（煙頭排列傳遞資訊）等創新手段突破封鎖，成為廣州學運的“神經中樞”。 

1948-1949年這一時期正值國共內戰，廣州作為華南重要城市，學生運動高漲，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是廣州學運的核心陣地，而由朱玉德組織和負責的中山大學法學讀書會是學生運動的領導中心之一。

1947年5月31日，地下學聯通過讀書會帶領中山大學學生舉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集會，遭軍警鎮壓，逮捕學生50余人，引發全市學生抗議，最終迫使當局釋放被捕學生。

       針對經濟危機導致大量學生失學，讀書會帶領中山大學學生開展義演、義賣等助學活動。 1948年中山大學助學運動募得法幣20億元，救助貧困學生。

1949年4月，讀書會帶領中山大學學生開展護校鬥爭， "反對南遷"，阻止國民黨將中山大學遷往海南。讀書會組織學生自衛隊保護學校設施，迎接解放。

1948年，朱玉德的讀書會升級為地下學聯情報中樞。朱玉德在情報工作中展現出非凡才能，他發明了“書籍改造術”，將《整風文獻》偽裝成《六法全書》，並通過法學院圖書館流通；建立三層閱讀體系，外層書籍用於混淆特務視線。他用明礬溶液在《中央日報》空白處書寫情報，火烤顯影；重要文件藏於雙層牆皮的《孫中山全集》書盒中。

朱玉德通過讀書會成員父親（國民黨市警察局科長）獲取“學運黑名單”，成功轉移12名被通緝骨幹。他利用沙面教堂的法籍神父作掩護，建立文獻轉移通道，將香港《華商報》偽裝成“海外法學期刊”輸入，再通過“香煙密碼”（煙頭排列傳遞資訊）分發給各校。 

在國民黨“特種刑庭”審訊記錄中，朱玉德發現當局對學生運動的鎮壓重心從公開鎮壓轉向思想滲透，隨即調整策略，將讀書會活動地點轉移至石牌校區附近的農民家中，利用地形複雜性和群眾掩護形成“移動堡壘”。

1949年國民黨清查時，朱玉德組織“護書突擊隊”將300冊禁書轉移至沙面教堂地下室（法籍神父庇護），並將孫中山手稿縫入棉被，由農學院學生偽裝成“瘧疾病人”送抵香港。 

1949年，面對國民黨“反搬遷、反破壞”計畫，朱玉德領導護校運動，組織師生保護圖書儀器。1949年7月“最後的讀書會”上，他以《水滸傳》暗喻“官逼民反”，激勵成員堅持鬥爭。同年9月被通緝後，他化裝藥材商經順德撤離至香港，後加入東江縱隊參與武裝鬥爭，最終於廣州解放後返回接管文化系統。 

在文獻保衛戰中，他不僅保護了馬克思主義著作，更搶救孫中山手稿等珍貴文物，為後世留存革命記憶。這種“以文化續火種”的策略，與廣州作為“中國革命策源地”的使命一脈相承。

廣州解放

1949年7月，國民黨敗局已定，廣州城內風聲鶴唳。特務開始大規模搜捕學運骨幹。

由於國民黨當局對進步學生的鎮壓加劇，中共地下黨安排被追捕的學運骨幹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地區。學運骨幹轉移的主要目的地是香港，他們通過地下交通線，經深圳、寶安（今深圳南頭）進入香港，部分學生偽裝成商人或難民，乘船從廣州黃埔港赴港。大部分學生在香港達德學院短暫停留後，由地下党交通員帶領，轉移粵贛湘邊縱隊，東江縱隊加入遊擊隊，參與武裝鬥爭。

朱玉德化裝成藥材商人，經順德秘密撤離至香港。朱玉德成功轉移至香港後，又被組織安排到粵贛湘邊縱隊教導隊，扛上了三八大蓋，遊擊隊員們夜行晝伏，為了不生火暴露行蹤，大部分時間都是吃冷食，飲冷水時吃幾顆生蒜頭消毒。朱玉德後來可以以生蒜頭當菜，正是這個時期練就的功夫。

學生們到教導隊的主要任務是學習，等待解放大軍南下，一同接收廣州城。因此，朱玉德等學生們，除了站崗放哨，並未真正參加戰鬥。

廣州解放前夕，粵贛湘邊縱隊教導隊與南下大軍第四野戰軍的隊伍會合，一同南下，解放廣州。

1949年10月14日，解放軍突破國民黨餘漢謀部最後防線，佔領國民黨軍政機關，廣州宣告解放。10月14日下午，解放軍從沙河、解放北路（原中華北路）進入市區。入城部隊沿解放路（原中華路）、起義路等主幹道行進，市民夾道歡迎，街道成為“紅色海洋”。解放軍戰士肩背小米袋、手持步槍的英姿被永久定格。1950年海珠廣場豎立的“廣州解放紀念像”即以此為原型。

在盛大的進城儀式中，朱玉德行進在進城隊伍中，接受銜道兩邊的歡迎，這是他第二次從外地進廣州市，如此熱熱鬧鬧的隆重場面，與他第一次到廣州上大學時，抱著車燈、坐在長途汽車的前杠上來到廣州，有天壤之別。

1949年11月11日，解放軍在府前路公園北面大門前的原陳濟堂主粵時期所建的官署的月臺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城檢閱台，舉行入城儀式及慶祝大會，葉劍英作為廣州市首任市長主持活動。朱玉德作為廣東省政府的工作人員，也出席了慶祝大會。

廣州解放後，原陳濟堂主粵時期的官署改為廣州市人民政府大樓。葉劍英的後代後來成為廣州市長，在市政府辦公。朱玉德沒有想到的是，他的後輩也會在葉劍英的後代的同一時期在市政府工作。

朱玉德被安排接管廣州市兩家最大的日報社《越華》和《國華》兩大報館，完成任務後，便回到廣東省委宣傳部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