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術方面來說，季羨林與陳寅恪之間有連續性，尤其是在敦煌學領域。陳寅恪是敦煌學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在《敦煌劫餘錄序》中首先提出敦煌學的概念，提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他指出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都有所貢獻，而國內學者能列入世界敦煌學學術之林者，當時僅有三數人而已。

陳寅恪對敦煌學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而他的學生季羨林則完善了敦煌學的學科建設，使之成為國內外的顯學。季羨林提出的“敦煌學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在世界”這一觀點得到眾多學者的認可。季羨林對敦煌學進行了系統總結，從宏觀的角度談論敦煌學及吐魯番學的意義，得出了一個科學的結論：

敦煌學、吐魯番學的內容異常豐富，甚至有點龐雜。要籠統地來談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容易說清楚。

第一，對研究中國歷史和地理的價值。在敦煌和吐魯番（以及新疆其他地區）新發現的史料，彌補了許多以前意想不到的空白。比如，在唐朝，吐蕃趁“安史之亂”佔領了敦煌，到了大中二年（848年），張儀潮驅逐吐蕃鎮將，歸唐後受賜號為歸義軍節度使。其後，張氏歸義軍和曹氏歸義軍相繼統治敦煌地區，前後達200年。這一段歷史牽涉到的中國國內民族及民族文化交流的關係，都是過去所不詳者，只是靠著敦煌文獻的幫助才弄清楚。敦煌石室中藏有不少地理佚書，比如《沙州圖經》、《西州圖經》、《貞元十道錄》等，連著名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石室中也藏有殘抄本。所有這些地理書，對研究中國中古史地有重要作用。

第二，對研究中國文學藝術的價值。首先是變文的發現。所謂變文是一種韻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於說唱的通俗文學體裁，這種新文體實際上開了宋代平話的先河，可過去我們對此毫無所知。其次是詩歌。著名文學家韋莊的《秦婦吟》，在他的全集中未收入，卻在敦煌石室中發現了。詩中保存了許多晚唐農民起義的史料，對研究唐代歷史和文學都有極大的幫助。在藝術方面，包括壁畫、絹畫、雕塑、書法、石窟建築、音樂、舞蹈等，內容豐富，數量巨大，從六朝一直到宋、元各朝，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它們的作品。

第三，對研究語言學、音韻學的價值。敦煌石室中保存了一些同中國語言學和音韻學有關的古籍殘卷，在這些卷子中常常可以碰到一些俗字和俗語，在別的文獻中是找不到的。敦煌石窟中發現的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的卷子，其中有古藏文、巴厘文、西夏文、于闐文、龜茲文、回鶻文。在新疆發現的古代民族語言也有回鶻文、吐火羅文（A焉耆文B龜茲文）、巴厘文、于闐文。于闐文和巴厘文都屬於伊朗語系。今天我國新疆帕米爾高原還有說屬於伊朗語系方言的民族。至於吐火羅文，其價值更為突出，它的發現，給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提出了新問題，促進了這一門學問的發展。

第四，對研究宗教問題的價值。首先是佛教，石室藏書中，佛典約占95％。道教的經典有大量發現，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的《道德經》、《老子道德經序訣》、《老子道德經義疏》，河上公簡注和釋文等。儒家經典也有不少，如《孝經》、北齊寫本《春秋左傳集解》和唐寫本《春秋榖梁傳集解》、《尚書》、《論語》等。這些都對校勘古籍有極其重大的價值。

第五，對研究古代科技及其他方面的價值。石室中有《本草》殘卷，醫文殘卷；有天文曆算的書籍，如二十四節氣七曜日曆。從石室寫本用的紙張可以看出中國古代造紙、潢紙、印刷術的進展。我國是發明印刷術最早的國家，敦煌石室保存了一份唐鹹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剛般若波羅經》，是全世界現存有明確紀年的印刷物。它刻印的精美、純熟程度告訴人們，印刷術在此之先至少經歷了約一百多年的發展過程。

第六，對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價值。敦煌、吐魯番和新疆其他地區是東西文化交流的孔道，沿著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痕跡，像石窟、古廟、古城到處可見。在敦煌石室中發現了梵文本《心經》，在新疆吐魯番地區發現了大量的梵文佛經寫本，也有文學作品。如佛教大詩人馬鳴的著作，在印度久佚，它的發現，彌補了印度梵文文學史上的一個空白。我還想提一下有關中印技術交流的敦煌殘卷。［15］《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3303號。這個殘卷只有九行字，裡面講到印度甘蔗的種類以及造糖的方法。過去雖然有人注意到了，但沒有加以探討。其實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文獻，它透露了中印在科學技術方面交流的一個側面。

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區。從人類發展的遠景來看，對文化匯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義。目前研究這種匯流現象和匯流規律的地區，最好的、最有條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在敦煌492個大大小小的洞窟中，寶物之多、之精，不能不令人驚歎，僅那個小小的石室，典籍就達四萬餘件。作為一個中國人，看到我們的祖國有如此豐富的寶藏，看到先民在創造文化方面，既能給予，也能拿來，怎能不感慨萬端。

愛國主義情感之所以能夠產生，看到自己民族過去的光輝的成就，是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我們從事敦煌學、吐魯番學的研究，其意義決不僅僅限於學術方面，在啟發愛國主義情感方面，在鑒古知今方面，也能夠起重要的作用。我想，這個想法會得到我國各民族的同意吧。

6、美學家朱光潛

季羨林在清華大學獲益終生的課程，還有一門是朱光潛開的文藝心理學選修課。朱光潛(1897—1986)，美學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1933年獲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文科博士學位後回國執教於北京大學，擔任教授，他在清華大學是兼課。季羨林在清華大學記的日記裡，1932年10月14日提到朱光潛開的文藝心理學課。當時，季羨林剛剛因為母親故去還鄉治喪回到學校不久，腦子裡一直不相信母親會真的死去，心情極其不好。文藝心理學課是在晚上上的，他聽得是一塌糊塗。後來的課朱光潛講心理距離與近代的形式主義問題，季羨林聯想很多，把一切事情放到某一種距離中去看，對實際人生看到的只有抽象的美好、友誼等，但是這些東西，實在又都包括在實際人生裡面，對人生不太遠也不太近，是不即不離。一方面使人能夠看到美，另一方面也感覺不太玄虛。由此他又聯想到當時讀薛德林詩作的感受，覺得他是把自己禁閉在“自己”裡，通過構想作成詩，在幻想裡創造了美，再把這美捉住便成了詩。後來朱光潛又講移情作用，他覺得非常有意思。朱光潛的課非常有啟發性，所以在他的課上，季羨林的聯想就特別的多。朱光潛講感情移入的理由，他又忽然想到一些東西，自己平常所想而沒有解決的問題也被他給解決了。他去拜訪朱光潛，與他閒談，向他請教，更覺得他真是十八成好人，非常坦率。朱光潛講游仙派詩人的課，他覺得很有趣，也想讀一讀這些游仙派詩人的作品。

但是朱光潛的課並不是都讓季羨林滿意的。有一次，他講笑與喜劇，引用了許多大哲學家關於笑的理論。對這些理論季羨林沒有一個是滿意的，覺得都不免牽強附會，不同之處就只是在荒謬的程度不同。在這以前季羨林總以為哲學家多麼深刻，到這時才覺得其實不然。當時他產生了一個很滑稽的念頭：自己未必就不能成為一個大哲學家。還有一次，他從杭州集體旅遊回來，累得不行，上課的時候總是覺得時間長，在課堂上簡直要睡過去。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季羨林對於朱光潛的課還是相當滿意的。朱光潛不是那種口若懸河的人，口才並不好，講一口安徽味的藍青官話，聽起來並不“美”。他不是一個演說者，講課從來不敢看學生，兩隻眼向上翻，看的是天花板或者窗戶上的某一塊地方。然而卻沒有廢話，每一句話都清清楚楚。他介紹西方各國流行的文藝理論，有時候舉一些中國舊詩詞做例子，顯得非常自然，學生們一聽就懂。對於那些古裡古怪的理論，他確實能講出一個道理來，聽起來津津有味，學生們覺得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一個在學術上誠實的人。他不嘩眾取寵，更不用連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去欺騙、嚇唬年輕的中國學生。因此在開課之後不久，季羨林就愛上了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課，每週都期盼上課，成為他的一種樂趣。

朱光潛當時年富力強，三十四五歲的樣子，人也長得瀟灑，很討學生的喜愛。他在清華大學的課堂上介紹了許多歐洲心理學家和文藝理論家的新理論，比如裡普斯的感情移入說，還有布洛的距離說，等等。這些西方學者從心理學方面，甚至從生理學方面來解釋關於美的問題。他也有自己的美學觀點，認為在美感經驗當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覺；物所以呈現於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態度，只是聚精會神地對於一個孤立絕緣的意象的觀賞。作為中國現代比較美學和比較文學的拓荒者之一，他的《詩論》也是比較美學的典範作品，用西方詩論來解釋中國古典詩歌，用中國詩論來印證西方著名詩論，觸類旁通，瀟灑自如，美不勝收。這一點也是朱光潛自己感到自豪的，他說過去的寫作中，如果說還有點什麼自己獨立的東西，那還是《詩論》。《詩論》對中國詩的音律，為什麼中國詩後來走上律詩的道路，做了一些科學的分析。他的《文藝心理學》就是在講課的基礎上寫成的，是融會中西的經典著作。他講的許多理論，季羨林覺得受益匪淺，一直到今天仍能記憶不忘。讓季羨林感動的是，朱光潛不但把20世紀30年代之前歐洲、美國文藝批評的理論成果都帶了回來，而且他講的西方文藝理論，能用中國的文學作品來印證。

在清華大學除了聽課，季羨林和朱光潛的個人接觸並不多。季羨林離開清華大學以後，朱光潛先後任四川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武漢大學教授、教務長。一直到1946年，季羨林到北京大學任教授，並兼任東語系主任，而朱光潛也在這一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授，並兼任西語系主任。他們的辦公室是隔壁，從這個時候起交往才多起來。季羨林跟朱光潛講，你是不是再寫一部《文藝心理學》，把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西方文藝理論的成果告訴我們中國人？他回答說，不行了，沒有時間了。季羨林認為自己對美學的興趣，離不開朱光潛的引導。

季羨林奉行“三不”主義：不鍛煉、不挑食、不嘀咕。朱光潛信奉“三此”主義，即此身、此時、此地：“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擔當起，不推諉給旁人。”“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在此時做，不拖延到未來。”“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環境）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諉到想像中另一地位去做。”季羨林的“三不”主義是養生之經；而朱光潛的“三此”主義是作風，是不尚空談而著眼現在、腳踏實地的治學精神的體現。

在“文革”當中，朱光潛被關進了“牛棚”，季羨林也自己“跳”出來進了“牛棚”，過去的師生此時成了“棚友”。改革開放以後，朱光潛夜以繼日地寫作，並翻譯黑格爾、維柯的著作。1980年，他寫出了《談美書簡》、《美學拾穗集》，1983年，他又把自己1932年用英文寫成的《悲劇心理學》翻譯成中文出版。他多年如一日與時間賽跑，終於在1986年把維柯的巨著《新科學》翻譯成中文出版，使廣大讀者能有機會一睹這部經典著作。朱光潛從1921年7月在《東方雜誌》發表處女作《福魯德的隱意識與心理分析》，一直到1986年，歷經65年的時間，著譯多達七百多萬字，其中，他翻譯的《柏拉圖文藝對話集》、萊辛《拉奧孔》、《歌德談話錄》、黑格爾《美學》，他的著作《文藝心理學》、《西方美學史》，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中國美學史上的意義將是不可磨滅的。朱光潛逝世以後，季羨林滿懷深情地寫了《他實現了生命的價值——悼念朱光潛先生》來紀念自己的恩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