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知青问题要分模式分阶段，否则永远无法自圆其说。

文革以前阶段的上山下乡和文革毫不相干，没有任何一个傻瓜会说是文革产物。这难道还需要反驳吗？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把上山下乡不同模式和阶段混为一谈。兵团、国营农场和农村生产队插队，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即便同样的体制外，上篇中也非常明确，文革前去农村的知青“是带着把自己的所学用到农业生产上的任务回去的，跟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有本质区别”。

“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不会和“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是同样的政治地位。而“接受再教育”是文革出现的“新生事物”——但没有什么“顽强生命力”。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知识青年”排在“知识分子”后面，就差说“臭老十”了。

真正要被当作“臭老十”的也只能是“老三届”插队知青。因为这批人文革的说法：属于“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

“老三届”以后还有也去插队的“小知青”。这是本质不同的另一个阶段。“小知青”不再号召“一辈子”“扎根”，因为他们不是去当农民，而是在农村名正言顺地待业——不成文地规定“再教育”两年毕业，而且回原城市分配工作。

因为向生产队也明确了是“待业”，所以小知青不担任队里的任何责任：不当队长、会计，不任饲养员、放牧员，也不作为队里普通劳力被派出，参加县社工程。

除了上述这些和“老三届”插队知青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大不同：老三届知青是“史无前例”的文革造成六届中学生1968年同期毕业，出现同样“史无前例”的巨大就业危机，所以紧迫感和动员力度照样是空前的，影响之大之深，几乎波及到中国每个家庭。

老三届中年龄结构和教育程度相差悬殊，各个知青点的情况千差万别。因为缺少起码的生存保障，一些年龄小身体发育不全，又缺少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的插队知青难以度过“生存关”——不是什么所谓的“生活关”，给上级带来“容当统筹解决”的尴尬。

“容当统筹解决”以后阶段，小知青插队是应届毕业应届安排，很从容，也更有计划性，政策更加完善，也提供了起码的生存保障。

陕北曾经有过驻村协助管理插队知青的“北京干部”，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奖惩条例，赋予“北京干部”唯一的“尚方宝剑”，就是在知青分配工作时具有生杀大权。原来还是要分配工作！闹半天什么“扎根”什么“一辈子”全是虚的！插队的“待业”本质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浮出了水面。

老三届知青插队和小知青插队待业本质相同，但有一个重要区别：不回原城市，就地“消化”。插队知青和当地人争粮食、争土地、争各种资源，而老三届插队知青还要争本该属于当地农村青年的农转非指标。

当初“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说明发展的大趋势是由农民的意向所决定。“农民不满意”也是最终结束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

【作者簡介】 張亭，男，本會會員，網上筆名：朱老忠。北京66屆高中畢業生，68年下鄉山西夏縣。76年回城後當了8年陶瓷成型工，畢業于唐山業餘工學院，任機電工程師。1999年來美國，在洛杉磯國際日報任職。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