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的广州，春寒料峭。中山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灯光在夜色中格外明亮。戴惠英伏在角落的书桌前，面前摊开的《六法全书》被翻到了"宪法"一章。她的指尖轻轻抚过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嘴角浮现出一丝几不可见的笑意。

"惠英，这么晚还在用功？"图书管理员老周踱步过来，眼镜后的目光慈祥中带着审视。

"周伯，下周宪法课要讨论结社自由条款，我想提前准备。"戴惠英抬起头，露出法学优等生特有的谦逊微笑。她将一缕散落的黑发别到耳后，这个动作恰好遮住了书页边缘用铅笔做的细小记号。

等老周走远，戴惠英从笔袋中取出一支看似普通的钢笔。她拧开笔帽，里面藏着浸满明矾溶液的棉芯。在《六法全书》的批注栏空白处，她开始书写肉眼无法看见的文字："3月15日，特刑庭新增审讯名单如下..."

窗外的木棉树在夜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为她掩护。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用密写传递情报了。

戴惠英记得加入地下学联那天的情景。1947年秋天，法学院后山那片僻静的竹林里，"老陈"——那个总是穿着褪色长衫的国文系助教，其实真实身份是中共华南分局干部陈念华——将一本《论联合政府》交到她手中。

"惠英同志，组织看中你的法律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性格。"老陈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在白色恐怖下，我们需要有人用敌人的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人。"

从那天起，戴惠英的生活就分裂成了两个世界。表面上，她是成绩全院第三的优等生，是"宪法研究会"的干事；暗地里，她开始学习密写技术，研究如何利用法律条文为学运提供合法掩护。

1948年4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笼罩广州。戴惠英撑着油纸伞，快步走向广州地方法院。雨水打湿了她深蓝色的学生裙，怀里的实习证明却保护得完好无损。

"戴小姐又来实习啊？"门卫老张熟稔地打招呼，"这么大雨天还坚持，难怪林法官总夸你。"

戴惠英微笑颔首，心里却绷紧了弦。今天的目标是特种刑事法庭的审讯记录——那些记录着进步学生受审详情的机密文件。

实习办公室空无一人。戴惠英轻车熟路地取出速记本，假装整理案卷。当走廊脚步声远去，她迅速打开标有"特"字的档案柜。指尖触到冰冷铁皮的瞬间，一阵刺痛从脊背窜上来——上周，文学院的联络员小张就是在偷阅这类文件时被捕的。

"人民有请愿、诉愿及诉讼之权..."她默念着宪法第十六条给自己壮胆，快速抄录着名单和审讯要点。汗水顺着她的太阳穴滑下，在纸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突然，门外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戴惠英闪电般合上档案，将速记本塞进裙袋，同时抽出早已准备好的《民事诉讼法》笔记摊在桌上。

"戴同学？"林法官推门而入，狐疑地打量着她，"你怎么在档案室？"

"林老师好。"戴惠英站起身，心跳如擂鼓，脸上却浮现出困惑的表情，"张书记让我来取上个月的借贷纠纷案卷，说是您要复核。但我好像找错柜子了..."

林法官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几秒，终于点点头："借贷案在隔壁柜子。以后不确定先问清楚，这些档案都很重要。"

"是，我太冒失了。"戴惠英低头认错，悄悄松了口气。当天晚上，这份名单就通过密写方式出现在了香港《华商报》编辑的桌上。

五月的一个闷热午后，法学院礼堂爆发出一阵欢呼。戴惠英站在台上，手里举着一份盖有法院印章的文件，声音清亮："根据最高法院1947年上字第123号判例，和平请愿不构成犯罪！警察局必须立即释放我们的同学！"

台下三百多名学生齐声响应。三天前，军警在"反饥饿游行"中逮捕了12名学生，指控他们"扰乱社会治安"。戴惠英彻夜未眠，查阅了所有相关判例和法条，起草出这份《集会合法指南》。

"胡说八道！"一个警官冲上台要抢文件，"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有权..."

"请警官注意，"戴惠英不退反进，将《六法全书》翻开到标记处，"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十四条和《违警罚法》第二十三条，除非有暴力行为，否则集会游行..."

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铿锵。警官的手僵在半空，脸色铁青。最终，在舆论压力和法理依据面前，警方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

当晚的秘密会议上，老陈罕见地露出了笑容："惠英同志，你这次斗争很成功。组织决定让你负责一个新任务——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伪装成法律书籍传播。"

戴惠英接过那本小册子，思索片刻："可以仿照《司法院解释例汇编》的版式，封面用深蓝色布面烫金字，这样摆在法学院图书馆都不会引人怀疑。"

三个月后，当这批伪装书籍通过"法律咨询服务站"流入各大学时，连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官都没能识破。这个服务站表面上是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实则是地下学联的联络点和募捐站。戴惠英常常一边为同学解答"租房合同纠纷"，一边悄悄传递组织指示。

1949年4月，局势急转直下。一天深夜，老陈匆匆找到戴惠英："特务已经盯上法学院了，必须立即转移1927年的'清党'档案。那里面有我们许多同志的真实身份。"

戴惠英心头一紧。这些档案藏在法学院地下室，记载着二十二年前国民党清党时抓捕共产党员的原始记录。一旦落入特务手中，不仅当年的幸存者会遭殃，还可能牵连出一批隐藏至今的地下党员。

次日清晨，戴惠英换上最体面的旗袍，将头发挽成严谨的发髻。她夹着厚厚的《民事诉讼法》讲义走进法学院办公楼，向每位遇到的教授和职员问好。没有人注意到，她讲义里夹着沙面法国领事馆文化参赞的名片。

"李教授，我想借阅一些民国十六年的司法案例做研究。"她向分管档案的老教授请求道，声音里透着学术热忱，"我在写一篇关于特别刑事程序演变的论文。"

老教授推了推眼镜："那些老档案都堆在地下室，又脏又乱..."

"没关系，我做学问不怕辛苦。"戴惠英微笑着说，同时将一盒上好的龙井茶放在桌上——这是她知道老教授唯一的嗜好。

获得批准后，戴惠英在地下室奋战了整整两天。她将真正的"清党"黑名单藏进《民事诉讼法》讲义的夹层，同时在档案柜里放入精心准备的替代品——一套看似原始实则伪造的"已销毁"清单。

第三天傍晚，这些珍贵档案被安全送达沙面法国领事馆。与此同时，戴惠英参与发起的"保卫中大"签名运动已经征集到327名教授学生的联署，成功挫败了国民党将中山大学南迁的计划。

7月的广州闷热难当，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在一个暴雨倾盆的深夜，戴惠英收到了最后一道指令——"木棉计划"立即启动。

她冷静地销毁了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物品，只留下一本《民法总论》。这本书的书盒夹层里，藏着一份用最小字号打印的地下党员名单。拂晓时分，她换上早已准备好的藏青色套装，胸前别着"东莞地方法院见习书记官"的徽章。

"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证这份名单安全。"老陈最后一次叮嘱她，声音有些沙哑，"东江纵队的人会在惠阳接应你。"

戴惠英点点头，将一缕散发别到耳后。这个习惯性动作让老陈恍惚看到了两年前那个初入地下工作的女学生。但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已经是一位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的成熟战士了。

雨幕中，戴惠英的身影渐渐模糊。她手中那本《民法总论》的书脊上，一滴雨水悄然滑落，宛如那个年代无数无名英雄未及流下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