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把自己10年的知青生涯比作一條長河，那麼1973年我從新洲墾殖場調到茅山頭墾殖場，正好5年，船行中段，平緩寬闊。10年文革，10年知青，上帝按部就班地將我們這堆石子傾倒在這10年的歷史縫隙中。前5年，從懵懂無知的少年長成渾身是勁的青年，腦子長沒長，不得而知，因為看不出來。來茅山頭時21歲，我姑且稱這後5年為我的青年知青年代。

茅山頭該是都市裡的村莊，一個被城市包圍的農村。先說領導吧，因為分場和後來的菜科所的領導站在明面，況且我們又有議論領導的傳統。分場李啟坤書記我不太熟悉，只是覺得他為人和善。他父親去世時，各排派力氣大的去幫忙，名曰“八仙”，我也是“八仙”之一。起棺前李書記按風俗向“八仙”跪拜，當時嚇我一跳。後來我想，儘管當時在那個政治統領一切的年代，其實還是很多人仍然按傳統意識為人行事的。後來很多人說李書記人好，我想與之不無關係。

菜科所劉火生所長是位有傳奇色彩的人，省市勞模。那老套的、因衣著破舊工作人員不讓進門開會的傳說不知真假。幹活那是叫真幹，特點是不停不歇，下班時間到了還喜歡拖，口頭禪是“克服一下”。我聽排裡老茅山知青說，有次抬石頭，他的手被石頭壓住了，痛得叫，而大家笑言：“克服一下，克服一下！”我多次目睹他和我們談心時，一腳前出呈弓步，兩手平伸作開門狀，口中親切地說：“党的大門對你們隨時是敞開的！”真真令人忍俊不禁。大家從心裡敬重他，只因為他“真”。

來到三分場一隊，很快熟悉了環境。隊長張水龍，吃得做得，敢怒敢罵，與之相處甚好。因我也是能吃能做也肯做的主，只是怒駡到老都沒學會。水龍兄拿手活兒是上鍬，一擔土，兩塊，一百四五十斤是有的。我也擅長此活，但還是佩服不已。早幾年聞他已逝，不禁唏噓。

茅山頭還有個編制叫青年排長，來之前的墾殖場沒有這位子。王凱洪當時是青年排長，他是老高中生，聰明，物理學得好，也很有思想。後來我們十分要好，最後還成了師專校友。

有件事我記憶深刻：一次我和他上街拖糞，記得那天天色很晚了，在鐵橋頭某巷子裡一間公廁旁，我們正忙著，攪動著的臭氣彌漫在小巷深處。那天氣壓特別低，以致臭氣逼人，幾乎睜不開眼。一老太婆可能實在受不了，對我們罵罵咧咧。王凱洪突然發作，指著那老太婆怒斥，大概是罵她資本家臭老婆之類的話。那老太婆一下搞懵了，嘴裡嘟嘟囔囔躲進了屋。昏黃的路燈下臭氣彌散著，只剩下這位整整讀完十二年書的老高三，無名、憤懣、不甘的呐喊久久不息。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許多……

和排裡的兄弟姐妹們平時相處感覺十分和睦。我現在還能叫出一大串名字來：郭華榮、肖遠國、張潯陽、章裕華、趙江林等等。女同胞好多記不得了，可能是平時交流少的原因。但有一個叫封建英的記得，幹活很出力，性格直爽，不知何故想不開，竟從黃梅輪渡上強行開門跳了長江，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草草結束了。在墾殖場建設中還有人受傷，開拖拉機的陳建楠肝部就曾被拖拉機手柄撞了。慶幸的是經過醫生七補八補，補好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那個時代沒熬過來的人真的是遺憾，誰能料到今天有這樣的日子呢？

其實我來茅山頭前，可以說已經完成了知識青年再教育。貧下中農能幹的我都能幹，都會幹。當時把我扔在中國任何農村，我相信我都能活命。更何況從一個純粹的農民群體來到一個知青群體，這裡的勞動強度不及以前墾殖場的一半，時間也少了三分之一，因此我有了較充裕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去追求自己心中的目標和生命的意義。

我來茅山頭時已經開始學習英語。為什麼學？一是有伴，幾個市里的同學都在學；其次認識到英語是一門工具，將來會用得著。壓根沒想到後來恢復高考，成了個人生極其重要的敲門磚。可學英語費時費力，有時就將單詞本帶到場裡，有空就記上幾個。一來二去，場裡有人知道我在學英語。當時子弟學校缺老師，有意讓我去試試。

記得學校有兩個英語教師，一個女老師姓陳，年齡較大；還有一個姓葉，是個印尼華僑，年輕，長身玉立，皮膚很白，像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富家子弟。我給他看了我的作業，我用的是北京外貿學院編的教材，當時是市面上唯一能買得到的英語教材，裡面大都是《北京週報》的內容。他看了可能也麻了頭，那些政治術語就是中文他也未必理解。但這兩位老師都認可我當時那點可憐的英語水準，可是依然未能進得學校，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那段時間心情格外煩躁，以致還犯了一回渾。那次是在總廠下面河段清理河泥，天氣很冷，我幹活不惜力，只穿了條背心。排裡一個叫“裁縫”的坐在邊上說我風涼話，積極呀什麼的，我也懶得理他，可後來竟然用泥巴扔我。平時我在排裡言語不多，再加上有的人講究哥們人多，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裡。那一刻心裡那個火啊，終於我把鍬一扔，疾步上去，一把揪住他的前胸，只一提一壓將他摁倒地上，踩了幾腳。在新洲我練過舉重，100斤的杠鈴左右臂單舉可以舉幾十把，這次發了威。後來他哭了，我心裡又老大不忍。好在知青在一起也不記仇，不幾日又和好如初。有時我想，怎麼會打架呢？還是年輕。打架還真的是知青的必修課，前五年也打過，不說也罷。

死了當老師的心，卻惹犯了我的莊稼火。體面的事沒有份，難不成還不讓我學種菜？於是一頭扎進農業知識的學習中。植物保護方面功夫下得深些，經常早上三四點鐘跑到地裡觀察昆蟲習性。植物病理學、昆蟲學的書常看常新。這時菜科所已成立了。後來場裡辦“五七”農業大學，還鬼使神差地被聘為兼職教師，並編寫了一本植物保護教材。經過江西大學教授們審核，沒有什麼問題。有次在南昌開研討會，我居然在100多人的會議上滔滔不絕講了一個多小時，出了回風頭。要知道離開了具體內容我是半句話都說不出的。在我快要離開茅山頭的時候，還參加了江西省《蔬菜志》的編寫工作。在學習農技的過程中認識了李維新，當時可以說是志同道合，後來我們成了一輩子常來常往的摯友。

人一輩子只有一段全神貫注做某件事的時光，這段時光我拋在了這裡！

上世紀70年代是個風雲變幻的時代，我亦不免身在其中。國家命運、個人前途，無時無刻困擾著我，如影隨形。和幾個要好的市里同學還成立了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當時如果被人知道，牢獄之災是一定的。我上下班要經過三馬路，那裡有家廢品收購站，裡面有不少舊書，馬列的特別多，我在那裡買了不少，大家分讀。那時真的是捧著大部頭生吞活剝胡亂啃，真理沒找到，但還是長了知識，養成了讀書習慣，也不怕大部頭了。像這樣的小組全國一定不少，以致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如火如荼。其實當時我們不過是幾個文青，看的說的以文學作品居多，如《九三年》《約翰·克里斯多夫》《奧勃洛摩夫》《復活》《邦斯舅舅》《唐璜》等。退休後想重讀一遍，卻讀不進了。可以說這時我的人格、價值觀業已基本形成。

1976年是我們這代人難以忘懷的一年。一月八日，周總理去世；三月八日，吉林隕石雨；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九月九日下午四時，我正在地裡打藥，高音喇叭裡傳來沉重的哀樂……我默默地放下藥桶，坐在地頭，連抽了兩支煙。沒有悲傷，沒有欣喜，只感覺身體裡流動的氣息似乎停滯了。歷史終於在這一刻，投下了一個巨大的標點！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幫”，70年代提前三年結束了。 

這之後我更加拼命地積極工作、努力學習。這之前我的等待是無期的，等的日子是加法，而現在的等是減法。果不其然，1977年高考恢復了，沒敢報考。後看到77屆也有“黑五類”出身的被錄取，78年趕忙報考，一考即中。雖然錄取有段一波三折的折磨，但終是個人命運隨著國運走，勢不可擋。

1978年12月，我離開了我成長的搖籃——茅山頭。

（文章照片均選自網上，來源：今日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