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我受到頗為嚴格的家教，五歲起就每天練習毛筆字，雖然沒有最終掌握任何一位書法大家的真諦，但也算領悟了基本的書法知識，懂得怎樣分析字體結構，怎樣構築筆劃排布，只是寫出來的字缺少“書卷氣”。到念小學時，我的字自然就比同伴高出一截。

“文革”時期，大字報鋪天蓋地，“大批判專欄”比比皆是，少不了要用毛筆書寫。正當我在家做“逍遙派”閑得發苦之時，一位同學來找我，要我幫忙抄寫“大批判專欄”，我也就應允了。自此之後，我經常趕忙趕緊地完成一些緊急的抄寫任務，結果給逼出了不大不小的一起“絕活”——毛筆大字行書快寫。最快的記錄是，有一次，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六點，我一口氣抄寫了篇幅為16張白報紙的“大批判專欄特刊”——“中央首長重要講話”，總計約九千字，令老師和同學們嘖嘖稱奇。

1968年11月，我到江西插隊。在那個缺少文化的偏僻山村裡，絕無僅有的能寫好毛筆字的是個富農子弟，在那個講究“家庭出身”的年代裡，重要的政治活動需要的大幅標語是斷然不能交給他寫的。於是，每當有重要政治活動，寫大幅標語就成了一件令幹部們頭痛的事。上海知青的到來頓時使這個難題迎刃而解了。

下鄉伊始，正碰上當地開展“紅海洋”式的“獻忠心”活動，為了在村裡形成“革命化”的氣氛，凡是貧下中農家的大門口，一律要寫上紅底黃字的革命對聯和橫批。我們剛到時，生產隊已經派人完成了底板製作，並開始用紅色油漆漆刷對聯和橫批的底色，還挑選了大隊支部書記的兒子主筆書寫對聯。儘管他“根正苗紅”，還號稱中學畢業生，但畢竟缺乏書寫技能，爬上爬下地忙乎了一天，也寫不了幾副對聯。可是，這項“重要的政治任務”是有完成期限的，誤了期誰能擔當得起如此重大的政治責任？ 

大隊幹部找到知青的“頭兒”小徐，要求知青積極配合和支持大隊完成這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小徐是我的同學，知道我寫得一手毛筆字，當即點了我和小郭兩員“大將”。

殊不知，我的父親和祖父都被打成“牛鬼蛇神”，小郭則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要論“出身”的話，我們兩人無論如何是“黑”的，八輩子也趕不上“大隊支書的兒子”。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的身份又是從上海來的“毛主席的紅衛兵”！所以，由我們來書寫革命對聯大可放心也。因此，接受任務的第二天就投入了“戰鬥”。

當我站到梯子上，握著油畫筆，蘸飽油漆，朝垂直的牆面寫大字時，感覺是比在上海拿著排筆刷大幅標語要輕鬆自如得多了。這不僅是因為寫一行五至七字的對聯猶如小菜一碟，也不僅是因為在上海曾多次鍛煉過在牆壁上直接書寫大字標語，重要的是沒有心理壓力，不必擔心會有高手來和我一比高低，在這兒非但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而且還有小郭來為我作“襯托”。雖然他的字寫得不錯，但缺少類似於我在上海的那段經歷和鍛煉，所以效率遠不如我；然而，最最重要的還在於，不用害怕有人在我背後指指戳戳，說我是“黑幾類的子女”！

心情輕鬆了，下筆有如神。我使出了在上海練就的“功力”。每到一家門口，先站在遠處估摸一下對聯底板的長短寬窄，再爬上梯子，簡單地用粉筆在紅色底板上粗略地劃分一下間距，用不著拿著尺子和粉筆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比劃來比劃去地打格子，大大節省了時間。接著就“揮毫疾書”，眨眼之間，就完成了上聯。挪過梯子，擱到另一邊，三下五除二，把下聯也解決了。再將梯子往中間一放，爬上去寫上“中國共產黨萬歲”或“毛主席萬歲”等口號，就算是完成了橫批。前前後後，大概不到一刻鐘。

由於到山村才幾天，在上海練就的“本領”遠未生疏，經過多半天的“磨合”，就已經適應了這種工作的特點，工作效率逐漸提高。我們的工作是從村子的中心開始的，所以，一天功夫就讓村中心地帶實現了“一片紅”。我心裡明白，這還僅僅是“小試鋒芒”。即使如此，當村民們傍晚收工回到村裡，見到村中心已經實現了“一片紅”，驚訝不已，交口稱讚“吃價”、“神速”。 

這名聲後來還傳到了山外，我去公社辦事或開會時，好幾次有人來找我“救急”——寫大字標語、橫幅。至於村裡每次要寫標語口號橫幅什麼的，則非我莫屬，全由我“專業承包”了。再後來，就連部隊徵兵、大隊武裝基幹民兵的政審材料，也都由我參與整理成文並謄清歸檔。

這些活計在“工分手冊”上統稱“寫字”，可按同等勞力記取工分。與日曬雨淋、翻山越嶺地下田、爬坡的勞動相比，實在是件令人羡慕不已的“美差”了。在農活特別繁重或自己身心狀況不佳的時候，我也巴望著能再來一份這樣的“美差”，調劑調劑，掙一兩天省力的工分。

坦白地說，在最後幾年中，我也確確實實辜負過貧下中農的期望，在幹“寫字”活兒時，偷過懶，“混”了好幾次工分，居然沒有一次“豁邊”、“翻船”，這也許要“歸功”於自己的謹慎小心，或者“歸功”於“又快又好”的表像騙取了貧下中農的信任吧。

不過，這“美差”也不是毫無風險的。就拿上述寫對聯來說，工作了幾天後，就發生了一件令我心驚肉跳的意外“政治事故”。

這天晚上，我還在吃晚飯，有人跑來問我：“你今天怎麼搞的？怎麼給一戶富農家門口也寫上了對聯？”這一說，真要把我嚇得靈魂出竅了，這事如何是好？我頓時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我可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大隊支書的兒子事先挨家挨戶作好的記號行事的呀！他在每戶人家大門旁的牆上用不同的記號指示出該戶的“成分”，我就根據這記號，按不同的“成分”書寫內容不同的對聯。比如，貧農、下中農家門口都採用當時最流行的毛主席詩詞中豪邁奔放的語句，“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等等，等等。上中農家門口多半是寫“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這當中的差異是不言而喻的。作為“階級敵人”的地主、富農家門口是不刷紅色對聯的。由於事關“階級陣線分明”的大事，所以才鄭重其事地由支書的兒子事先作了區別記號，而我也深知此事的重要，因而特別小心，每到一戶人家門口，總要仔細辨明記號，寫完後還要再次“驗明正身”，嚴防出錯。所以，是不可能在我手中出紕漏的呀。

如今，不可能發生的事偏偏發生了！真令人不可思議。我在最初的一懵之後，清醒地領悟到此事必定是在哪一個環節上發生了問題。我連奔帶跑地來到“肇事地點”，一看，“成分記號”清晰可見，竟然是貧下中農成分！乖乖，整個兒顛了個個兒了，怎麼會把貧下中農的記號錯標到富農家的門口呢？

我急忙去找支書的兒子，得趕快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啊。當我氣急敗壞地跑到他面前時，他倒是一副輕鬆自在的模樣。我剛開口，他就知道了我的來意，笑眯眯地說：“別著急，我已經知道了，這事情是我出了差錯，沒你的責任，放心吧。明天找人去鏟掉就是了。”哇，好大的一場虛驚啊！我如釋重負地回到自己的宿舍，咚咚直跳的心還沒有全部平靜下來。

與筆有關的“風險”還有一事值得一記。那是1974年的9月底，國慶前夕的一天下午，我在大隊部書寫慶祝國慶25周年的標語。冷不防，一個聲音從我背後傳來：“小王，在寫標語啊？今年是民國幾年了？”我大吃一驚，什麼人如此膽大妄為，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叫大嚷“民國”？回頭一看，又嚇我一跳，這人竟然是老貧農艾奮發的妻子！我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她。她以為我沒有聽懂她的一口方言，就一板一眼地說：“我－是－問－你－哪，今－年－是－民－國－幾－年？”這一來，我更緊張了，忙向四下張望，還好，沒有別的人在場，我連忙制止她的大喉嚨，用當地對年長女性的敬稱稱呼她：“婆大，你搞錯了，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領導，今年是國慶25周年。”“什麼？不叫民國了？共和國？共產黨？才25年？不是早就三十幾年了嗎？”哎喲，我的媽，還在念叨民國哇！我趕緊打斷她的話頭：“婆大，那是早就過去的事了，千萬別亂說，別攪和在一起啊！”她見我的神色挺緊張，也就知趣地走開了。我這才松了一口氣。

真沒想到，堂堂一個貧農竟然會連共產黨、人民共和國都不知道！要是在六年前我們剛到山村那會兒，說不定會把這事兒當成“階級鬥爭新動向”向大隊“革委會”彙報呢。不過，經過了山村六年的“再教育”，“階級鬥爭”的“嗅覺”反而大大麻木了，不說別的，就說剛才那個“婆大”，雖說她家是貧農成分，實際上，只是在解放前幾年的一次賭博中輸光了全部家產，才在劃定“階級成分”時成為“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軍”的。諸如此類的“內幕”還真不少，這可大大模糊了我們頭腦中原先清晰的“階級界限”。從舊社會過來的“婆大”目不識丁，年近花甲，在這幾乎與世隔絕的山村裡生活了一輩子，又哪能弄得明白政治上的風雲變幻呢？

再說，六年前我們知青剛來的頭幾天，還沒有自己“開伙倉”，由生產隊安排到貧下中農家吃“供飯”，我就是在奮發“老大”（當地對年長男性的敬稱）家就餐的。他家只有“老大”和“婆大”這老兩口，膝下無子無女。年過五十，體弱多病，加上“老大”在“文革”期間的一次宗族械鬥中被人用扁擔打歪了脖子，更難以參加繁重的大田勞作，一直由生產隊照顧安排在倉庫當保管員，掙不了高工分。所以這兩個相依為命的老人生活得相當拮据。

可是，當他們接到通知“供”上海知青“飯”時，他倆還是盡其所能，拿出最好的東西來招待我們。直到我們自開伙倉後，“老大”和“婆大”還不時來關心我們的飲食冷暖……。想到這一切，還能去“舉報”嗎？“階級鬥爭”這根弦未必就該老繃得那麼緊吧？不過在那個年月，我還是得把這件“非同小可”的事嚴嚴實實地密封在自己心底。

許多年過去了，我這支筆早已離開了山村，也用不著再塗抹大幅政治口號了，又聽說那位“老大”和“婆大”已經先後謝世。只是每當我見到國慶標語時，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往事來。

【文章、照片選自網上，來源：北京知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