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在柏林時的知心朋友，就是喬冠華。在上大學時他們並不很熟悉，但他常常看到喬冠華腋下夾一冊又大又厚的德文版《黑格爾全集》，昂首闊步，旁若無人，徜徉於清華園中。到了柏林他們天天在一起，幾乎形影不離。那位“馬大哈”敦福堂，則從此在他們的視線中消失了。他們兩人在清華大學學的德語都用不上，口語基本上就沒學。在柏林季羨林按照規定到德國學術交換處報到，一個女秘書含笑對他說了一句德語：“長途旅行呀！”季羨林睖睖睜睜，竟然沒有聽出來。其實比季羨林晚幾年，1938年去德國讀理工的張維，也是張不開口。張維回憶說：“初抵柏林時，我的德語是初級階段，對歌德體的花體草寫字（即手寫花體字）很不習慣，鬧過不少笑話。為了省錢，我和士嘉（張維夫人）去圖書館看書經常啃麵包，晚上自己做飯或去中國小飯館。有一回我們想開開洋葷，便到一家德國飯館吃午飯。飯館的菜單是手寫的花體字。我初學德語，很想練練說話，也沒跟士嘉商量，就捧著菜單對女招待說我要‘Kinderfleisch’（小孩肉）。女招待笑眯眯地說：‘我們這裏不賣Kinderfleisch’。我再一看菜單，原來上面寫的是Rinderfleisch（小牛肉）。我因不識花體字，分不清R和K，竟然把花體的R看成K，將‘小牛肉’就說成了‘小孩肉’，這一道嚇人的菜令四座的顧客哈哈大笑。弄得我面紅耳赤，好不尷尬。”為了彌補德文，張維他們組織了“德文夜”（Deutschabend）。每星期六晚7點到10點在一個住處聚會。參加者有十來個中國同學和幾位德國男女學生。每次有一個主題，大家各抒己見，但只許說德文。通過這樣的方式提高德語的水準。這可見當時國內德語教學的品質相當低。
因此季羨林和喬冠華他們必須補習德語，喬冠華攻讀哲學，自然也要強化口語訓練。這樣老是住公寓就成了問題，清華大學的另一位老同學汪殿華，給季羨林在魏瑪大街找到一處猶太人出租的房子。柏林遠東協會的林德和羅哈爾，幫他們參加了柏林大學外國留學生德語班最高班。從此他們成了柏林大學的學生，每天乘城內火車去柏林大學上課。德語教授赫姆是季羨林很佩服的，他認為自己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好的外語教員。他發音之清晰，講解之透徹，簡直達到了神妙的程度。他是第一次聽德語講課，然而沒有一句聽不懂的。上課時，他和喬冠華也一直在一起。上課之外，吃飯、訪友、逛動物園，他們也總是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都是書呆子，喜歡書，念念不忘逛舊書肆，去買了不少好書。季羨林特別喜歡與他交談，談得很投機。有時候在他那裏一談就談到半夜，幾次就睡在他那裏。

有一次，季羨林和喬冠華到柏林的一家中國餐館去吃飯。這家餐館與周圍的環境極不協調。進了門，餐館裏的嘈雜聲響成一片，有高聲說話的聲音，有呼嚕呼嚕喝湯的聲音，有呱唧呱唧吃飯的聲音，有杯盤碰撞的聲音。季羨林一下子覺得仿佛又回到了中國。歐洲人吃飯非常文明，異常安靜，喝湯不出聲，吃飯更不能呱嗒嘴，那是大忌。這家中國餐館裏面的吃客大多是紈絝子弟，竟然把國內的那一套全都帶到德國來了。他們兩人非常不適應，以後再也沒有到這個餐館吃飯，總是離那些紈絝子弟遠遠的。

德語強化訓練結束以後，季羨林就和喬冠華各奔東西了。在分手以前，清華大學的學長樂森璕正好從哥廷根到柏林辦事，他給季羨林介紹了哥廷根的情況，使他對哥廷根有了一個基本的瞭解。於是季羨林便到了哥廷根。喬冠華選了設在德國南部一座小城的杜賓根大學，選的專業是中國學，很快他就寫出了一篇關於莊子哲學的博士論文。喬冠華想提前回國，他也不管及格不及格，便從學校到了巴黎，從巴黎乘一艘郵船回國。他的博士論文缺席通過答辯和評審，取得博士學位，只是博士學位證書未能及時寄到。他獲取博士學位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1938年2月他就回到香港了。這說明在非常嚴格的德國，選中國學的博士學位作為攻讀方向，中國學生還是比較容易拿到的。喬冠華回國後，金嶽霖曾寫信請他去西南聯合大學教書，但喬冠華卻作別學者生涯，以筆為旗，鞭撻法西斯專制，與清華大學哲學系同學胡喬木並稱“南北兩喬”。

後來季羨林在北京大學當系主任時，請喬冠華到學校做過報告。

4、“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

季羨林在1935年夏天辦好出國手續等著辦簽證的時候，在清華大學招待所住了幾天。同屋住的一個老清華大學畢業生，聽說季羨林要去德國留學，極力勸他到德國去學保險，學成之後回國有了鐵飯碗，就永遠不用愁了。但是他絲毫沒有動心，他覺得自己從來不是搞經濟的料，雖然到德國學什麼還不能確定，但肯定不是學保險。到了柏林，他才知道自己在清華大學學的德語根本無法張口。當時上課用的是英語，而課外也不說德語。在這裏完全不能說，也聽不懂別人說。德國當局只得給這些學了德語卻不會說德語的人補課，對他們進行強化訓練。這等於給了季羨林他們一個下馬威。僅這一點，就使季羨林就對柏林沒有好感，他的自尊心好像受到了傷害。這樣，季羨林在柏林待了幾個月。在這裏接觸的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他發現他們中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但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官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這些高級“衙內”看不起季羨林，季羨林更藐視這一群行屍走肉的傢伙，羞於與他們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無論如何，他對柏林沒有一點好印象。到了深秋，強化訓練一結束，他就打算離開柏林，但到哪里去呢？德國學術交換處的女秘書打算把他派到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大學去，那裏是大哲學家康德任教過的地方，知名度很高。季羨林嫌那裏過於偏僻，表示不願意去。後來就改派到了小城卻是科學名城的哥廷根。從此以後，他在這裏一住就是10年，沒有離開過。這時，季羨林想起了吳宓的一句詩：“世事紛紜果造因，錯疑微似便成真。”他覺得這詩真有見地，是參透了人生真諦而吟出來的。如果真到哥尼斯堡大學，季羨林就不是今天的這個樣子了，是什麼樣子他自己也不可能知道。

德國給季羨林的助學金是每月120馬克。房租約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除此外手中就幾乎再沒有余錢。同官費學生一個月800馬克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季羨林在德國住了那麼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遊，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想多念一點書。他不遠萬裏而來，是想學習的。可學習什麼呢？最初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有一個決心是他早就下了的，那就是決不學與中國學沾邊的學問。在選擇的彷徨中，他第一學期選了希臘文，看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但在這方面，他考慮自己無法同德國學生競爭，他們在中學裏已經學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他心裏更加彷徨猶豫，不知學什麼專業是好。

到了1936年春季始業的那一學期報到時，季羨林的眼前突然一亮，他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他簡直是狂喜不止。在清華大學時，受陳寅恪講課的影響，他就有志於梵學。但在當時，陳寅恪沒有開梵文課，中國也沒有人開梵文課，只有學的心，沒有教的人，那時無法實現這個心願。現在他竟於無意中能夠有機會專修，焉能不狂喜呢？於是他立即選了梵文課。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季羨林的主系是印度學的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他選定了方向，從此走上了正規學習的道路。

梵文是季羨林的主系，必須全力以赴。梵文教授是瓦爾德施米特，他是柏林大學梵學大師海因裏希·呂德斯的高足，季羨林在清華大學的老師陳寅恪與他是同學，他們出自同一門下，經常有書信聯繫。他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殘卷的專家，雖然年紀輕輕的，但在梵學界已頗有名聲。他還懂漢語和藏語，這對於他的研究工作來說，簡直是如虎添翼。他對學生要求極嚴，一位女學生把自己的博士論文交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在地下，憤怒地說：“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從此，這位小姐就從哥廷根消失了。後來季羨林說過：“在古今中外的學人中，我最服膺，影響我最深的，在中國是陳寅恪，在德國是呂德斯。後者也是考據聖手。什麼問題一到他手中，便能鞭辟入裏，如剝春筍，層層剝來，終至核心，所得結論令人信服。我讀他那些枯燥至極的考據文章，如讀小說，成了最高的享受。”［3］季羨林：《季羨林文集》（第14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頁。

季羨林萬萬沒有想到，第一堂課上卻只有他一個學生。瓦爾德施米特看上去非常年輕，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一些。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有一張孩子似的臉。1935年，他剛剛在哥廷根大學拿到一個教授職稱，接替退休教授西克的梵文講座。一般來說，德國教授都有教授架子，就憑瓦爾德施米特的這個資格，似乎更應該有教授架子，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卻沒有一點架子。相反，因為季羨林是他升正職以來收的第一個梵文學生，因此他對季羨林似乎還有感激之情。瓦爾德施米特授課雖然面對的只有一個學生，而且還是一個中國學生，但講課卻沒有任何懈怠之意。他教季羨林念了念字母，這種字母非常啰唆，決不像英語字母那樣簡明。季羨林雖然是第一次接觸這種稀奇古怪的字母，但因為教授傳授得認真，所以他覺得非常舒服，沒有感到有多大的壓力。他滿以為有了這樣一個好的開始，會一直舒服地學下去的。

在第二堂課上，季羨林卻當頭挨了一棒。瓦爾德施米特對梵文非常複雜的連聲規律根本不加講解，教科書上的陽性變化規律也不講，一下子就讀起書後的練習來。這些練習是在印度已死去的文字，脫離現代語言實際，理解起來非常不易。就是這樣的一些練習上的句子，瓦爾德施米特讓季羨林自己讀。字母本來就有些面生可疑，咬不准念什麼，語法概念更是一點也沒有，所以讀得結結巴巴，翻譯得莫名其妙。這把季羨林急得頭上冒汗，心中直冒火。為了對付這些練習，他不得不拼命預習。一句只有五六個字的練習，要查連聲，查語法，忙到一兩個小時。上兩個小時的課，就要用一兩天的時間來預習。這種講課方法，季羨林後來逐漸適應了，並且慢慢從中嘗到了甜頭。瓦爾德施米特的教學方法也同樣是德國式的。他為學生選用了施滕茨勒的教科書，這是一本非常優秀的教科書，篇幅雖然不多，但卻應有盡有。梵文語法以艱深複雜著稱，有一些語法規則簡直煩瑣古怪到令人吃驚的地步。這些東西當然不是哪一個人硬制定出來的，而是在歷史發展中自然形成的，利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都能解釋得通。施滕茨勒在薄薄的一本語法書中把這些古怪的語法規則的主要組成部分收容進來，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做好的工作。這一本書前一部分是語法，後一部分是練習。練習上面都注明了相應的語法章節。做練習時先要自己讀那些語法，教授並不講解，一上課就翻譯那些練習。

第二學期開始念《摩訶婆羅多》第三篇中的著名神話《那羅傳》，以後又讀《雲使》，都是直接讀原著。歐美許多大學都是用這種方式。到了高年級，梵文課就改稱Seminar，由教授選一部原著，學生課下準備，一上課就翻譯。新疆出土的古代佛典殘卷，也是在Seminar中讀的。這種Seminar看似平淡無奇，實際是訓練學生做研究工作的一個最好方式。比如，讀古代佛典殘卷時就學習了怎樣來處理那些斷簡殘篇，怎樣整理，怎樣闡釋，連使用的符號都能學到。至於巴利文，雖然是一門獨立的課程，但教授根本不講，連最基本的語法也不講。老師只選一部巴利文的佛經，比如《法句經》之類，一上課就念原書，其餘的語法問題、梵巴音變規律、辭彙問題，都由學生自己去解決。

第一年的梵文課，按當時設定的正式課程名稱，是為初學者開設的梵文。每週上兩次，每次兩小時。第一學期大約上20周課，梵文上課時間是80小時。瓦爾德施米特教完了全部梵文語法，而且還教念了幾百句練習。德國的外語教學方法，被季羨林稱為“典型德國式”的。這種教學方法開始於19世紀，當時的德國語言學家埃瓦爾德說過這樣一句話：“拿游泳來打個比方，我教外語就是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們推下水去。如果他們淹不死，游泳就學會了。”瓦爾德施米特就使用了這種方法。就這樣，在瓦爾德施米特這裏，季羨林學到了一種學習外語的好方法：直接讀高水準的梵文原著，就像學游泳一樣，一下子被教練推下水，教練並不管，讓你在水中自己掙扎，只要不淹死就能夠學會游泳。後來，季羨林把這套方法在自己的教學實踐中應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最初的一段時間，季羨林經常被邀請到教授家裏吃晚飯。每次吃飯，教授的獨生子都在座。有一次教授和他的兒子開玩笑說：“家裏有一個中國客人，你明天到學校去又可以張揚吹噓一番了。”可是不久，戰爭開始了，他的兒子被征從軍，在一個冬天裏，戰死在北歐的戰場上。他忍受著喪子的巨大悲痛，沒有對季羨林說什麼。